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不寻常

今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从一月份新冠疫情的爆发，到世界各国的停工和防疫，各国人民经历了特殊及不寻常的一年。从年初的疫情爆发，尊者办公室就立刻取消了尊者的日常接见和讲法，这极大的保护了信众的安全。

我们熟知的尊者，是一位从不停歇的老人。他那为众生时刻着想的心，使其奔忙于世界各地。我仍然记得去年，尊者因过于繁忙的行程，而感到疲惫。不得不在医生的嘱咐下，在达兰萨拉开始修养。我原记得那时，尊者办公室计划将六月为西藏青年的夏季讲法取消，但是尊者认为，大众已经期盼已久，直接取消不妥，仍坚持进行讲法，那时的尊者已达84岁的耄耋之年了。

但这次疫情，让尊者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闭关和修养。我仍然清楚记得尊者再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网络讲法和交流时，尊者气色完全胜过往常。尊者的法身安康让世界各地的信众和藏人感到安心，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挂念着尊者的健康，并不断祈愿师长能够长久住世。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华人法会

每年的十月是尊者应台湾佛教团体的祈请下的全球华人法会。我任然记得去年十月仍有少许华人信众从中国大陆赶来，即使他们面对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变得更加苛刻。那时我还和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约定，希望今年仍然能一起参加十月份的华人法会。不巧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印度政府暂时暂停了国内的宗教活动。

就像我过去有谈过，尊者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是高龄了，但是尊者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在佛法的教学上是站在前沿的。因为台湾防疫非常的成功，台湾的信众能够聚集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直接通过网络和尊者进行交流。

(本文作者张钰健于2019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亲切接见照片/作者提供)

我仍然记得尊者多次讲过，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两地的华人都拥有者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语言。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台湾享有着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独立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自由。这种深层次的品质和价值观是中国大陆完全不具备的。

这次尊者主要是以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为主要法本并且搭配着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为全球华人信众讲法。每次尊者的讲法都不脱离菩提心和空证见这两个扼要进行拓展。

在第一天的讲法中，我记得尊者再次抒发了他愿意访问台湾的心愿。台湾的华人信众和朋友们因为有着和中国大陆相同的语言，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将这种普世价值观传递给对岸。尊者在过去一直有提到希望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能够访问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台山。这一次讲法，尊者再次抒发了这种希愿：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访问中国。在中国召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会议，并以曾经获奖者得主的身份前往中国，是尊者最新的一个想法。

犹如尊者以往讲法一样，尊者再次提到了逻辑的重要性。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逻辑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单单仅凭信仰。 “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截磨金，信受非唯敬，”这句经文是尊者不断引用的，为的是论证逻辑学在佛教的重要性。这句偈语引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就是哪怕是佛陀亲自所说的，我们也要应到去验证，而不是直接无条件的接受 。

和其他经论相比，《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更为详细的讲解了空性的扼要。众生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就如尊者提到地球上70亿人，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脱离心里上的痛苦，或者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依靠的是去了解痛苦的来源。对空性的深入了解就是去消除这种痛苦的最好解药。台湾佛教团体能够面对面聚集在一起，讨论法义，真的是让人随喜赞叹。

汉藏交流和中间道路

今年已经是尊者离开西藏的第61个年头了，西藏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同样的，西藏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同样深切的关注着这个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华人和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尊者也时常提到我们汉藏两族的关系，有时会提到汉藏蒙三族的关系。

我们应到要知道的是尊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和钥匙，不是障碍。中间道路就是这个指引。在中国大陆，很多学术界人士是对中间道路这个政策相当的支持。从短期来看，大家都会有忧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是有百利无一害。因为，汉族人可以从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上获得收益。藏族人民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利益。现有的高压政策表面上带来了稳定，但长远来说，就像埋下了许多的定时炸弹。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至今仍然无法充分和自由的去了解中间道路这个政策以及藏人的真正诉求。如果很多汉族同胞能够设身处地并站在藏族朋友的角度去思维一下，很多时候能解决掉不必要的矛盾。

