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23年01月21日报道) 曾在西藏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国有大型设计院工程师余驰于去年9月抵达美国，并于近日举办图片展览，披露了2008年中共动用军警镇压西藏大规模抗议的真相。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了当时他在西藏亲身经历的一切，同时分享了他认识的西藏与中共大肆宣传的那个西藏的不同之处。此外他还讲述了自己放弃国内一切来到美国的原因，以及美国民主与中共专制政权之间的区别。

西藏之声：余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西藏之声的采访。首先，请您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余驰：你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四川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在一家大型国有设计院工作。二十多年以前，我踏上川西康巴藏区的土地，初次接触到了藏族人、藏族文化和他们的生活。2004年，由于工作原因，我主动要求派驻到西藏拉萨工作，我的专业是从事高原建筑供暖系统的设计，从此就和西藏、拉萨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西藏之声： 2008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过后，据了解您曾在拉萨亲眼目睹了中国军警开装甲车对民众进行镇压的行为。当时拉萨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您那个时候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那么多的图片？

余驰：我是2008年3月15日下午到达拉萨的。3月15号进拉萨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什么，第一，我感觉气氛非常紧张，因为路边停满了军车，而所有的路口，都有带枪的军人在把守，盘查来往的车辆。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的核心区域严禁进入。第二，我看到路上有烧毁的车辆，街边有些房屋和店铺也有被焚烧过的痕迹。第三，路上有平时根本看不到的装甲车开动。装甲车上有徽记和号牌的地方被报纸遮挡。看到街上军用卡车上被抓捕的藏人，也看到有些派出所门口，有军人正押解推搡一些年轻的藏人进去。

我是3月14号在那曲以北听说拉萨有骚乱的。我对政治非常敏感，我的直觉告诉我发生大事了。因为我对中共一贯的比如说七六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八九年胡锦涛对西藏的镇压、八九年邓小平的六四镇压都很了解，每一次中共宣扬这样所谓的骚乱，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有机会能够亲身经历这样的事件，能够拍照，非常难得。我相信这样的照片是非常有力量，也有价值的，值得冒险去记录下来。后来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因为中共派了很多的军警在机场、酒店要求人们交出相机，交出他们的储存卡，删除他们的照片。如果是正常的维护治安，应该是正面的政府行为，那为什么还那么惧怕大家拍下的这些照片，怕公之于众呢？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照片一定是非常珍贵的。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冒险拍照片的原因。我相信这样的照片作为真实记录将来也一定会有用。

西藏之声：您从2004年就开始接触西藏，并长期在西藏工作生活。您看到的西藏与中国政府宣传的那个西藏有什么不同？

余驰：西藏本来就与中国内地有非常大的不同，04年我第一次到西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到了外国，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以及不同的生活环境。长期接触后，我又感觉到藏汉之间的关系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和睦，而且藏人朋友的宗教信仰活动其实是受到严重压制的，很多藏人朋友家里面，他们告诉我，他们家里原来供奉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后来都被勒令拆除了。

中共也对西藏有计划地实施去藏化教育，课本中鲜有提及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以上这些行为在中共的宣传里面是看不到的。中共一直妖魔化达赖喇嘛尊者，就说他企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而实际上从我在拉萨那么多年，我问过很多的藏人朋友，他们都很尊重达赖喇嘛，很爱戴达赖喇嘛，这就和中共的宣传大不一样。

中共一直说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去过很多地方，从四川藏区一直到西藏的很多的县城我都去过，很多藏人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好，大量的青壮年处于失业的状态，比如说我去四川的藏区，他们的生存就只能是靠旅游，然后是靠上山去采蘑菇，捡虫草，如果中共一旦封控，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没有收入，这样的生存方式其实就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很多藏人受到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这样一来和汉人进行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竞争力。中共在西藏执行的管理方式比内地更为严苛，我认识的很多生活在拉萨的藏人和汉族朋友，他们的护照都被没收了，他们没有享受到内地民众应有的那种出国旅行的自由，和外国交流的这种自由。

