(西藏之声2017年6月12日报道)达赖喇嘛尊者昨启程赴美访问，此行将出席UCSD大学毕业典礼。早前该校中国学生组织曾对校方的决定提出抗议，而中国民运人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则投书美媒，反驳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种诋毁，并且鼓励中国留学生应欢迎达赖喇嘛，而不是学舌中共的歪曲宣传。

达赖喇嘛尊者昨天（6月11日）从达兰萨拉启程赴美，将于17日出席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早前该校公布这一消息后，由中共大使馆操控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带领部分学生发起抗议，但校方坚持不会改变邀请尊者的计划。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于近日投书《圣地亚哥时报》（Times of San Diego），呼吁中国学生应该欢迎达赖喇嘛，而不是鹦鹉学舌般的重复中共的宣传。

杨建利在文章中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西藏一户普通家庭的牛棚，如今是世界上最受欢迎与追捧的领袖之一。

中国学生不满校方邀请尊者出席毕业典礼，杨建利则表示自己作为中国汉人，为这些中国学生的反应而感到非常困扰。他阐明：令他困扰的不是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在毫不犹豫地重复中共政府的观点。“不像中国，美国的大学有着表达自由，以及自由的信息，这些中国学生似乎没有好好利用这些自由，未能跳出在中国时被灌输的宣传，也未能以自己的观点去评断达赖喇嘛对人类的贡献。”

进行抗议的中国留学生称，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份子、意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指达赖喇嘛的名字与西藏过去的农奴制分不开关系，并且非常不适合代表高等学府的“为人类服务”宗旨。同时，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流学生认为自己同家人都未受到校方的尊敬。

杨建利在文章中进行了反驳：首先，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指称不实，他并非一个分裂份子。“我认识他已有20多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面，都目睹到他对人类的无限慈悲。达赖喇嘛坚决反对暴力与分离主义，并且持续示出与北京政府诚心协商的态度，甚至在中国政府残酷对待藏人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很久之间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并且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这一政策是寻求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下，让西藏获得真实的自治。”

文章继续指出：许多国际学者都不认同西藏在中国入侵前是所谓“奴隶制”社会的宣称。毫无疑问，西藏历史是复杂的，而且传统西藏社会存在其问题。但是，许多学者相信使用“农奴”与“奴隶”字眼来形容当时的西藏，其实是误导。被中国侵占前的西藏社会结构，被中国妖魔化为“落后封建社会”或者“万恶的农奴制”，杨建利博士指出，此类描绘是中共为占据道德高地，来正义化自己对西藏的非法侵占。

杨建利也介绍达赖喇嘛早有在西藏社会推行改革的意愿，并在继任权利后立刻着手，恰恰是因为中共于1959年的武力侵占，使得改革停止。达赖喇嘛的改革，则随着藏人的流亡，而在印度推行开来，包括民主化流亡社区。2011年，达赖喇嘛完全卸下政治权力，移交给流亡藏人民选的政治领导人。

此外，达赖喇嘛以和平与自由倡导者的身份，而在全球受到仰慕，因其对人类的杰出贡献而于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也一直在为创建更加人性化、更加和平的社会，而努力付出，作者认为，这些都可证明，达赖喇嘛非常适合代表大学所要传达的讯息——即“为人类服务”。

文章还指出，美国高等学府在极力成为观点与辩论的平台，并助师生能够接触更加宽广的观点。美国大学与其它学术机构邀请过中国现任与前任领导人来校发表演说。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对中国及中国公民表示不敬，因此，对加大圣地亚克分校的中国学生，同样也无不敬一说。

杨建利博士强调，中国留学生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实际上他还乐于见到中国学生们行使由宪法所赋予的表达与结社自由，这些在中国所无法享受到的自由。“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抗议不具独创性与思想的自由，他们只是在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中国政府的说辞观点。”

他鼓励该校的中国学生，应该完整利用他们的自由权利，以开放的心胸来接受新观念思想。“不要被那些在中国所灌输的思想所束缚，而是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文末，杨建利博士呼吁说：所有学生，不论拥有何种文化与政治背景，都应该欢迎达赖喇嘛。他的演讲必将发人深省，促使所有人去提升和平、追求快乐、诚实守信，并且提醒大家，所有人都是互相依靠、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汉人与藏人。