今年的西藏310抗暴61周年，我也很荣幸的受到昆士兰州藏人社区的邀请。那时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还不是很严重，人们还是能够参加自由集会。我还记得3月10日那天，我也代表了华人群众，和其他社群的代表，澳大利亚政党的代表和议员们，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切实去解决西藏问题。我详细阐述了西藏文化在海外藏人社区获得充分保护，尤其是在印度的藏人社区。达兰萨拉就是最典型和最真是的西藏文化的缩影，我也呼吁世界各地朋友都能去达兰萨拉亲自探访并且深入了解西藏问题。

这次疫情，让我们充分看到尊者所说的人类一体化概念的显示版本。一个地区的疫情都会影响着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整个地球村的共同发展。最后，我也衷心希望新冠疫情能够早日结束。我也展望着再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们，不管他们是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能再次重逢达兰萨拉。

(作者：澳洲华人留学生）

（提供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

（《西藏之页》首发）

我是在2014年认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先生。当年香港朋友举办系列关于西藏问题的讲座，刘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讲者，但因为参加的是不同的讲座，彼此未见面，但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在该年4月写了一封信给我，与我讨论西藏问题，信寄到了湾仔的开放杂志社地址，但我已有两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杂志社，直到该年12月，开放杂志停刊，办公室要腾空退租，我回杂志社收拾东西，才发现刘教授的来信，而这时退休的刘教授在7月与太太已离开香港定居美国。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国的电话，我们才开始电邮联络。

他告诉我，他个人独自研究西藏历史已好多年，很希望与同道的朋友磋商讨论。并随电邮寄来他的一些研究论文。说实话，我对西藏历史认识非常肤浅，完全不是刘教授的讨论对手，于是将他的论文转寄给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刘汉城教授本身的学术专业是管理科学，退休前为城市大学管理科学讲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刘教授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兴趣，闲暇空余时间就埋首于中国浩瀚史料读得不亦乐乎。而刘教授会关注到西藏历史，据他自己说，源于20多年前一次与一个英国人争论西藏问题。刘教授是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当时他同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从小被灌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扭曲历史观，并对此深信不疑。当时他无法说服这个英国人，于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证据。结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觉得所谓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之说根本就是一套谎言。2012年退休后，他开始一心一意皓首穷经于中国庞大的史料中，查询西藏历史真相，并决心将他的研究公诸于世。

2016年4月我和刘汉城教授均受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汉藏友好会议。刘教授在会上做了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专题报导。这一演讲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他对中国元明清时代有关西藏历史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史料证据如此之雄辩无碍，我犹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献学课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引用中国史料所作的论述，有些连这些藏人也是闻所未闻的。

在刘教授的专题演讲中，刘教授尖锐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无稽谬说。他指出，中共最先称，西藏成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说太过荒诞，中共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后来不得不将这个“自古”的时间点修正到元朝。他说，其实自元到民国，西藏从来未被中国真正统治过，但基于时间所限，在这次演讲中，他主要谈明朝时期。

刘教授首先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明朝地图将西藏纳入明朝版图毫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作依据，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现实来改写历史真实的恶劣例子。他说，明朝时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书《敕修大明一统志》，明英宗作序，声称是要宣示“我国家一统之盛”，但却没有把西藏纳入其统辖之中，而是将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夷名单，附于《大明一统志》的明帝国版图《大明一统之图》也显示，西藏的标注是在明帝国大一统的版图之外，刘教授在会议上出示了这份地图。刘教授问道，如果连明朝皇帝本人都没有将西藏视为自己统治之地，后人又如何能够将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图之中？