西藏之声：是什么让您决定放弃中国国内的一切选择携家人来到美国的呢？

余驰：多年以来，我已经受够了中共的这种极权的统治，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但这么美好的一个国家，被这样一个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极权政府给毁掉了。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防火墙，封锁网络，让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咨讯，愚弄民众。中共这些年斥巨资建立起了巨大的监控网络，老百姓所有的个人信息，生活中的事无巨细都纳入了中共的大数据监控之中。中共通过无休止的核酸，红码，黄码，绿码让老百姓每天疲于奔命，处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这对老百姓是一种长期的凌辱。对年轻一代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接受党的宣传，接受各种伟大领袖思想的教育，从小让他们变成中共治下的奴隶。由于严重缺乏言论自由，任何敢为自由发声和批评中共政权的人，随时都可能约谈，被封号，甚至拘捕。

就在这种高压之下，在2021年我决定带全家离开中国，从2021年开始准备，2022年9月得以成行。

西藏之声：最后我们想问您，你现在已经开始在美国安顿了，您认为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余驰：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美国的高度发达和富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生活。 我看到，他们无论老幼，无论健康与残疾，都生活得非常有尊严，阳光而又自信，反观中国，在国内这些年，我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感觉很焦虑，很压抑，甚至还有一些苟且。 我觉得民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差异来自于中美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美国人手中握有真正的选票，有了选票，他们就会拥有真正的人权和自由，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中共治下的中国人，从来就未曾见过真正的选票是什么样子，民众没有权利，就只能受到压迫和剥削。

（来源：西藏之声中文网）

（自由亚洲电台3月11日报道）台湾民意代表范云在脸书分享参加纪念西藏抗暴游行的照片后，遭到中国网军群起攻击，质疑她没去过西藏也不了解中国解放农奴的历史。与此同时，美印太司令说，中国有上百万的网军散播假信息，破坏美国利益。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10日出席台北自由广场纪念三一零西藏抗暴62年祈福晚会，她在致词时透露，7日她参加声援西藏抗暴游行，把自己和同党立委洪申翰、副秘书长林飞帆的合照放上脸书，没想到引来大批中国网军攻击。

范云说：“有了非常多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叫做‘五毛’的人，冲进我的脸书，从来没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人，质疑我凭什么支持西藏的活动？他们质疑的理由，我看起来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第二个，问我知不知道西藏的农奴？关不关心西藏的农奴？”

范云强调：“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当我们要为西藏努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认识更多的真相？因为我相信他们讲的是谎言。面对谎言，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读更多的历史，读更多的真相。”

台、港、藏族网民声援范云

范云是九零年代台湾民主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领袖之一。其脸书平常贴文只有约有两位数或是三位数的留言。但是她参加西藏游行的贴文发出后，涌入一千多则留言，许多是简体字，还夹带所谓人皮唐卡图。

攻击者不乏恐吓性言论：“凤梨的事，大陆和你们买是给你们饭吃，不是给你们赚钱又给你们侮辱的”、“要不要先恶补一下西藏农奴的故事”、“西藏人可比台湾人生活得好”、“解放军占领台湾的时候希望你们还在台湾”等。

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留言声援范云说，依据自由之家2021的评比，西藏在中共统治之下比中国还不自由，中国九分，西藏一分。引来网友Jerry Lee回呛：“你去过西藏吗？没去过就别胡说八道。”李酉潭则回复说：“去过，西藏人的家里客厅被迫摆着三皇五帝（的画像）。 还有，你上网需不需要翻墙？”

另有台湾、香港、西藏网民声援范云：“香港人在海峡这一边谢谢与支持你们，愿同行一起抗共！”、“一国两制看香港，和平协议看西藏。台湾人请醒醒！”

援藏台湾议员：不被五毛吓退！

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颖孟也长期声援西藏议题并参与援藏游行。她1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只要提到西藏和维吾尔的议题，明显有很多中国网军留言批评她无知、血口喷人，甚至有性别歧视、诅咒的言论。

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颖孟声援西藏。（林颖孟脸书）

林颖孟说，那些留言明显代表中共的立场，事实上，中共七十年前入侵西藏、逼迫藏人签署所谓十七条和平协议后，就压迫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对外宣称改善藏人生活全是谎言，已一百五十多位藏人自焚抗暴，证明暴政进行式。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流亡在外六十多年了还不能回家。

林颖孟强调：“中共不管是派五毛来辱骂我们这些支持藏人的政治人物，或是他直接去骂达赖喇嘛尊者等等，这些都只是在企图用他大外宣（抹黑）指出他说谎、指出说出事实真相的声音，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我会继续讲出中共迫害藏人、迫害维吾尔人、迫害香港人的事实。”

