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5月23日，中国国营的新华社刊发了纪念“十七条协议”签订 70周年的专题报道，该协议导致西藏被中国控制。

一篇题为《和平解放70年西藏取得全方位进步》(Tibet makes great strides in 70 years after peaceful liberation)的英语文章声称，自1951年以来，“西藏人民永远挣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枷锁。”

报道进一步声称，1959年3月，“民主改革在西藏开始进行，封建农奴制终被废除。”

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说法是错误的。 《新华社》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词语仿照“十七条协议”的措辞，该协议实际上是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

尽管西藏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备受争议，但其1911年至1951年的独立地位直到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时才戛然而止。

在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撰写的《西藏现代史(第二卷)暴风雨之前的平静：1951-1955年》（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一书中，引述西藏首席代表夏格巴·旺秋德丹(Tsepon WD Shakabpa) 1950年9月15日在新德里一次会晤中对中国驻印度大使说，： “没有必要将西藏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因为西藏没有英国、美国或国民党帝国主义分子，而且西藏是在达赖喇嘛的治理和保护之下（没有任何外国势力）。”

据戈尔斯坦所写，中国大使袁忠贤说，如果西藏不接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将其国防、对外事务和贸易政策交给北京，人民解放军将以军事手段 “解放”西藏。

西藏政府没有接受北京的要求。

次月，估计有40,000名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并于10月19日占领了边境城镇昌都。库日茗（S.L. Kuzmin）在《被隐藏的西藏：独立古老王国与被占领的历史轨迹》（Hidden Tibet,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Occupation）中写道，在占领昌都的行动中，有5738名藏人被杀、受伤或被俘。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相矛盾地称：“昌都战役的胜利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王家伟（Jiawei Wang）和尼玛坚赞 (Gyaincain Nyima)在《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中写道，中国为自己是解放而不是侵略西藏的说法找到理由，声称1974年的一项联合国决议将侵略定义为“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所以，中国不可能侵略了西藏，因为北京不认为它是另一个国家。

北京利用其1950年的军事胜利将藏人逼上谈判桌，于是西藏签署了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

1950年成为西藏统治者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流亡前同样表示，西藏 “在武力胁迫下” 被迫签署了这一协议。

协议的第一条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尽管十四世达赖喇嘛指出当时在西藏的外国人很少，而且那里唯一的敌对军事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藏人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5月2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当时如果不签署这个协议，另一选项就是“在西藏其余地区立即开展军事行动”。

一些西方学者同意，“十七条协议”是在“武力威胁”或“胁迫”下签署的，由此依据国际法该协议无效。

根据藏人流亡政府的报告，1952年，时任西藏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Lukhangwa Tsewang Rabten)告诉中国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不接受这个协议”。

西藏独立倡导人士坚持认为，中国违反了该协议中的许多规定，包括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藏人游击队与解放军随后发生武装冲突，最终引爆1959年的西藏起义。据一些估计，有87,000名藏人在这次失败的反抗中丧失，不过中国否认这一数字。

中国学者阎浩(音译，Yan Hao)曾说，西藏流亡政府1976年的一份声明将死亡人数定为5,000至10,000。

1959年3月10日，估计有30万藏人包围了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以阻止传言所说的中国人要绑架他的阴谋。这显示了达赖喇嘛的民望。

中国炮兵车队开向罗布林卡之后，达赖喇嘛3月17日逃往印度。成千上万的藏人后来跟随他流亡。

其后几十年中，达赖喇嘛将西藏局势描述为“军事占领”。

中国声称西藏最早纳入中国版图是在13世纪蒙古人主导的元朝时期。中国称，中国在接下来的明、清两个王朝一直持续统治西藏。清朝于1911年终止。

中国坚持认为西藏从封建农奴制中获得了解放，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动。

其他人则提出异议表示，那些发展一面倒地让西藏的汉族商家、工人和游客受益，却牺牲了当地藏人及其文化。

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对时而爆发为暴动和自焚抗议，促使中国政府引入越来越严酷的警察和监视系统。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西藏之声2019年1月21日报道）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而遭判五年有期徒刑。他被捕逾满三周年之际，国际西藏网络等团体再度联合发起营救活动。