在刘教授对明史文献的广征博引中，还提到了明朝时期的一些称之为类书的民间通俗百科全书类的书籍，其记录的明朝行政区，全部都没有包括西藏在内，他特别以类书《万用正宗不求人》为例。会后我们聊天，刘教授还谈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签认证，以及清朝驻藏大臣等历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驳倒中国官方及其御用学者的说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刘汉城教授对西藏和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记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访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诉我说，他们不追求西藏独立，但他们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样的中共历史观，因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不能因为迁就现实而扭曲真相。

但要说明真相就需史料来证明。有关历史真相的论述，中共和藏人现是各说各话。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传统更多专注于精神和心灵层面，历史记载比较薄弱，相比于最重视历史，有两千多年写史传统，史书史料数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汉民族，无疑是比较吃亏的。再加上语言的隔阂，藏人要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驳中共之论述，难度也很大。而在中国境内，有关西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禁区，有实力的西藏历史研究者却被绑手绑脚，无法讲出真相，敢于讲出真相的会受到打压和迫害。中国著名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赵紫阳执政时候）曾写了一本十世班禅喇嘛的传记，因为披露了中共占领西藏后的一些历史真相，此书在六四之后随即被禁。

当然西方藏学家没有这样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艰涩的古代中文史料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很大的难关。

但所有以上的困难，对于刘汉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精通中英文，还懂德语，并熟悉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学术自由，而且敢于面对真相，不受大中华意识形态束缚。以上种种，让他在西藏历史研究中能脱颖而出，开拓出一片新的空间。而他的研究特点是用中国自己的史料来反驳中国政府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伪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刘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写成一本800页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是分析明清两朝史料。而他对唐、元两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研究，将会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于众。

在这部巨著中，刘教授广征博引，几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权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档案、士大夫学者的历史地理著作、民间通俗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以及西方的有关史料等。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之广泛，如明清两朝的历史地理、典章官职制度、行政体制、人口统计、土地和户口政策、学政科举、税赋、法制、对外关系、朝贡制度等。而他由这些广泛资料的分析所得结论只有一个：西藏并非明清两朝的领土。

有关明朝部分，刘教授所引述的文献有明代出版的14种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过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统志》，我在这里再简单转述刘教授提到的其中几例资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后的嘉靖年间，明状元罗洪先所著的地图集《广舆图》，受到后世很高评价，但这部被现代学者誉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明代地图集所称的明帝国版图只“西至嘉峪”，即是说，明帝国西部国界到今天的甘肃嘉峪关即止，而嘉峪关离西藏东部边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朝，进士陈组绶所著《皇明职方地图》，西藏仍未在明帝国版图中。

甚至明之后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间地理舆志之类，也没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如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图》和《肇域记》所记载明代地理，国内领土并无西藏。而刘教授查阅了明代流行的十几本通俗类书，均未将西藏列入国内行政区，而是将西藏或列入与日本、高丽、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国家相类的外国、外夷或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刘教授通过这些历史地理史料，以及有关明朝的封赠、朝贡、户口记录、征税和执法等历史记载，得出的结论是，明帝国不止是对西藏没有主权，而且也毫无主权要求的野心。所谓明帝国的在藏主权，是400年后的中共强行追加给明帝国的。可以说，即或原怀疑者，读了刘教授这本书，也会不得不承认明代时西藏不属中国可说是定论。

但刘教授说，清朝比较复杂，因为清帝国有一些人在某段时间曾宣示西藏属于清朝或说过想把西藏纳入清朝的话，即清朝有明朝没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历史文献中，有把西藏纳入清帝国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记载并未能真实反映清藏之间的关系，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刘教授认为，所谓对西藏的主权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但此时清廷对西藏还无领土野心。其野心是始于乾隆皇帝，这位痴迷于对外武力扩张，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对西藏的野心扩张经过瞻对战事的闹剧般的失败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惨胜而仅止于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区，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划到清帝国版图的文献是在清嘉庆朝钦定官修的《大清会典？嘉庆》中的《皇舆全图》，而这时已是清朝中叶，离满洲人入关，建立中原政权已160年有余。

