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6月17日）作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在演说一开始便向台下即将展开人生新阶段的毕业生说：“你们有机会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快乐的世界”。

达赖喇嘛在演说中强调，透过对他人的爱和友善，他期许下一代能缔造出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

当校方今年2月宣布达赖喇嘛担任2017年毕业典礼演讲的主讲人后，立刻引发校内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反弹。在圣迭戈加大中，中国留学生占了全校学生人数的近14% 。

一位来自福建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吧，毕竟学校会邀请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来我们的毕业典礼作为嘉宾，但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接受不一样的意见，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不过，也有中国留学生表示对于达赖喇嘛的演说感到好奇。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说：“我还是挺想听听他说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了解的可能不够全面，所以听他讲一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更全面的认识。

达赖喇嘛：中国需要一场慈悲革命

达赖喇嘛在演说中谈到中国社会现状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现在是需要进行一场慈悲革命的时候了。

达赖喇嘛说：“我认为，中国现在的一代正历经一场不同的体验，像是一种实验一样。因此，现在时机到了，中国人民需要花更多注意力来关注人类更深一层的价值，那就是慈悲。

达赖喇嘛也相信，这样的变革能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进行。

他说：“我曾提过，（这种革命）有点像是文化大革命，但现在是慈悲文革。我认为如此一来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包括腐败和贫富差距。由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下透过教育来提升人们的慈悲。”

尽管在毕业典礼之前不断有揣测说中国留学生将在现场抗议达赖喇嘛，不过，毕业典礼当天场面十分平静顺利。

美国学生正面评价 中国学生表示尊重

来自四川的中国留学生在听完演讲后向我们谈到她的感想：“我觉得站在美国来说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不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去指手画脚。他有他的想法，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我同意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听完演说之后，多数美国学生表示获益良多。一位本科毕业的美国学生说：“我觉得非常鼓舞人心，此刻他在这里，和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启示。”

场外有反对和支持达赖喇嘛的少数人在入口处分成两边集结，但都不是由学生策划，活动也与中国留学生无关。

虽然毕业典礼没有出现任何抗议场面，但校园中几乎所有人都从各种管道得知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于校方邀请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主讲嘉宾的不满。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不仅是个宗教人士，也是个长期参与分裂祖国和破坏国家团结的政治流亡者，中国学生会也曾在校园组织抗议活动表达诉求。

对 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抗议也是一种意见的表达与交流，美国学生对于达赖喇嘛在中国的敏感性可能不了解，抗议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听 到中国留学生的声音：“（抗议）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大家能够为自己的权利去作出努力，然后作出争取。至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不会和大家想的一样。”

来自韩国的金同学说：“我觉得（校园里）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想法，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互尊重，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也有中国留学生认为中西双方对历史的解释不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吧，中国学的历史和美国学的历史还是有分歧的，所以这是很合理的。”

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或是校园中进行的抗议或许不为每一位美国学生支持，但美国学生认为无论如何中国学生有权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是全校的毕业典礼，有些人认为他不是最好的主讲嘉宾，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和声音也应该被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问题。”

许多中国留学生仍以高度政治敏感来看待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曾多次表明，甚至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也提到，早已数度重申绝对不会寻求独立，这样的政治诉求最早可追溯到1974年。

达赖喇嘛说，西藏是个很穷、很广大的地方，西藏独立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西藏人民才是有利的，西藏需要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发展现代化和脱离贫穷状态，西藏不会寻求独立，因此他不是分裂势力。

毕业典礼轻松愉悦 中国留学生受访度较一般中国民众高

相较于此前一天记者试图采访到场聆听达赖喇嘛公开演说的中国听众不愿受访的态度，中国留学生面对记者提问显得开放许多。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是全球排名第15的研究型大学，今年的毕业生大约为9000多人，创下历史纪录，而前来参与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家属则多达1万多人。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除担任今年毕业典礼的主讲嘉宾，还获颁了圣迭戈加州大学奖章，这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最高荣誉，用来表彰获奖人对世界人类所做的各种贡献。