西藏东部玉树青年扎西文色长期为藏语文教育发声，于2016年1月27日遭中共当局拘捕，而后被控“煽动分裂国家”，遭判5年有期徒刑。

在扎西文色被捕将满三周年之际，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再度发起营救活动，获得十几家西藏团体的支持响应。

在一份联署声明中，国际西藏网络等团体表示强烈反对扎西文色被拘捕判刑，同时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将其释放。

声明还透露，扎西文色的律师之一蔺其磊曾于本月15日，前往西宁市东川监狱试图探视，但被告知必须通过“内部调查部门”申请，他照办后仍被拒绝。该部门负责人告诉蔺其磊，由于扎西文色涉及到“敏感罪行”，因此需要“更高级别”的许可才能与其接触。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多吉次旦于声明中指出: “扎西文色向最高法院申诉的计划显示出，他为正义而不放弃斗争的非凡精神和决心，我们赞扬他的勇气。”

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成员约翰•琼斯（John Jones）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在这一案件中的种种拖延行为，已证实他们自知没有任何逮捕或监禁扎西文色依据。因此，解决这一不公事件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释放扎西文色。

声明指出，在扎西文色被拘将满三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藏人、援藏人士，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团体都在加入呼吁释放他的行列中来。

这份营救声明联署方包括西藏正义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英国“西藏社区”（Tibet Society）、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等团体。 扎西文色案于2018年1月5日开庭审理，同年5月22日由中共玉树州中级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8月23日中共青海省高院对此案进行二审

（自由亚洲电台1月16日报道）海果洛州久治县尖木达寺前任法台桑丹唯色日前透过视频呼吁流亡藏方派遣特使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和谈。

一位要求匿名的果洛籍消息人士星期二（1月15日）向本台发送三段视频介绍说，青海果洛州久治县觉囊派寺院“尖木达寺”前任赤巴（总法台）桑丹唯色分别于本月13日和14日透过视频提出两点呼吁，促请派遣西藏流亡特使重启藏汉和谈，并在西藏流亡议会增设两个觉囊派议席。

前任赤巴桑丹唯色本周一（14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35分在自家佛堂的大型达赖喇嘛法像前正式开始视频讲话。 他首先借藏历新年来临之际，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三区藏人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就两个问题发出了呼吁。

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称‘谈判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因此为了藏汉和谈，希望流亡藏方能够派遣代表。另外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主的全体流亡藏人共同支持在西藏人民议会增设议席的提案，如同其它教派一样，在今年能够选出两名觉囊派议员。”

尖木达寺前任赤巴桑丹唯色还在上周日（13日）的视频中表达了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无比崇敬。他说：“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浩大，是今生来世的祜主，无人能比。”

果洛籍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尖木达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觉囊派寺院，位于青海果洛州久治县索乎日麻乡。这座寺院的前任赤巴桑丹唯色是一位朱古，即转世高僧。他曾担任赤巴共计5年。在2015年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之际，尖木达寺和寺院学校的僧众迎请尊者法像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但此后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包括寺院年幼学生被强行送到公立学校，并限制僧人入寺，至今寺院学校仍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中。”

消息人士表示，尖木达寺前任赤巴桑丹唯色这次透过视频表达了对重启藏汉对话的期盼，并认为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非常重要和特殊，而觉囊派最完整的传承则是“时轮金刚”，尊者也对觉囊派非常重视，因此希望流亡藏人对于新设觉囊派议席给予支持。

从2002年 9月到2010年1月，达赖喇嘛特使同中国政府之间先后进行过9次对话、1次非正式接触，但均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自双方间对话中断至今的9年来，西藏流亡官方与非官方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重启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但中方一直置之不理。

（来源：RFA 中文网）

西藏之声2018年12月25日报道）正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弘法的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印媒专访，谈及自己的转世问题，强调这一制度的存留要由广大藏人来决定，但前提是必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决定，不是在没有自由的西藏。提出访问五台山的意愿时，尊者也强调，那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自己就算无法亲临，文殊所代表的智慧早已存在于心中，令自己的思维敏锐无比。此外，尊者也回答了有关噶玛巴继承者在内的多项问题。