刘教授列表以出版时间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种权威典籍中，在《嘉庆会典》之前的10种清朝典籍，包括《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大清一统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对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庆会典》虽然把西藏划入大清版图，但对西藏主权的归属界定仍然很模糊，该典籍在有关入贡互市的外国记述中，又把西藏列入与西天（今印度）、暹罗（今泰国）、苏禄（在今菲律宾）并列的“外夷各国”。而且《嘉庆会典》有关清帝国的户口和赋税记录，也没有西藏的资料。刘教授认为，其实西藏对于清政府就是外国，大笔一挥把西藏划入清帝国版图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还蒙在鼓中。但这幅地图就成了中共主张清一朝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铁证之一，谭其骧的历史地图集的清朝版图即声明以此图为据。但讽刺的是，随后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圣武记》又把西藏归类到蒙古、俄国、尼泊尔、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后光绪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为“朝贡诸国”，将西藏、与苏禄、荷兰、缅甸、葡萄牙、义大利、英国等归入同一类。甚至民国时清朝遗老、大清主义者赵尔巽的《清史稿》对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确认知，有时归类为中国各省范围，有时又列入藩部，甚至还有“西藏盖为中英两属国”之记述。刘教授认为，这些记述的内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国自嘉庆开始声称对西藏的主权实际只是自说自话。

中共及其御用学者说，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贡，所以是臣属于清帝国。刘教授指出，清廷记载的朝贡国非常之广泛。在清廷的历史记载中，几乎任何国家来使，都说成是来向清廷朝贡。《嘉庆会典》中提到的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荷兰、西洋诸国（包括葡萄牙、义大利）。再如英使马噶尔尼于乾隆58年访华，民国成书的《清史稿》仍然说是“英吉利贡船”，“英吉利贡使”。

至于中共御用文人以驻藏大臣作为清廷在藏主权的证明，刘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驳。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刘教授指出，驻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总督，而是派到西藏这个外国的外交使节，与清廷派往国外的“驻英大臣”、“驻美大臣”，或外国的“驻华大臣”类似。甚至清廷文书有时也会称驻藏大臣是“藏使”。刘教授还指出清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体制，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部门。但不论中国如何解释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质，但清朝政府未能实际拥有西藏主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刘教授在他这本著作中，探讨了清代在人口统计、户籍制度、邮政、货币发行、赋税、科举、衣冠发饰，以及国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国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实际执行的情况，其结论都是否定的，均证明清廷未能对西藏实行其任何一项国家职能。比如，据清末光绪颁布的《大清会典》，清廷对全国实行的税赋有地赋、丁赋和杂赋三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则以贡代赋，如贵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区，但无论是赋还是贡，都没有西藏噶厦政府的记录。再如学政体系，作为清帝国臣民的权利之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除汉地和八旗，云南、贵州等边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参加科举的学额，也独缺少了西藏。

刘教授指，清廷未能统治西藏，但在其文献和公文中有时却将西藏视为其属地，实际西藏只不过是清帝国想染指但却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绪32年（1906年）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张荫棠于次年上奏给朝廷的电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为殖民地，电文说“藏属地广民稀，矿产丰富，他日当可资为殖民地。”“中国之治西藏，当如英之治印度。”