（来源：西藏之声网）

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例如唯色最初就是因为在一本散文集中描述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便遭受种种整肃，最终被她当时所在的西藏文联剥夺了工作和收入；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随后又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禁止了在整个中国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其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当局对唯色的惩罚是一种杀一儆百。

我曾经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的反抗，长期不能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能够脱离体制而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西藏实施的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只要文化人不敢脱离体制，当然也就不能批判与反抗体制。中国当局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就是利用体制控制文化人，压制对民族真实感受的诉说，只允许鹦鹉学舌地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秦伟平（问）：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尊者达赖喇嘛，我有缘跟他见过四次面，去年我有幸对尊者进行了一个四十五分钟的视频专访。那么在您的自媒体里面，您说跟尊者达赖喇嘛也见过几次面，我想请教一下，您对尊者达赖喇嘛有怎么样的一个印象；您认为在有生之年尊者能够返回西藏吗？谢谢您!

郭文贵（答）：谢谢伟平先生，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我和你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对尊者有任何的评价，我们必须要绝对的尊敬。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他和我现在的情况还有很多推友们关注的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就说几句。

我是受副部长马建先生所托，他代表国家，这不是个人行为，代表最高领导人。由于我和美国和欧洲其他的各方面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多年来支持尊者的人，通过他们，我们就约见，见面。当时就是见面，见面以后第一印象，尊者和我想像的是完全一样的。尊者人特别的平和，而且没有咱们宗教界那些所谓的装神弄鬼，非常朴实；而且尊者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当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宗教与科学，佛教与科学，佛教与自然，宗教与自然，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当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境界，比如说我们人，人就是一副皮囊，面对着吃喝拉撒睡，生死病老，那么和我们的来世，也就是说精神世界，我们未知的境界，事实上宗教就是给了你对未知境界的一个标准。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物理世界，即有为的世界，有为的世界和未知是不矛盾的。宗教是解决了有为世界的问题，同时给了你现实世界很多不知道的问题的一个标准，一个答复。如果更深理解，他是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你很多未知的问题。尊者非常热心地讲解这些问题，是很了不起的。他已经把宗教—佛教和现代社会彻底结合。

我见面的时候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摸顶，不要给我哈达，你先回答我有没有超自然能力。如果你有超自然能力，我起来我就走了。因为你要有超自然力，几十年了，那你直接你就飞回西藏不就可以了吗？或者有影响你回西藏的因素，你发发力不就把他给灭了吗?你肯定没这个能力，包括那些自焚的人，你可以让他不自焚啊。他能听你的吗？他为你自焚，他不一定因为你不自焚。尊者说这个观点很好。所以我说有人说你是自焚的操作者，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没这个能力，同时你也没这个超自然能力。那就是说佛教是没有超自然能力的。你还需要照常吃饭，你敢一星期不吃，一个月不吃，你肯定饿死。而且你刀枪不入吗?我现在就扎你两下子。他肯定不是，尊者就笑。尊者是很幽默的，算是一见如故吧。尊者对我非常欣赏，他马上就让旁边的人离开了，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我认为很荣幸的真实对话。

所以我认为尊者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领袖，一个达赖喇嘛，也不是要简单的诉求解决西藏的问题。国内的某些极端宗教人士例如朱维群竟然骂尊者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于极端人士对他的攻击，我很惊讶尊者很平和，这就是佛教力量。他真正解除了傲慢，而且不跟任何人结怨，这是很了不起的。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真有爱心，他当然爱西藏，爱全世界人民。已经不是简单地土地，领域，尊称为尊者的一个佛教领袖，他已经跨越这个境界了。我看到什么呢？尊者和大陆之间巨大的理解的差距，据说他的哥哥是在香港居住的，现在联系比较少了。那么包括他本人听到的看到的绝大多数信息还是来自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或者来自西藏对他朝拜的人，这些信息不一定很准确的。反过来更夸张的事情，我在见尊者之前，因为我的知识有限，我补习了一下关于西藏的各种历史，包括去西藏住了十几天，我好好的进行了学习。跟尊者见面以后，我发现所有官员给我传达的信息，那不仅仅是错误的，那是极端错误的。而这些信息就影响了中央领导和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决策。见到尊者本人以后，更加让我惊讶的事情是，他所了解的国内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假的，是错误的。所以这中国政府和尊者两方面极端的错误和极端的假信息，让我很惊讶。