《印度斯坦时报》日前于菩提迦耶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专访，今天刊出访谈内容，涉及的议题涵盖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留存，以及两位噶玛噶举传承继承者日前在法国的会面等。

噶玛巴争议出现正面转折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早些时候同另一位噶玛巴赤列泰耶多杰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人探讨了如何修复过去传承内部的分裂问题。

这一消息获得各界的欢迎，《印度斯坦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尊者表示两人的这场会面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尊者解释说，“上一世噶玛巴的侄子夏玛仁波切当年告诉我有迹象显示赤列泰耶多杰是转世，而同时司徒仁波切又设立邬金钦列多杰为噶玛巴。我向夏玛仁波切提到19世纪的一位上师曾出现五位转世，有可能噶玛巴也出现多位转世，但法座继承者只有一位。就如同班禅喇嘛的转世，根敦确吉尼玛仍然在世。但是有些团体告诉我不应该谈论多位传世的可能性。我就说好吧，我不再提了。”

尊者还表示，司徒仁波切在西藏境内找到邬金钦列多杰，来见自己并进行最后的确定，于是尊者便认同司徒仁波切找到的男童为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

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必须在自由国度解决

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尊者自己的转世，尊者指那无需操心，因为早于1969年就明确指出，由广大藏人来决定这一制度是否需有延续下去。“他们将会决定，我并不担心。”

第五世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这一传统延续至十四世，尊者表示自己已经从2001年开始，自豪、自愿且高兴地逐步卸下政治领袖角色，流亡社区也产生了民选政治领袖，处理政治事务。“我在2011年完全退休，所以我的思想比起保守的中共，要自由的多。”

记者再问，在西藏境内经受压力的藏人如何能够决定达赖喇嘛的制度存留问题？尊者答道：“这件事必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来决定，不是在西藏。那里没有自由。”

尊者表示达赖喇嘛转世体系与蒙古也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蒙古信众也应该牵涉其中。“我认为应该举办一场国际佛教徒大会，让喜马拉雅区域及其他佛教国家的信众参与这件事情的决策之中。”尊者说，自己最为关切的，是能够全身心地为他人的福祉利益服务。“我总是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说，达赖喇嘛体系延续了六百多年，应在十四世这里美好地结束，否则未来十五世如果是一位如六世一样淘气的达赖喇嘛，那么这个制度就会在耻辱中结束。所以这个制度可以在自愿与民主的前提下，在比较出名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里结束。”

中间道路与藏中对话

记者提问说，藏人是否会从“中间道路”政策中获益？尊者给出肯定答复，并指出正如德法两国结束数世纪宿怨结成联盟一般，藏人也可以在宗教文化、语言及环境受到保护的前提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可以从物质发展方面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而中国的无数佛教信众则可从西藏文明中获益，这就是双赢。

“在历史上，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华人历史学家都承认了这一点。但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必须和谐、快乐地共同生存，而不是偏执于各自的国家。”

日前有印度媒体肆意传播毫无根据的消息，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不遵守达赖喇嘛的指示。记者提到这一传闻，尊者回答说，“他是民选政治领导层的领袖，所有决定都在于他。我从未试图控制政治领导事务。但是，他信任我。”

噶玛巴是否回印度，应由他自己与印度政府来决定

有关各界对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是否会返回印度的猜测，尊者表示自己不了解详情，但是觉得应该会返回。“我近期同印度外交部的人员谈论时，就告诉对方，这需要由印度政府与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来决定。我对此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不可能因此就造成西藏事业出现分裂之类的。”

仍望朝圣五台山 但真正的圣地在你心中

被问及是否仍然希望去中国的佛教圣地朝圣，尊者表示从1954年就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赴五台山朝圣的愿望，当时被中共以交通不便为借口而拒绝。“我仍然有朝圣愿望，但是这在于中国政府。 曾经有一位藏人上师希望去菩提迦耶朝圣，但他的弟子告诉他，真正的菩提迦耶就在你的心中。”

尊者还向记者表示：“历史上，五台山被视作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道场。我的身体虽然不在那里，但是文殊菩萨所代表的智慧已经在我心中，而且令我的思维敏锐无比。”