有关乾隆朝于1793年规定的选择达赖喇嘛灵童的金瓶掣签制度，刘教授引用大量资料证实，这只是清廷伪造对西藏有主权的自我欺骗手法。1793年后西藏一共产生了6位达赖喇嘛，但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完全配合遵守过清廷的掣签要求和仪礼，有好几位甚至完全未经过掣签，对此清廷并没有要求严格执行的权力。相反，驻藏大臣还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于掣签，显然是无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场免于掣签的假戏。基本上，唯一可证实的是清廷送了个金瓶到西藏，至于是否以此金瓶来掣签以认证达赖喇嘛，清廷对此可以说是悉听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刘教授还以资料为证，揭露其中两全，即两平廓尔喀（尼泊尔）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伪造清军参战并获胜利的假消息，而且作伪内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尔入侵西藏，参战的只有尼泊尔和西藏两方，最后藏人不敌，答应巨额赔款后，获胜的尼泊尔军队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参战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几位藏使却报告朝廷说尼泊尔是因为被清军击败而退军，还称尼泊尔向清廷入贡和接受清廷的册封，并伪造尼泊尔降书。乾隆即以此作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馆”编撰《钦定巴勒布纪略》，还称巴勒布（即廓尔喀）为清番属。直到22年后尼泊尔大军第二次来犯，这个骗局才被揭破，当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闻讯后跳水自杀。但因事过年久，乾隆这个第9大武功记录并未被消掉，仍然留载史册，欺骗后人。

刘教授书中还提到了乾隆时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区新龙县的瞻对藏人部落发动战争，清军将领因打不赢，假造战果欺骗朝廷，但因为骗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对瞻对的战争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终清一朝始终无法征服这个地区。

走笔至此，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个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发现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两大武功，即所谓两次平定（实际应该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战也完全是吹牛皮，夸大战功。地处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大小金川，当时人口仅4万，兵力仅几千，大清帝国两次征伐，共出动大军30万，征用民夫47万，耗资1亿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3年的国库收入），耗时近10年，竟损兵折将，死伤数万，结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惨胜。典型的胜之不武，乾隆以此夸耀为不世武功，简直是恬不知耻。

乾隆平定金川之艰难，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与川藏地理环境十分险要有关。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气稀薄，崇山峻岭，激流峡谷，道道山口都高达4000公尺以上。当时清军要进军金川，比走李白所谓“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难上加难，而且除了地理天险，八旗清军和汉人绿营军还需面临高原反应的生理天险。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主要是两个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万年历史的藏人（科学家在西藏高原发现1万年前的人类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生态的生理机能是不同的，甚至刚刚相反。

BBC一篇报导说，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满了红细胞和能够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当空气变得稀薄，人的血液就会变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够向身体各处细胞运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学家发现藏人的血红蛋白则低到惊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会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学家认为这会减少血管受损和心脏的负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会患一种慢性高山病，这是一种因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损和心脏负荷过重所致的一种疾病，但藏人不会。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适合高海拔生活的人类。我们汉人上到高原，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应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会增加，以适应高海拔。这即是说，我们汉人到高海拔地区，即使一时没有很强的高原反应，但生活久了，也会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医学发达之前的前现代时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无法征服，也无法统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两战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后历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头，但他们对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签，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游戏来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时候的清藏关系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档案记录中摘取清廷自称对西藏有主权的记述，而应该像刘教授那样对历史资料作全面认真的考证分析，这样才能釐清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刘教授这部著作还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学者是如何明目张胆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强行将《西藏志》、《圣武记》中记载无误的“百姓”一词篡改成“农奴”一词，以此来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农奴制度伪史。

我期待刘教授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

（来源：越界疆域）

加拿大的九个华人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中共当局将来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相关的事物。

据藏人行政中央各方网站报道，上周，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办事处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举办藏汉交流活动，60多名中国学者、活动家和青年人士应邀参加，其中包括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港加联、香港文化协会、加拿大支持香港联合会、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卡加利中國民主促進會、温哥华中国自由民主人权促进会、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加拿大反共联盟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及领导。

当天，上述九个华人团体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不要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

（以下摘自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

联合声明如下：

尊者达赖喇嘛大智慧慈悲之声赢得整个世界的认同和尊重。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在中国境内和海外华人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近期,中国政府加紧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议题,中共当局表示:达赖喇嘛不可按个人意愿转世,转世须由中国政府认证,也必须在中国转世。中共当局这一表态不仅遭到藏人的坚决抵制，也引起华人社会的极大忧虑和反对。