台人权工作者：三一零前后资安对援藏团体攻击大增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说，只要脸书直播或分享有关西藏的活动内容，就会遭到所谓中国五毛或大批奇怪帐号出征留言，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除了中国网军留言灌爆骚扰，林欣怡提到，每到三一零之前，资讯安全的确是个问题：“参与团队、救援团体很多人都会收到钓鱼信、病毒攻击，大家都会尽量小心注意，这表示我们在台湾声援有效果、有力量，中共才会害怕想阻止。”

中共网军发动人海战术显示击打中要害

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所谓“西藏农奴”是中国政府编造虚假的说词，为的是把中共塑造成不是入侵者，而是解放者的形象。中共把西藏贬为最黑暗、野蛮、落后、残酷的农奴制，谎称中国共产主义把文明带进去西藏。但在西藏人看来，藏传佛教是比儒家、比共产党高档太多倍的文明、文化，中国政府对外谎称的西藏， 不是国际社会认知的西藏。

达瓦才仁指出，中共打压维吾尔就说反恐怖主义，对付香港就用自己制定的法律，西藏问题他没什么好扣帽子，就指责声援者“没去过西藏”。

达瓦才仁直言：“西藏你去不了的！中国政府把整个西藏当作一个大监狱，不让外国人去，包括台湾，连香港、澳门的人要去都困难。

达瓦才仁认为，中国五毛留言愈多，更突显打到中共的痛点，“西藏对中国来说是真正的一个软肋。中共入侵西藏，他们在西藏推行宗教文化、种族灭绝，而且西藏文化是他望尘莫及、是中国不愿让世人看到的、不愿让世人关心、不愿人们讨论。（他们用）五毛人海战术，用死缠烂打，用没有答案的问题去扰局！”

脸书在中国被封 中国外宣伎俩自曝破绽

达瓦才仁研判，那些留言应不是中国所谓爱国的“小粉红”自发性的留言。“当然不是自发！中国人民上不了外网，都在防火墙内。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上脸书、推特？因为中国政府不让上，能够上外面网站留言，所谓五毛当然中国政府网军！”

美印太司令：中国百万网军破坏美国利益

受到中国网军假讯息骚扰的苦主众多，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指出，“中国利用常规媒体和社群媒体，有规模庞大的假讯息宣传机器，背后有将近一百万人”。戴维森说，中国进行假宣传的目的是“破坏美国利益，传播对他们有利的叙事，并使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于近日发佈一份长达72页的报告，题为《中国挑战的要素》，内容聚焦于美国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持续增长的威胁。

该报告特别论述了中共如何压制其统治下少数民族的宗教和信仰自由：中共严重违反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的原则，维持了1950年以来对西藏的军事佔领，以及在东突厥斯坦对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进行残酷的“再教育”运动和压迫南蒙古人民，并对大约七千万基督徒进行迫害。报告对西藏的现状作出新的定位：军事占领区。

过去三十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绥靖主义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直试图在拉萨开设领事馆，美其名曰可以贴近西藏、在保障藏人基本人权方面做更多工作。这样的做法和说法是自欺欺人：一旦设立领事馆，就等于承认了中国拥有西藏。幸运的是，当美中关係急剧恶化之际，美国关闭了作为间谍中心的中国驻休士顿的总领馆，中国随即发动报复行动、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中国指责成都领事馆搜集关于西藏的敏感情报），美国在拉萨开设领事馆的计画由此成为泡影。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有如当年“冷战之父”肯楠的《长电文》——当年的《长电文》定义了美国与苏联的关係，这一次的报告则定义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川普政府和蓬佩奥主导下的国务院，终于突破四十多年来季辛吉亲中、友中政策之束缚，在官方报告中将西藏描述为“军事占领区”，换言之，即正式宣布西藏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藏人追求独立的努力与愿望。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0日下午正式受邀访问白宫。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也是过去60年来，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首次应邀访问白宫。此前一个月，洛桑森格成为第一位被正式邀请进入美国国务院与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进行会晤的藏人领导人。

该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网站评论说，在过去60年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被拒绝进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这两种拒绝的逻辑是，美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自从洛桑森格2011年开始担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来，在过去10年里，曾与白宫官员在未公开的会议和地点会晤数十次。这种在非官方地点秘密会晤的方式表明，美方非常担心激怒中共，不愿因西藏问题跟中共针锋相对。