对刚刚成为美国法律的《西藏旅行互惠法》，尊者表示美国现任总统的行为很难预估，因此自己在不了解足够背景的情况下，无法评论。然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有政府，数十年来都对西藏给予大力支持。

菩提迦耶法会第二天

另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菩提迦耶结束了《佛子行三十七颂》的教授，并向一万五千名来自各方的信众传授发心仪规，同时阐释了部分《释量论》的内容，承诺将于未来在达兰萨拉完成剩余部分。

明天（12月26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法会现场，向信众传授独勇大威德金刚灌顶。

（来源：西藏之声网）

（法广12月19日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西方科学家展开的定期对话于2018年11月1日至3日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的小镇达兰萨拉举行。除探讨物质和意识本质之外，此类对话的目的还对人类心智的本质和情绪机制等内容进行探索。这样的对话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全球数百位当代科学家先后参加了这些对话。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今年再次出席了此类对话。夏明教授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达赖喇嘛在怎样的条件下，与科学家建立了定期的对话机制。

夏明：我们首先知道，其实读过一点点达赖喇嘛生平介绍的人、或者看过一些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的人，都知道达赖喇嘛对科学十分有兴趣。他的一个基本的爱好是修理各种钟表、去拨弄钟表。当时在拉萨也有一部轿车，他也喜欢玩弄这部轿车等等。

达赖喇嘛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物质世界、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知道他在八十年代，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尤其在九十年代，他获得诺贝尔奖。在这段时间，他在全世界跟许多世界的政要、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进行各种接触，他看到一个世界，一个日新月异地在科学进步的世界，所以他意识到应该给宗教建立某种关系。当时有的朋友就告诉他：如果佛教要去拥抱科学，就是寻求自杀。但是他认为不应该是这样。他认为，佛教首先可以拥抱科学，从科学里学到很多东西，推动佛教的发展。另外他还认为：佛教本身有着很多的科学探索的实践、经验和成就， 这些智慧跟科学拥抱嫁接，可能也会促进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如何把握对人类的关怀、怎么样能够掌握道德的基本的价值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八十年代末，达赖喇嘛就开创了这么一个跟科学家对话的平台。尤其有一个叫做“心智与生命“的研究所，在他的推动下成立。现在已经在全球举行了三十一次的科学对话。它有时会在美国举行、在欧洲举行，这次是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法广：达赖喇嘛将佛教视为一门哲学，追求真理与科学拥抱。理论依据是什么？

夏明：达赖喇嘛认为：佛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因为佛教跟世界其他的一神论的三大宗教有些区别。一神论的三大宗教强调：有一个造物主。最终世界的一切的根源都是由一个人格化的造物主来进行的。但是佛教不认为有一个造物主。它认为世界的产生更多是因为有一种“性空“的发源。而且是各种多域聚合，最后产生了世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由一个造物主来决定世界的方向的。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很多的因缘、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对佛教来说，其实都是值得探索的：到底因果关系是什么？它的发源是什么？

另外，达赖喇嘛认为：佛教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即：佛教有几大内容。他将佛教概括为：至少第一，佛教是作为一个宗教给普通信众的、或者给僧人去信奉、去行使的；另外他认为佛教是一种哲学。这些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其中丰富的逻辑，因此，佛教是另外一种哲学。他还认为：佛教也是一种科学。主要理由是：其实佛教也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这个现实世界跟我们心灵的关系、虚幻跟真实的各种关系等等，都有很多科学的原理。另外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佛教其实很强调实证、强调科学的实验和检测，比如他讲道：佛陀曾经说过，并不是对佛陀说过的话、对我的言语，你们就一定要信。就像我给你一块金子，你要鉴别它的真假，就要敲一敲、琢一琢、烤一烤，这样才能认识它究竟是否是一块真金。同样，佛教也强调在对待世界所有的事务的态度上，都应该像佛陀教导的，如何检验真金的这么一种方法。因此达赖喇嘛认为，佛教在这三种里边都有价值。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哲学、一种科学、一种宗教，它有着一个多元的内容。因此达赖喇嘛就认为，佛教可以跟科学对话，可以跟科学相互对应、相互地促进、相互地影响。