信奉无神论并崇尚暴力的中共当局,自1959年控制西藏以来,对藏人进行持续的压迫和迫害;同时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生活方式、自然环境进行长期的破坏和摧毁。中共必须停止这一切做法。

藏汉人民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共不断破坏人民之间的关系、制造民 族之间的矛盾,并为未来埋下很多祸根。我们尊重并支持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藏汉关系做出的长久努力。达赖喇嘛说:“尽管藏汉官方层面的对话停滞,但是流亡藏人与中国的民间交流却在增多”。我们愿意为藏汉友好尽心尽力。

我们尊重并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西藏未来的走向和定位应由藏人决定。

自由亚洲电台5月23日报道）台湾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质疑台湾民选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任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都能到台湾，唯独蔡英文上任三年达赖喇嘛无法入境台湾。

台湾陪审团协会、台湾民族同盟23号召开“一周一问总统候选人—小英为何不敢邀请达赖喇嘛来台访问？恐中吗？”记者会。

民团：蔡英文不敢邀达赖喇嘛是弱化台湾主权

台湾陪审团协会创会理事长郑文龙说：“其实邀请达赖喇嘛来访台，就是一个重要主权的指标。小英总统三年不敢邀请达赖喇嘛，是在弱化台湾的主权，在我们来看，小英总统是胆怯的外交、懦弱的外交。”

郑文龙质疑蔡英文总统执政三年，不敢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是怕中共吗？

郑文龙说：“所以他们在说（蔡英文是）‘辣台妹’。我们今天开的记者会就是要揭穿她的面具，她既不辣，她也不是妹，她就是恐中嘛！这三年来她敢对台湾独立、公投、正名讲过一句话吗？我们连东京奥运要用台湾的名字正名了，她都恐惧，她不是不做，是恐惧喔。”

郑文龙在记者会前表示，他对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单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人员发出邀请，但对方表示不方便出席，他们能够理解，也认为应给予保护。

对民间团体质疑蔡总统是“恐中”而不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说法。本台多次联系总统府三名发言人未获接听，在截稿前无法取得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入出境是移民署业务，外交部是配合核发签证。

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停留科科长陈玛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达赖喇嘛曾三度来台，最近一次是（民国）98年（2009年）来台，他当时持的是印度旅行证，以‘无国籍人民’身分，向外交部申请获核发停留签证来台。未来如果达赖喇嘛欲申请来台，必须正式向外交部驻印度代表处提出入境申请后，由外交部会商相关机关共同配合协助来台。”

陆委会：达赖喇嘛有智慧 政府尊重民团邀请

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我想达赖喇嘛他有他的规划，他也很有智慧。我们台湾相关入境机制也相当完备。你要邀请一个人，我们也都是保持着尊重，如果有申请案真的进来的话，我们就按相关规定进行，我们也会提供必要协助。”

RFA记者：“如果现在有民间团体邀请欢不欢迎？会不会给达赖喇嘛签证？”

邱垂正说：“你要有申请案，我觉得有申请案再说吧。”

藏人代表：达赖喇嘛立场清楚 若对当地国造成麻烦就不去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达赖喇嘛立场一直很清楚，不要麻烦当地国家，如果去给当地国带来麻烦，就不要去。

达瓦才仁说，不论马政府、蔡政府，能够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也为难，我认为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政府是不方便，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在不方便的情况下，达赖喇嘛也是，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去。当然一些信徒也希望来，但是他（台湾政府）真的就是不方便。”

RFA记者：是（台湾）政府不方便不是达赖喇嘛不方便？

达瓦才仁说：对！是（台湾）政府不方便，主要还是看北京嘛。

达瓦才仁说，就算是台湾政府欢迎达赖喇嘛，要递件也不是跟陆委会递件，而应该是向外交部。

达瓦才仁说：“递件也不会递到陆委会，因为我们跟陆委会没有关系，我们又不是‘中国’人。过去是为了避免一些状况，因为我们会有我们的立场，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西藏是它的一部份，实际上又不是，最后很多时候是不发什么签证，就直接进来了。”