如今，美国主动邀请西藏流亡政府民选领导人进入白宫和国务院（若非美方主动邀请，藏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结果），是美国正式对藏人行政中央实行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领袖的承认。这次史无前例的与白宫官员举行的会议，或许将为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的会晤定下一个乐观的基调，并在未来几年更加正规化。

有趣的是，中国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进行回击（中国手上可以回击美国的牌并不多），表明中国其实是纸老虎，若美方足够强硬，中国就不得不示弱和退却。

这两件大事显示，美国的西藏政策已出现重大转折——当然，其大背景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

美国政府官员会晤洛桑森格，比此前美国多任总统会晤达赖喇嘛的意义更为重大。其一，从藏人方面来看，就洛桑森格与达赖喇嘛两人对比而言：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和在藏人心中的地位远比洛桑森格高，但达赖喇嘛此前已宣布退出政治事务，不再担任政治领袖，而专注于宗教领袖的工作。达赖喇嘛在2011年3月10的公开讲话中表示：“我已决定致函即将召开的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会议，敦促修改流亡宪章以及其他相关法规，将以达赖喇嘛的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与直接选举的行政首长。”此后在国际社会代表流亡政府的，不再是达赖喇嘛，而是经过十多万流亡藏人投票授权的“行政中央”之“司政”。过去，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所受之礼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个人“卡里斯马”式魅力和宗教地位的显现，经过其努力，藏传佛教已经发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宗教；而如今洛桑森格所受之礼遇，乃是表明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流亡藏人社会民主转型的肯定和对流亡政府的合法性的肯定。

其二，就美国方面来看，由总统出面或由层级相对较低的事务官出面与流亡藏人接触，有时所呈现的力道与官职成反比。此前，多任美国总统亲自接见达赖喇嘛，更多是一种象徵和礼貌的意味，甚至是某种心照不宣的“人权外交秀”。比如，欧巴马安排在白宫地图室见达赖喇嘛，却让达赖喇嘛从白宫运送垃圾的小门出入，这种做法是照顾中共的面子，而不惜羞辱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面转告奥巴马若干藏人所受迫害的状况，奥巴马却从未向习近平提出交涉或谴责。那么，这种照本宣科的见面究竟有多大价值呢？希拉里曾经在回忆中坦承，她渴望见到达赖喇嘛，是因为柯林顿的性丑闻让她心灵受创，她将达赖喇嘛当做抚慰人心的心理医生，期盼从达赖喇嘛那里寻求人生智慧。这种会面，双方谈的无非是一些佛教的“心灵鸡汤”，对解决西藏问题作用并不大。而在川普政府任内，川普不曾安排与达赖喇嘛会面，并非川普不重视西藏问题，而是川普政府认为传统的“人权外交秀”已经过时，必须有新的方法来取得突破。所以，川普政府推行某种更具实质意义的外交：虽然与洛桑森格会面的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尚未到达内阁层级，与达赖喇嘛此前见到的总统的地位有相当之差距，但参与会面的是专门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双方反倒能讨论更多具体事务、取得可以预期的成果。

如果美国政府将西藏遭到中共的军事占领当做一项铁的事实乃至外交政策的依据，那么随后美国政府必然投入更多的资源帮助藏人反抗中共的军事占领，让藏人早日获得自由与独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

（来源：上报网）

这一年不寻常

今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从一月份新冠疫情的爆发，到世界各国的停工和防疫，各国人民经历了特殊及不寻常的一年。从年初的疫情爆发，尊者办公室就立刻取消了尊者的日常接见和讲法，这极大的保护了信众的安全。

我们熟知的尊者，是一位从不停歇的老人。他那为众生时刻着想的心，使其奔忙于世界各地。我仍然记得去年，尊者因过于繁忙的行程，而感到疲惫。不得不在医生的嘱咐下，在达兰萨拉开始修养。我原记得那时，尊者办公室计划将六月为西藏青年的夏季讲法取消，但是尊者认为，大众已经期盼已久，直接取消不妥，仍坚持进行讲法，那时的尊者已达84岁的耄耋之年了。

但这次疫情，让尊者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闭关和修养。我仍然清楚记得尊者再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网络讲法和交流时，尊者气色完全胜过往常。尊者的法身安康让世界各地的信众和藏人感到安心，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挂念着尊者的健康，并不断祈愿师长能够长久住世。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华人法会