法广：达赖喇嘛为什么强调科学对话本身也是推动汉藏双方和睦相处的一种手段？

夏明：非常有意思的是，达赖喇嘛说：在整个的佛教的研究中，其实就是要求真。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不是荒谬的这种谬见。这个求真的过程，其实是佛教最根本的目标。佛教最终的目标是要求得最终的、达到真理的境界，求到永恒的超脫。

所以达赖喇嘛就说：在汉藏关系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不要有仇恨、也不要政治这些东西参与进去，汉藏两个民族，大家如果能够求真，了解藏人究竟是怎样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历史传承，包括藏传佛教是什么？藏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是如何演变的？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否有过和谐相处的时候？他们和谐相处的原因是什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否有过征战的时候？有过暴力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又是在什么情况发生？达赖喇嘛就认为，所有这些，作为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真相，我们如果好好地梳理清晰的话，就可以看到汉藏关系的方向，或者针对目前汉藏关系存在的不公正，如果我们认识到真相，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些不公正。

因此，达赖喇嘛认为，我不一定要求你反对中国政府、或者拥护流亡藏人，我也不一定要在汉藏关系中采取某种立场，其实要追求一颗求真的心即可。抱着求真的态度，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要寻求真相，就可认清事情，矛盾和冲突也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求真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就是一种佛教的教导，他认为：“真”本身，对真相的甄别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建立汉藏相互理解和相互和谐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

法广：作为一名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什么在推动宗教内部对话的同时，也极力主张世俗化？

夏明： 这里边很有意思，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佛教本身跟亚伯拉罕三大宗教有一定区别，因为它没有造物主。所以佛教就像罗素在一本题为“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这本书里边所讲的：佛教恐怕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因为它在追求一种真理，所以从达赖喇嘛的角度来说，其实不管信什么神，或不信什么神，都是平等的。如果你什么神都不信，你很世俗化，你是无神论者，达赖喇嘛说：现在世界上约有十亿人为无神论者，他认为这没有问题，如果你把真理当作终极的追求，当成追求的目标，真理就取代了人的地位，变成了你的神。因此，达赖喇嘛认为，世界各种宗教和无神论者，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平等的、可以和平相处的。另外，达赖喇嘛讲道，为什么要推动世俗化？他提出两点：一是：所有的宗教，你都会发现，它们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爱人”，或者“勿杀生”。“勿杀生”这个否定的（概念）去引出积极的“爱人”。他说：慈悲、怜爱、同情，所有这些，其实并不一定从宗教的教导中才能找到。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有情众生、不仅是人，包括所有的动物，出生的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最终都需要依靠母亲的母爱和母乳抚养长大，才会独立起来。所以达赖喇嘛就强调，世界上所有的众生、包括人和其他的动物，如果没有母爱，都无法活到今天、无法延续下来。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慈悲其实就像母爱，是我们人类一个最终极的价值观。因此要讨论母爱和慈悲的话，不必用宗教理论来支撑。从现实社会中，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不必一定用宗教的教条来强调我们必须如何做。我们可以用这种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伦理，帮助我们构建价值、做一个好人。

另外，他说，讲到世俗化，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它的解释有点把世俗与宗教对立开来，也就是说：世俗要反宗教、要去推翻宗教、推翻神的信仰。当然这也是一个过度偏狭的解释。因为我们毕竟看到，在启蒙运动过程中，无论是雨果、还是歌德，或者是以后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是宗教情怀非常浓重的伟人。其实启蒙运动并没有把宗教与科学、或者世俗与宗教形成一种完全的对立。它有不同的思潮。

但是在印度，这一传统就非常清楚。印度在甘地的治下就认为：世俗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所有的宗教都平等，包括无神论都与宗教平等。再有，他就说：宗教与世俗化并不形成一个敌对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相互尊重的话，我们可以共存。政府跟所有的宗教和不信教形成等距离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一方面在推动各个宗教之间的跨信仰的对话，同时也在寻求一个世俗化的伦理观。这样可以把所有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能够团结在一个最终的价值观上，这就是慈悲。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不断地推动世俗化的原因了。

（来源：法广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