连续多年在台湾为达赖喇嘛举办庆寿会的台湾国际藏传法派总会执行长刘金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因为政府一直透过渠道释出讯息说不方便让达赖喇嘛到台湾。

刘金钗说：“他（台湾政府）就说不方便，目前不方便，那你说不方便了，我们还去申请，不是带给他困扰吗？因为法王有交待，如果台湾政府不方便我们就不要去提出申请。”

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在今年三月份时曾发起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的连署，发起团体表示，目前仍在连署中。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普通话网）

“你一定不能用‘达赖’这个简称称呼法王，这很不礼貌，也很伤害我们藏人的感情。”前往达兰萨拉之前，我与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见面，想问问他达兰萨拉的现况，提到藏人的精神领袖，他很郑重提醒我。

札西慈仁，第二代流亡藏人，1998年来台，直到2004年才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目前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许多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是，每年3月10日都要在西藏抗暴纪念游行中呼吁台湾社会关注西藏议题，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到日本时，高喊“Free Tibet”冲进圣火传递队中被日本警方逮补。

“为什么呢？”我问。

“主要是中共每次提到法王，都要说‘分裂份子达赖’、‘达赖集团’，这很不尊重，我们很不喜欢。”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呢？”

“妳要说‘达赖喇嘛’，如果妳能称呼法王‘达赖喇嘛尊者’就更好了。”

在关于称呼的简短谈话里，我发现，藏人们普遍用“法王”或“尊者”来称呼他们敬爱的达赖喇嘛，用“中共”来称呼中国，表示他们的排斥与不认同。

几次与在台藏人接触，无论他们的性格或腼腆或外放，普遍都有着一种安适，没有印象中流亡民族具有的深刻悲情。

“我认识的藏人好像都满乐天的，是我的样本数太少吗？”在与一位到台湾学习中文的年轻藏人访谈中，我提出这个疑问。

“反正，我们都已经流亡啦，还有什么可以害怕或可以失去的呢？再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达赖喇嘛。”这样的回答，充分反映了乐天精神与对达赖喇嘛的依赖。

“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在藏人社会中的深刻影响力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推崇他？带着这个疑问，我到了达兰萨拉。

先从几张照片，看看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曲札嘉措来自青海，年少时与同伴翻过喜马拉雅山辗转到了达兰萨拉，目前是民间组织「国际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组织”副会长。

“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1974年提出的主张，主要精神是，藏中和谈时不追求政治独立，而是争取名符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

先不谈“中间道路」的内容以及藏人社会的反应，让我讶异的是，偶然中看到曲札嘉措的手机桌布是达赖喇嘛的法相。是的，在藏人社会中，提到达赖喇嘛的照片，都以法相来尊称。

“你的手机桌布居然是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就是我们的全部。”曲扎嘉措温和的语气中，有种丝毫没有迟疑的肯定。

“我想问一个有点不礼貌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尊者不在了呢？”我迟疑地问出这个在藏人社会里有些不敬的问题。
过去，“达赖喇嘛离世”这个问题，在藏人社会中几乎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讨论的问题，但随着尊者年纪渐长，已经逐渐无法回避。不过在与藏人讨论这个问题时，最好还是先致个歉。

“如果尊者不在了，我就回青海去，回青海做西藏运动。”手机里存了各种尊者法相的曲扎嘉措说。

潘多丹增是我们这一次的翻译，打开她的钱包，里头放的照片是达赖喇嘛的法相。

潘多丹增曾经是中国重点栽培的藏人，她当年的同学，有许多都是目前中国藏区的干部。她在2013年出走中国，流亡印度。

“妳当初为何要离开中国？原本妳可以有大好前程。”我问。

“主要是2008年那一次的镇压，让我受不了，太野蛮了。”