达赖喇嘛诙谐风趣的说话风格在演说中不时引起台下一阵笑声，喜欢接近年轻人的达赖喇嘛还从校方手中接收了2017年毕业生们选送给他的礼物：一顶写有UCSD（圣迭戈加大缩写）的棒球帽。

西 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毕业演说的主题为 “为己为人，教育、道德与慈悲的价值” （The Value of Education, Ethics and Compassion for the Well-Being of Self and Others）。 现年81岁的达赖喇嘛1989年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结束访美之行圣迭戈站之后，18日将前往加州橘郡，随后还将飞往东岸城市波士顿。

（来源：美国之音）

(西藏之声2017年6月12日报道)达赖喇嘛尊者昨启程赴美访问，此行将出席UCSD大学毕业典礼。早前该校中国学生组织曾对校方的决定提出抗议，而中国民运人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则投书美媒，反驳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种诋毁，并且鼓励中国留学生应欢迎达赖喇嘛，而不是学舌中共的歪曲宣传。

达赖喇嘛尊者昨天（6月11日）从达兰萨拉启程赴美，将于17日出席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早前该校公布这一消息后，由中共大使馆操控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带领部分学生发起抗议，但校方坚持不会改变邀请尊者的计划。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于近日投书《圣地亚哥时报》（Times of San Diego），呼吁中国学生应该欢迎达赖喇嘛，而不是鹦鹉学舌般的重复中共的宣传。

杨建利在文章中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西藏一户普通家庭的牛棚，如今是世界上最受欢迎与追捧的领袖之一。

中国学生不满校方邀请尊者出席毕业典礼，杨建利则表示自己作为中国汉人，为这些中国学生的反应而感到非常困扰。他阐明：令他困扰的不是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在毫不犹豫地重复中共政府的观点。“不像中国，美国的大学有着表达自由，以及自由的信息，这些中国学生似乎没有好好利用这些自由，未能跳出在中国时被灌输的宣传，也未能以自己的观点去评断达赖喇嘛对人类的贡献。”

进行抗议的中国留学生称，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份子、意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指达赖喇嘛的名字与西藏过去的农奴制分不开关系，并且非常不适合代表高等学府的“为人类服务”宗旨。同时，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流学生认为自己同家人都未受到校方的尊敬。

杨建利在文章中进行了反驳：首先，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指称不实，他并非一个分裂份子。“我认识他已有20多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面，都目睹到他对人类的无限慈悲。达赖喇嘛坚决反对暴力与分离主义，并且持续示出与北京政府诚心协商的态度，甚至在中国政府残酷对待藏人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在很久之间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并且开始推行‘中间道路’直到今天。这一政策是寻求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下，让西藏获得真实的自治。”

文章继续指出：许多国际学者都不认同西藏在中国入侵前是所谓“奴隶制”社会的宣称。毫无疑问，西藏历史是复杂的，而且传统西藏社会存在其问题。但是，许多学者相信使用“农奴”与“奴隶”字眼来形容当时的西藏，其实是误导。被中国侵占前的西藏社会结构，被中国妖魔化为“落后封建社会”或者“万恶的农奴制”，杨建利博士指出，此类描绘是中共为占据道德高地，来正义化自己对西藏的非法侵占。

杨建利也介绍达赖喇嘛早有在西藏社会推行改革的意愿，并在继任权利后立刻着手，恰恰是因为中共于1959年的武力侵占，使得改革停止。达赖喇嘛的改革，则随着藏人的流亡，而在印度推行开来，包括民主化流亡社区。2011年，达赖喇嘛完全卸下政治权力，移交给流亡藏人民选的政治领导人。

此外，达赖喇嘛以和平与自由倡导者的身份，而在全球受到仰慕，因其对人类的杰出贡献而于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也一直在为创建更加人性化、更加和平的社会，而努力付出，作者认为，这些都可证明，达赖喇嘛非常适合代表大学所要传达的讯息——即“为人类服务”。