每年的十月是尊者应台湾佛教团体的祈请下的全球华人法会。我任然记得去年十月仍有少许华人信众从中国大陆赶来，即使他们面对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变得更加苛刻。那时我还和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约定，希望今年仍然能一起参加十月份的华人法会。不巧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印度政府暂时暂停了国内的宗教活动。

就像我过去有谈过，尊者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是高龄了，但是尊者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在佛法的教学上是站在前沿的。因为台湾防疫非常的成功，台湾的信众能够聚集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直接通过网络和尊者进行交流。

(本文作者张钰健于2019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亲切接见照片/作者提供)

我仍然记得尊者多次讲过，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两地的华人都拥有者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语言。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台湾享有着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独立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自由。这种深层次的品质和价值观是中国大陆完全不具备的。

这次尊者主要是以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为主要法本并且搭配着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为全球华人信众讲法。每次尊者的讲法都不脱离菩提心和空证见这两个扼要进行拓展。

在第一天的讲法中，我记得尊者再次抒发了他愿意访问台湾的心愿。台湾的华人信众和朋友们因为有着和中国大陆相同的语言，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将这种普世价值观传递给对岸。尊者在过去一直有提到希望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能够访问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台山。这一次讲法，尊者再次抒发了这种希愿：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访问中国。在中国召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会议，并以曾经获奖者得主的身份前往中国，是尊者最新的一个想法。

犹如尊者以往讲法一样，尊者再次提到了逻辑的重要性。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逻辑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单单仅凭信仰。 “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截磨金，信受非唯敬，”这句经文是尊者不断引用的，为的是论证逻辑学在佛教的重要性。这句偈语引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就是哪怕是佛陀亲自所说的，我们也要应到去验证，而不是直接无条件的接受 。

和其他经论相比，《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更为详细的讲解了空性的扼要。众生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就如尊者提到地球上70亿人，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脱离心里上的痛苦，或者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依靠的是去了解痛苦的来源。对空性的深入了解就是去消除这种痛苦的最好解药。台湾佛教团体能够面对面聚集在一起，讨论法义，真的是让人随喜赞叹。

汉藏交流和中间道路

今年已经是尊者离开西藏的第61个年头了，西藏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同样的，西藏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同样深切的关注着这个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华人和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尊者也时常提到我们汉藏两族的关系，有时会提到汉藏蒙三族的关系。

我们应到要知道的是尊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和钥匙，不是障碍。中间道路就是这个指引。在中国大陆，很多学术界人士是对中间道路这个政策相当的支持。从短期来看，大家都会有忧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是有百利无一害。因为，汉族人可以从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上获得收益。藏族人民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利益。现有的高压政策表面上带来了稳定，但长远来说，就像埋下了许多的定时炸弹。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至今仍然无法充分和自由的去了解中间道路这个政策以及藏人的真正诉求。如果很多汉族同胞能够设身处地并站在藏族朋友的角度去思维一下，很多时候能解决掉不必要的矛盾。

今年的西藏310抗暴61周年，我也很荣幸的受到昆士兰州藏人社区的邀请。那时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还不是很严重，人们还是能够参加自由集会。我还记得3月10日那天，我也代表了华人群众，和其他社群的代表，澳大利亚政党的代表和议员们，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切实去解决西藏问题。我详细阐述了西藏文化在海外藏人社区获得充分保护，尤其是在印度的藏人社区。达兰萨拉就是最典型和最真是的西藏文化的缩影，我也呼吁世界各地朋友都能去达兰萨拉亲自探访并且深入了解西藏问题。

这次疫情，让我们充分看到尊者所说的人类一体化概念的显示版本。一个地区的疫情都会影响着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整个地球村的共同发展。最后，我也衷心希望新冠疫情能够早日结束。我也展望着再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们，不管他们是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能再次重逢达兰萨拉。

(作者：澳洲华人留学生）

（提供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

（《西藏之页》首发）

我是在2014年认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先生。当年香港朋友举办系列关于西藏问题的讲座，刘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讲者，但因为参加的是不同的讲座，彼此未见面，但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在该年4月写了一封信给我，与我讨论西藏问题，信寄到了湾仔的开放杂志社地址，但我已有两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杂志社，直到该年12月，开放杂志停刊，办公室要腾空退租，我回杂志社收拾东西，才发现刘教授的来信，而这时退休的刘教授在7月与太太已离开香港定居美国。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国的电话，我们才开始电邮联络。