后来我跟尊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有三点。第一、中国政府和尊者之间不是有一个空间，也不是有一个距离，是有着无法用简单的政治或者哪种形式能解决的一个壕沟，就是理解上的错误。当时涉及到最核心的三个问题，一是大藏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如果接受大藏区，那么事情大了去了，中国政府跟尊者理解的大藏区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尊者转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以及西藏专家所说的跟尊者所说的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尊者回国的问题，尊者的说法和要求及国内的说法和要求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通过政府官员跟我说的话及尊者说的话，两者之间太难愈合了。我个人觉得尊者是完全有希望回去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契机有三个大方面。第一、习主席他本人对宗教的理解和所有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本人内心是很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本人对佛教的理解受家庭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中国现在经济发达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今天在假食品，假医疗，环境污染，人心污染，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宗教。这就是习主席在联合国世界组织大会上讲，宗教将在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走向和文化复兴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精神建设所需要的。第三，尊者在世界上有上亿的信徒，信众，他对中国走向世界，国家是否有胸怀和世界真正的接轨，真正的尊重我们国家，让世界怎么理解中国，怎么看中国，我认为是到了像习主席这样一个政治家应该做出一个正确的伟大的决定的时候，而且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和未来是非常关键的。以上的三个原因，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最佳的时候，也是我认为应该是一切走到极端以后应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同时我认为我跟尊者见面，我已经传达了关于尊者各方面最准确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尊者是完全有希望回到中国的，不但回去，而且不会有政治上的麻烦，为中国带来祥和带来对人心上的污染的净化，同时让中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尊重，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伟平。

（备注：文字记录根据2017年5月4日秦伟平专访郭文贵直播视频整理）
来源：《纵览中国》

邓小平时代，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是发展经济，给藏人利益。西藏花钱几乎全来源北京。北京给的钱按西藏自治区人口数平均计算，高于中国很多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负责施工。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西藏的农牧民最早实行免收农牧税。今日西藏到处可以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方便舒适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普遍心向的是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喇嘛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喇嘛。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

北京发现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会不断加强。这使北京进退两难。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达赖喇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喇嘛被宣布为敌人。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西藏当局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引起了广泛的反抗。当局随即开展对寺庙的“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不被当局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喇嘛；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对此的说法是：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这些。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还不如没有。

西藏现在表面是稳定的，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然而却是更加说明人心的背离。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普通话网）

1）几十年来，藏人坚持非暴力、坚持中间路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这是否说明藏人的努力是徒劳的呢？

答：藏人的努力绝不是徒劳的。坚持非暴力，坚持中间路线，不但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

当年波兰人搞团结工会运动，就有西方人问：你们为什么用非暴力？米奇尼克回答：“我们没有枪。”所以说，坚持非暴力，不只是因为非暴力在道义上更好更纯净，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枪。

达赖喇嘛说，有次他会见一个激进藏人，对他说：现在我们假设决定用武力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我们首先要有枪，还要有弹药，几支枪是不够的，要几千支，但谁会卖给我们呢？印度？美国？好像没有人会卖军火给我们；那时候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那里也许会买到前苏联的军火。枪的来源有了，但钱从哪里来呢？上述那些国家不会给的。就算有了钱也买好了枪，但如何运进中国呢？通过哪个国家边境运进去呢？没有国家会同意的。过去CIA帮我们空投过，但那是过去了，现在决不会了。所以说，用武力是无法解决我们问题的。

达赖喇嘛还指出，有不少欧美人士明白无误地对他说过，如果藏人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他们就不会再支持藏人了。

中间路线具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中间路线保障了藏人的基本权益，而且是互利的，对藏人和对中国都有利。第二，中间路线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是务实的。

中间路线是务实的，可行的；如果改成要求独立，那很可能会导致藏人在国际上活动空间的萎缩。现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见面，访问德国，和德国总理见面，中共当局抗议，指责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西方政府首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达赖喇嘛不是分裂分子，达赖喇嘛是主张真正自治，他们还可以反过来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对话、认真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藏人放弃中间道路了，改成主张独立了，而西方各国政府都是承认北京政府的，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那么他们还方便和达赖喇嘛会见吗？另外，中间路线也更容易赢得广大汉人的赞同。