2008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请愿活动最后演变为武力镇压，被逮捕、失踪的藏人不计其数，藏人社群里流传出各种受迫害的消息。

“我们老家那边有年轻人被抓走，放回来后，臀部的肉都被割下来了。”讲起这些讯息，潘多眼里泪光闪烁。

在那年，潘多有了出走的念头，也开始她这一生茹素的饮食。

“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只要尊者在达兰萨拉，我就会在达兰萨拉。”

在达兰萨拉，有“白色星期三”的活动，这一天，藏人们要穿藏服、吃藏菜、说藏语。这个活动由中国境内的藏地传出，是一个保存自己文化的不合作运动，到了达兰萨拉被正式且全面推行。

“为什么是星期三？”

“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出生那天是星期三。”藏人说。

“有些藏人甚至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在金猪年出生。」藏人说。
达赖喇嘛在藏人生活中无所不在，这些景象，在在证明达赖喇嘛在藏人社会中的地位，然而却无法解答我「为何藏人如此尊崇达赖喇嘛？”的疑问。

“在西藏，活佛很多，到处都是活佛，可是不见得每一个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活佛这一世在这世间的修为，他做了什么。”在一次闲聊中，潘多告诉我关于西藏活佛的事情。

“那达赖喇嘛呢？尊者做了什么？”

“尊者很伟大的。妳看，他十几岁就亲政了，当时西藏内外情势很糟，可是他十几岁这么年轻就扛下西藏的责任，甚至在流亡期间带领藏人，给我们希望，教导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糟糕的事情。”

我想起到达兰萨拉的第一天，一个印度妈妈(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带着稚龄的女儿(不确定是不是租的)，跟着我从街头走到街尾，一路说着“不用给钱，只要食物，宝宝饿了。”

其后，我在达兰萨拉街头，碰上不同的乞讨者，这些乞讨者，都是印度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向人乞讨，然而没有一个在别人土地上流亡的藏人，向人伸手。

“我们藏人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我们会想办法自力更生，如果我们有族人面临困难，我们也会帮助他，不让他向人伸手。”在访问当地一个民间组织时，受访的藏人回答我关于“藏人不向人乞讨”的疑问。

我想起所读的资料中，流亡之初，达赖喇嘛除了带领藏人建设公路、开垦荒地，更带领藏人设立学校。

“那是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虽然流亡印度，可是我们没有依赖别人，我们自己修路、垦地，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还帮印度政府打仗。”对于藏人在别人的土地上如何有尊严的生活，札西慈仁这么说。

“流亡政府最伟大的两个成就，一个是建立了民主的体制，一个是保存了西藏文化。”受访的学者这么评价。

1962年达赖喇嘛宣布第一部西藏民主宪法，奠定其后流亡政府民主基础。

藏人行政中央位于上达兰萨拉与下达兰萨拉之间，藏人们直接称呼政府，有最高司法机构、人民议会以及最高行政机构噶厦(内阁)，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体。议会的议员及最高行政首长，目前均由直接民选产生。

图书馆、藏医院、罗布林卡等机构除了保存大量西藏文物，更透过各种方式希望保存西藏的文化精神与传承。

而无论是民主体制的确立或是西藏文化的保存，都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其间推动的身影。

“不见得每一个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活佛这一世在这世间的修为，他做了什么。”

如果藏人是如此看待活佛，带领一个流亡的民族，在别人的土地上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即使辛苦依然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让国际社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个流亡民族。这些作为，如何不令人心服。

信仰也许无法被理性归因，然而我在藏人社会以及生活中，看到达赖喇嘛做了什么。

对于“为何藏人如此尊崇达赖喇嘛？”潘多解答了我的疑问，我也终于承认，因为有达赖喇嘛，藏人真是一个幸运的民族。

2019年4月10日

（来源：《独立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