他告诉我，他个人独自研究西藏历史已好多年，很希望与同道的朋友磋商讨论。并随电邮寄来他的一些研究论文。说实话，我对西藏历史认识非常肤浅，完全不是刘教授的讨论对手，于是将他的论文转寄给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刘汉城教授本身的学术专业是管理科学，退休前为城市大学管理科学讲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刘教授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兴趣，闲暇空余时间就埋首于中国浩瀚史料读得不亦乐乎。而刘教授会关注到西藏历史，据他自己说，源于20多年前一次与一个英国人争论西藏问题。刘教授是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当时他同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从小被灌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扭曲历史观，并对此深信不疑。当时他无法说服这个英国人，于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证据。结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觉得所谓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之说根本就是一套谎言。2012年退休后，他开始一心一意皓首穷经于中国庞大的史料中，查询西藏历史真相，并决心将他的研究公诸于世。

2016年4月我和刘汉城教授均受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汉藏友好会议。刘教授在会上做了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专题报导。这一演讲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他对中国元明清时代有关西藏历史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史料证据如此之雄辩无碍，我犹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献学课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引用中国史料所作的论述，有些连这些藏人也是闻所未闻的。

在刘教授的专题演讲中，刘教授尖锐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无稽谬说。他指出，中共最先称，西藏成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说太过荒诞，中共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后来不得不将这个“自古”的时间点修正到元朝。他说，其实自元到民国，西藏从来未被中国真正统治过，但基于时间所限，在这次演讲中，他主要谈明朝时期。

刘教授首先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明朝地图将西藏纳入明朝版图毫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作依据，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现实来改写历史真实的恶劣例子。他说，明朝时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书《敕修大明一统志》，明英宗作序，声称是要宣示“我国家一统之盛”，但却没有把西藏纳入其统辖之中，而是将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夷名单，附于《大明一统志》的明帝国版图《大明一统之图》也显示，西藏的标注是在明帝国大一统的版图之外，刘教授在会议上出示了这份地图。刘教授问道，如果连明朝皇帝本人都没有将西藏视为自己统治之地，后人又如何能够将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图之中？

在刘教授对明史文献的广征博引中，还提到了明朝时期的一些称之为类书的民间通俗百科全书类的书籍，其记录的明朝行政区，全部都没有包括西藏在内，他特别以类书《万用正宗不求人》为例。会后我们聊天，刘教授还谈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签认证，以及清朝驻藏大臣等历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驳倒中国官方及其御用学者的说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刘汉城教授对西藏和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记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访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诉我说，他们不追求西藏独立，但他们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样的中共历史观，因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不能因为迁就现实而扭曲真相。

但要说明真相就需史料来证明。有关历史真相的论述，中共和藏人现是各说各话。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传统更多专注于精神和心灵层面，历史记载比较薄弱，相比于最重视历史，有两千多年写史传统，史书史料数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汉民族，无疑是比较吃亏的。再加上语言的隔阂，藏人要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驳中共之论述，难度也很大。而在中国境内，有关西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禁区，有实力的西藏历史研究者却被绑手绑脚，无法讲出真相，敢于讲出真相的会受到打压和迫害。中国著名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赵紫阳执政时候）曾写了一本十世班禅喇嘛的传记，因为披露了中共占领西藏后的一些历史真相，此书在六四之后随即被禁。

当然西方藏学家没有这样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艰涩的古代中文史料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很大的难关。

但所有以上的困难，对于刘汉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精通中英文，还懂德语，并熟悉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学术自由，而且敢于面对真相，不受大中华意识形态束缚。以上种种，让他在西藏历史研究中能脱颖而出，开拓出一片新的空间。而他的研究特点是用中国自己的史料来反驳中国政府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伪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刘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写成一本800页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是分析明清两朝史料。而他对唐、元两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研究，将会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于众。

在这部巨著中，刘教授广征博引，几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权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档案、士大夫学者的历史地理著作、民间通俗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以及西方的有关史料等。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之广泛，如明清两朝的历史地理、典章官职制度、行政体制、人口统计、土地和户口政策、学政科举、税赋、法制、对外关系、朝贡制度等。而他由这些广泛资料的分析所得结论只有一个：西藏并非明清两朝的领土。