2）迄今为止，藏人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果？

答：自1959年达赖喇嘛率众出走拉萨，流亡印度，至今已经58年了。换成其他的流亡群体，人恐怕早就散了，声音恐怕也早就听不见了。可是藏人不但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同情、理解与支持。近些年来，由于专制中国的崛起和压迫的强化，汉人的抗争－－包括海外民运－－在萎缩，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在降低。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藏人的抗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规模和声势，尤其难能可贵。面对巨大的逆流，我们不能指望抵抗者取得多少进展，能够屹立不退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3）在藏人的抗争中，达赖喇嘛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答：达赖喇嘛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达赖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是藏人无可争议的象征。世俗的流亡群体，虽然精英荟萃，由于其世俗性，却难以产生这样无可争议的象征。

达赖喇嘛既能以宗教领袖的名义频繁会见各国政要及文化领袖，又能以精神导师的名义吸引成千上万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民众。作为西藏的象征，人们从达赖喇嘛身上看到了西藏。五十多年的流亡，成全了达赖喇嘛，使之成为世纪性的人物，使得藏传佛教走向世界，并使得西藏问题成为国际性的问题。

一般的流亡者最担心自己被本土的人民所淡忘，不管你原来在本土多有名多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更由于专制当局的刻意封锁，你的影响力都可能日趋衰落。达赖喇嘛则不然。既然有如此众多的藏人依然尊重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同达赖喇嘛。尽管现今西藏境内的藏人，大部分都是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才出生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达赖喇嘛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2006年1月，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小镇举办的一场法会上，用感性的语言呼吁藏人不要再穿戴和买卖动物毛皮。在场的藏人当即立誓，境内更有成千上万的藏人闻风而动，将价值不菲的皮毛制品付之一炬。有中共官员私下惊呼：“我们严厉的法规和打击行动，还顶不上达赖喇嘛的一句话。”达赖喇嘛对藏人有多大的感召力，这便是一个证据。

国王失去了王国，就不再是国王，然而达赖喇嘛永远是达赖喇嘛。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达赖喇嘛。专制政权对流亡者的一贯策略是，故意无视他们的存在，绝不肯和流亡者的代表人物坐到一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和流亡者的任何公开接触都是在增加流亡者的政治分量。但是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好几次公开地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是代表流亡政府，所谈的问题是西藏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对外否认他们是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会谈，也否认谈的是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只说他们是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谈，谈的只是达赖喇嘛的回国问题。这就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可以不承认流亡政府，不承认有所谓西藏问题，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达赖喇嘛就是达赖喇嘛；而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总归是不正常的。

2013年6月，香港的《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靳薇教授主张当局和达赖喇嘛谈判。靳薇教授说，根据她在西藏历次考察所知，普通民众说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话是：“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我们知道，在高压维稳下的藏区，说共产党不好是有风险的，说达赖喇嘛好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这句话的前一半很可能有水分，后一半则是实打实。中共当局总是夸耀它在藏区的经济建设上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使藏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改善，以此证明它的政策有多么成功，藏人过得有多么幸福，但是靳薇教授告诉人们：“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物质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给予的财富和帮助再多，也不可能抹杀达赖喇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不可能改变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依赖。”

达赖喇嘛宣布退出政治，就是鼓励流亡藏人独立自立，不再依赖于达赖喇嘛，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局面；同时也是促进国际社会学会和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打交道。简而言之，达赖喇嘛完成了只有达赖喇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后又留下了一个没有达赖喇嘛也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事业。

4）中国人民的思想改变会导致中国政府改变它的西藏政策吗？

答：在现阶段，赢得中国人民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尚不足以改变中国专制政府的政策，但是从长远来看则是一定能的。在中共一党专制下，藏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治。唯有中国实现了民主转型，臧人也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治。

5）今天，中国的自由派遭到严厉打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自由主义似乎也在退潮。在这种形势下，藏人的抗争还有意义吗？

答：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主要原因就是专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二十几年前，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自由民主的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然而，二十几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严重的问题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而是变得比以前更专制更蛮横，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问题，它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威胁。我们希望，自由世界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这一关系人类命运的挑战。