文章还指出，美国高等学府在极力成为观点与辩论的平台，并助师生能够接触更加宽广的观点。美国大学与其它学术机构邀请过中国现任与前任领导人来校发表演说。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对中国及中国公民表示不敬，因此，对加大圣地亚克分校的中国学生，同样也无不敬一说。

杨建利博士强调，中国留学生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实际上他还乐于见到中国学生们行使由宪法所赋予的表达与结社自由，这些在中国所无法享受到的自由。“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抗议不具独创性与思想的自由，他们只是在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中国政府的说辞观点。”

他鼓励该校的中国学生，应该完整利用他们的自由权利，以开放的心胸来接受新观念思想。“不要被那些在中国所灌输的思想所束缚，而是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文末，杨建利博士呼吁说：所有学生，不论拥有何种文化与政治背景，都应该欢迎达赖喇嘛。他的演讲必将发人深省，促使所有人去提升和平、追求快乐、诚实守信，并且提醒大家，所有人都是互相依靠、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汉人与藏人。

（来源：西藏之声网）

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例如唯色最初就是因为在一本散文集中描述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便遭受种种整肃，最终被她当时所在的西藏文联剥夺了工作和收入；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随后又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禁止了在整个中国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其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当局对唯色的惩罚是一种杀一儆百。

我曾经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的反抗，长期不能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能够脱离体制而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西藏实施的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只要文化人不敢脱离体制，当然也就不能批判与反抗体制。中国当局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就是利用体制控制文化人，压制对民族真实感受的诉说，只允许鹦鹉学舌地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秦伟平（问）：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尊者达赖喇嘛，我有缘跟他见过四次面，去年我有幸对尊者进行了一个四十五分钟的视频专访。那么在您的自媒体里面，您说跟尊者达赖喇嘛也见过几次面，我想请教一下，您对尊者达赖喇嘛有怎么样的一个印象；您认为在有生之年尊者能够返回西藏吗？谢谢您!

郭文贵（答）：谢谢伟平先生，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我和你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对尊者有任何的评价，我们必须要绝对的尊敬。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他和我现在的情况还有很多推友们关注的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就说几句。

我是受副部长马建先生所托，他代表国家，这不是个人行为，代表最高领导人。由于我和美国和欧洲其他的各方面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多年来支持尊者的人，通过他们，我们就约见，见面。当时就是见面，见面以后第一印象，尊者和我想像的是完全一样的。尊者人特别的平和，而且没有咱们宗教界那些所谓的装神弄鬼，非常朴实；而且尊者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当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宗教与科学，佛教与科学，佛教与自然，宗教与自然，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当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境界，比如说我们人，人就是一副皮囊，面对着吃喝拉撒睡，生死病老，那么和我们的来世，也就是说精神世界，我们未知的境界，事实上宗教就是给了你对未知境界的一个标准。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物理世界，即有为的世界，有为的世界和未知是不矛盾的。宗教是解决了有为世界的问题，同时给了你现实世界很多不知道的问题的一个标准，一个答复。如果更深理解，他是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你很多未知的问题。尊者非常热心地讲解这些问题，是很了不起的。他已经把宗教—佛教和现代社会彻底结合。

我见面的时候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摸顶，不要给我哈达，你先回答我有没有超自然能力。如果你有超自然能力，我起来我就走了。因为你要有超自然力，几十年了，那你直接你就飞回西藏不就可以了吗？或者有影响你回西藏的因素，你发发力不就把他给灭了吗?你肯定没这个能力，包括那些自焚的人，你可以让他不自焚啊。他能听你的吗？他为你自焚，他不一定因为你不自焚。尊者说这个观点很好。所以我说有人说你是自焚的操作者，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没这个能力，同时你也没这个超自然能力。那就是说佛教是没有超自然能力的。你还需要照常吃饭，你敢一星期不吃，一个月不吃，你肯定饿死。而且你刀枪不入吗?我现在就扎你两下子。他肯定不是，尊者就笑。尊者是很幽默的，算是一见如故吧。尊者对我非常欣赏，他马上就让旁边的人离开了，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我认为很荣幸的真实对话。