有关明朝部分，刘教授所引述的文献有明代出版的14种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过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统志》，我在这里再简单转述刘教授提到的其中几例资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后的嘉靖年间，明状元罗洪先所著的地图集《广舆图》，受到后世很高评价，但这部被现代学者誉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明代地图集所称的明帝国版图只“西至嘉峪”，即是说，明帝国西部国界到今天的甘肃嘉峪关即止，而嘉峪关离西藏东部边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朝，进士陈组绶所著《皇明职方地图》，西藏仍未在明帝国版图中。

甚至明之后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间地理舆志之类，也没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如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图》和《肇域记》所记载明代地理，国内领土并无西藏。而刘教授查阅了明代流行的十几本通俗类书，均未将西藏列入国内行政区，而是将西藏或列入与日本、高丽、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国家相类的外国、外夷或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刘教授通过这些历史地理史料，以及有关明朝的封赠、朝贡、户口记录、征税和执法等历史记载，得出的结论是，明帝国不止是对西藏没有主权，而且也毫无主权要求的野心。所谓明帝国的在藏主权，是400年后的中共强行追加给明帝国的。可以说，即或原怀疑者，读了刘教授这本书，也会不得不承认明代时西藏不属中国可说是定论。

但刘教授说，清朝比较复杂，因为清帝国有一些人在某段时间曾宣示西藏属于清朝或说过想把西藏纳入清朝的话，即清朝有明朝没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历史文献中，有把西藏纳入清帝国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记载并未能真实反映清藏之间的关系，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刘教授认为，所谓对西藏的主权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但此时清廷对西藏还无领土野心。其野心是始于乾隆皇帝，这位痴迷于对外武力扩张，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对西藏的野心扩张经过瞻对战事的闹剧般的失败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惨胜而仅止于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区，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划到清帝国版图的文献是在清嘉庆朝钦定官修的《大清会典？嘉庆》中的《皇舆全图》，而这时已是清朝中叶，离满洲人入关，建立中原政权已160年有余。

刘教授列表以出版时间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种权威典籍中，在《嘉庆会典》之前的10种清朝典籍，包括《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大清一统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对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庆会典》虽然把西藏划入大清版图，但对西藏主权的归属界定仍然很模糊，该典籍在有关入贡互市的外国记述中，又把西藏列入与西天（今印度）、暹罗（今泰国）、苏禄（在今菲律宾）并列的“外夷各国”。而且《嘉庆会典》有关清帝国的户口和赋税记录，也没有西藏的资料。刘教授认为，其实西藏对于清政府就是外国，大笔一挥把西藏划入清帝国版图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还蒙在鼓中。但这幅地图就成了中共主张清一朝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铁证之一，谭其骧的历史地图集的清朝版图即声明以此图为据。但讽刺的是，随后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圣武记》又把西藏归类到蒙古、俄国、尼泊尔、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后光绪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为“朝贡诸国”，将西藏、与苏禄、荷兰、缅甸、葡萄牙、义大利、英国等归入同一类。甚至民国时清朝遗老、大清主义者赵尔巽的《清史稿》对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确认知，有时归类为中国各省范围，有时又列入藩部，甚至还有“西藏盖为中英两属国”之记述。刘教授认为，这些记述的内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国自嘉庆开始声称对西藏的主权实际只是自说自话。

中共及其御用学者说，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贡，所以是臣属于清帝国。刘教授指出，清廷记载的朝贡国非常之广泛。在清廷的历史记载中，几乎任何国家来使，都说成是来向清廷朝贡。《嘉庆会典》中提到的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荷兰、西洋诸国（包括葡萄牙、义大利）。再如英使马噶尔尼于乾隆58年访华，民国成书的《清史稿》仍然说是“英吉利贡船”，“英吉利贡使”。

至于中共御用文人以驻藏大臣作为清廷在藏主权的证明，刘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驳。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刘教授指出，驻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总督，而是派到西藏这个外国的外交使节，与清廷派往国外的“驻英大臣”、“驻美大臣”，或外国的“驻华大臣”类似。甚至清廷文书有时也会称驻藏大臣是“藏使”。刘教授还指出清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体制，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部门。但不论中国如何解释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质，但清朝政府未能实际拥有西藏主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刘教授在他这本著作中，探讨了清代在人口统计、户籍制度、邮政、货币发行、赋税、科举、衣冠发饰，以及国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国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实际执行的情况，其结论都是否定的，均证明清廷未能对西藏实行其任何一项国家职能。比如，据清末光绪颁布的《大清会典》，清廷对全国实行的税赋有地赋、丁赋和杂赋三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则以贡代赋，如贵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区，但无论是赋还是贡，都没有西藏噶厦政府的记录。再如学政体系，作为清帝国臣民的权利之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除汉地和八旗，云南、贵州等边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参加科举的学额，也独缺少了西藏。