6）有些西方人对藏人抗争的前景很不乐观，毕竟，在中国，汉人有13亿，藏人的声音犹如沧海一粟，太微弱了。

答：不，藏人的主张是可以赢得汉人的赞同的。其实，中国人是很容易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

从历史上看，当中原政府很强大的时候，它常常把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也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但一般来说，中原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满足于统而不治，只要你臣服纳贡即可；中原政府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也就是允许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程度不等的自治。说到纳贡，其实往往是中原政府倒贴（“厚往薄来”）。为什么要倒贴？因为要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因为中原政府知道让别人放弃独立别人是不爽的。要让人家放弃得心甘情愿，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归属你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以清帝国为例，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事实独立，起码也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

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会见江泽民，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沈君山说：“西藏倒是应该行一国两制”。江泽民回答道：“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可见，就连江泽民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也都很清楚，西藏是应该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只不过因为“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西藏搞了“民主改革”、“平叛”等等，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因此“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如果让藏人自治，共产党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这才是中共拒绝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最根本的原因。

据我所知，有不少汉人不肯接受西藏独立，但是对西藏实行高度自治都能够接受。主张联邦制的《零八宪章》能够赢得大多数汉人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认同，就是明证。

7）达赖喇嘛曾经两次在推特上和中国的年轻人交流，也曾和中国的律师们交流。对此，中国的年轻人有何种反馈？

答：据我所知，那些参加了推特上交流的汉人，或者是以其他方式了解到藏人主张的汉人，大部分人的反馈都是正面的。眼下的困难在于，大部分汉人对西藏问题不关心，其中不少人是不敢关心。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去倾听达赖喇嘛的讲话以及和藏人交流，会招致中国政府的反感，因而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8）汉藏交流会促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吗？

答：毫无疑问，汉藏交流对于促进中国成为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很多向往开放与宽容的中国人担心，一旦中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可能会导致动乱和分裂，而藏人的中间路线则有助于打消他们的这种顾虑。

9）川普总统在对华关系上更强调贸易和就业，而不大强调人权与民主，这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

答：我认为，川普的对华政策不重视人权问题是一个大缺陷。且不说人权问题本身的意义，即便单从贸易的角度看，人权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要打好贸易战，必须打出人权牌。

正如中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所谓中国奇迹，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正是凭着低人权优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它造成了连美国都难以匹敌的竞争力，好资本主义比不过坏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依然能保持它的低人权优势，那么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比美国更强的经济竞争力，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虽然川普的口号是“美国第一”，但是很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不错，在现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胜过中国。美中之间打贸易战，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但是中国的承受力更强。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可以把内部的不满与异议强力打压下去；而美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川普的若干措施在短期内不能见效还招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美国人就可以用这种那种方式投下反对票，使得这些措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因此，美国打贸易战，未必能打出预期的规模和预期的效果，但要是打出人权牌，情况就不一样了。

打出人权牌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只打贸易战，中共当局很容易给美国扣上“亡我之心不死”、“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罪名，在国内煽动起所谓爱国主义和反美情绪帮自己解困；如果你还打出人权牌，突显出你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权利、尤其是为了中国的劳工和底层民众的利益，中共当局就很难做文章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只有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才能使得崛起的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威胁。

10）你认为川普总统的这种外交政策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吗？

答：除非川普重视人权问题，否则，川普的对华政策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11）“藏漂”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看待西藏？“藏漂”究竟是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短暂的流行时尚，还是一种可能长期持续的现象？

答：“藏漂”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有“西藏情结”的人：他们喜欢西藏的自然环境和纯朴民风——在西藏，他们可以放下在内地生活的那些沉重的紧张和焦虑，使心灵得到宁静。另一种则怀有宗教或类似宗教的追求，他们到西藏有如朝圣。这两种人对西藏都很有好感，他们希望西藏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未来，这两种藏漂都不会消逝，而会继续下去。还有一种藏漂，是有专业技能的人，他们到西藏主要是为赚钱，通常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到内地。

12）有一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藏传佛教很有兴趣，你认为这会有助于他们以更加正面的态度看待西藏吗？

答：当然。那些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必定对西藏的文化、对藏人更有好感，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常常会比别人更同情藏人的主张。

（《中国人权双月刊》第205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