所以我认为尊者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领袖，一个达赖喇嘛，也不是要简单的诉求解决西藏的问题。国内的某些极端宗教人士例如朱维群竟然骂尊者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于极端人士对他的攻击，我很惊讶尊者很平和，这就是佛教力量。他真正解除了傲慢，而且不跟任何人结怨，这是很了不起的。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真有爱心，他当然爱西藏，爱全世界人民。已经不是简单地土地，领域，尊称为尊者的一个佛教领袖，他已经跨越这个境界了。我看到什么呢？尊者和大陆之间巨大的理解的差距，据说他的哥哥是在香港居住的，现在联系比较少了。那么包括他本人听到的看到的绝大多数信息还是来自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或者来自西藏对他朝拜的人，这些信息不一定很准确的。反过来更夸张的事情，我在见尊者之前，因为我的知识有限，我补习了一下关于西藏的各种历史，包括去西藏住了十几天，我好好的进行了学习。跟尊者见面以后，我发现所有官员给我传达的信息，那不仅仅是错误的，那是极端错误的。而这些信息就影响了中央领导和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决策。见到尊者本人以后，更加让我惊讶的事情是，他所了解的国内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假的，是错误的。所以这中国政府和尊者两方面极端的错误和极端的假信息，让我很惊讶。

后来我跟尊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有三点。第一、中国政府和尊者之间不是有一个空间，也不是有一个距离，是有着无法用简单的政治或者哪种形式能解决的一个壕沟，就是理解上的错误。当时涉及到最核心的三个问题，一是大藏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如果接受大藏区，那么事情大了去了，中国政府跟尊者理解的大藏区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尊者转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以及西藏专家所说的跟尊者所说的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尊者回国的问题，尊者的说法和要求及国内的说法和要求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通过政府官员跟我说的话及尊者说的话，两者之间太难愈合了。我个人觉得尊者是完全有希望回去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契机有三个大方面。第一、习主席他本人对宗教的理解和所有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本人内心是很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本人对佛教的理解受家庭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中国现在经济发达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今天在假食品，假医疗，环境污染，人心污染，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宗教。这就是习主席在联合国世界组织大会上讲，宗教将在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走向和文化复兴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精神建设所需要的。第三，尊者在世界上有上亿的信徒，信众，他对中国走向世界，国家是否有胸怀和世界真正的接轨，真正的尊重我们国家，让世界怎么理解中国，怎么看中国，我认为是到了像习主席这样一个政治家应该做出一个正确的伟大的决定的时候，而且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和未来是非常关键的。以上的三个原因，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最佳的时候，也是我认为应该是一切走到极端以后应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同时我认为我跟尊者见面，我已经传达了关于尊者各方面最准确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尊者是完全有希望回到中国的，不但回去，而且不会有政治上的麻烦，为中国带来祥和带来对人心上的污染的净化，同时让中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尊重，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伟平。

（备注：文字记录根据2017年5月4日秦伟平专访郭文贵直播视频整理）
来源：《纵览中国》

邓小平时代，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是发展经济，给藏人利益。西藏花钱几乎全来源北京。北京给的钱按西藏自治区人口数平均计算，高于中国很多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负责施工。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西藏的农牧民最早实行免收农牧税。今日西藏到处可以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方便舒适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普遍心向的是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喇嘛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喇嘛。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

北京发现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会不断加强。这使北京进退两难。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达赖喇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喇嘛被宣布为敌人。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西藏当局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引起了广泛的反抗。当局随即开展对寺庙的“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不被当局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喇嘛；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对此的说法是：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这些。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还不如没有。

西藏现在表面是稳定的，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然而却是更加说明人心的背离。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普通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