刘教授指，清廷未能统治西藏，但在其文献和公文中有时却将西藏视为其属地，实际西藏只不过是清帝国想染指但却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绪32年（1906年）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张荫棠于次年上奏给朝廷的电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为殖民地，电文说“藏属地广民稀，矿产丰富，他日当可资为殖民地。”“中国之治西藏，当如英之治印度。”

有关乾隆朝于1793年规定的选择达赖喇嘛灵童的金瓶掣签制度，刘教授引用大量资料证实，这只是清廷伪造对西藏有主权的自我欺骗手法。1793年后西藏一共产生了6位达赖喇嘛，但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完全配合遵守过清廷的掣签要求和仪礼，有好几位甚至完全未经过掣签，对此清廷并没有要求严格执行的权力。相反，驻藏大臣还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于掣签，显然是无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场免于掣签的假戏。基本上，唯一可证实的是清廷送了个金瓶到西藏，至于是否以此金瓶来掣签以认证达赖喇嘛，清廷对此可以说是悉听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刘教授还以资料为证，揭露其中两全，即两平廓尔喀（尼泊尔）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伪造清军参战并获胜利的假消息，而且作伪内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尔入侵西藏，参战的只有尼泊尔和西藏两方，最后藏人不敌，答应巨额赔款后，获胜的尼泊尔军队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参战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几位藏使却报告朝廷说尼泊尔是因为被清军击败而退军，还称尼泊尔向清廷入贡和接受清廷的册封，并伪造尼泊尔降书。乾隆即以此作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馆”编撰《钦定巴勒布纪略》，还称巴勒布（即廓尔喀）为清番属。直到22年后尼泊尔大军第二次来犯，这个骗局才被揭破，当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闻讯后跳水自杀。但因事过年久，乾隆这个第9大武功记录并未被消掉，仍然留载史册，欺骗后人。

刘教授书中还提到了乾隆时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区新龙县的瞻对藏人部落发动战争，清军将领因打不赢，假造战果欺骗朝廷，但因为骗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对瞻对的战争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终清一朝始终无法征服这个地区。

走笔至此，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个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发现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两大武功，即所谓两次平定（实际应该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战也完全是吹牛皮，夸大战功。地处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大小金川，当时人口仅4万，兵力仅几千，大清帝国两次征伐，共出动大军30万，征用民夫47万，耗资1亿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3年的国库收入），耗时近10年，竟损兵折将，死伤数万，结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惨胜。典型的胜之不武，乾隆以此夸耀为不世武功，简直是恬不知耻。

乾隆平定金川之艰难，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与川藏地理环境十分险要有关。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气稀薄，崇山峻岭，激流峡谷，道道山口都高达4000公尺以上。当时清军要进军金川，比走李白所谓“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难上加难，而且除了地理天险，八旗清军和汉人绿营军还需面临高原反应的生理天险。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主要是两个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万年历史的藏人（科学家在西藏高原发现1万年前的人类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生态的生理机能是不同的，甚至刚刚相反。

BBC一篇报导说，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满了红细胞和能够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当空气变得稀薄，人的血液就会变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够向身体各处细胞运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学家发现藏人的血红蛋白则低到惊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会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学家认为这会减少血管受损和心脏的负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会患一种慢性高山病，这是一种因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损和心脏负荷过重所致的一种疾病，但藏人不会。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适合高海拔生活的人类。我们汉人上到高原，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应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会增加，以适应高海拔。这即是说，我们汉人到高海拔地区，即使一时没有很强的高原反应，但生活久了，也会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医学发达之前的前现代时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无法征服，也无法统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两战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后历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头，但他们对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签，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游戏来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时候的清藏关系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档案记录中摘取清廷自称对西藏有主权的记述，而应该像刘教授那样对历史资料作全面认真的考证分析，这样才能釐清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刘教授这部著作还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学者是如何明目张胆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强行将《西藏志》、《圣武记》中记载无误的“百姓”一词篡改成“农奴”一词，以此来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农奴制度伪史。

我期待刘教授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

（来源：越界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