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讲话机会，我作为一个汉人在这里和藏人兄弟姐妹探讨西藏问题的现状，藏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西藏问题的现状，有人表示乐观，也有人表示悲观。为了看清现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到明年三月，藏人流亡就六十年了。十年前，为了记录藏人流亡史，在座的藏史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在访谈尊者三天后问过尊者一个问题：在出走到达印度以后，在流亡初期，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尊者回答说，流亡初期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敲开西方国家大使馆的门。那时候藏人缺少人才，尊者可以依靠的人屈指可数。这是西藏过去的封闭造成的。
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流亡藏人中人才济济。
我今天为什么要回顾这一点？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西藏的出路离不开国际形势，藏人离不开国际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年CIA对四水六岗的支援，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西方社会来自于国家层面上的国际支持，不可能在损害自身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产生。所以国际支持有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此一厢情愿，不能有幻想。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变化后，CIA结束了对四水六岗的支持，很多人以为西藏已经完结，中国已经完成了对西藏的永远吞并。
但是尊者并没有绝望。尊者带领流亡藏人，在一步一步地建设自己，提高自己。尊者1979年第一次访问美国，那是流亡后二十年。整整二十年的等待，靠什么争取国际支持？尊者对美国人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道德良心说话。就是在那个时期，尊者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即中间道路的理念。
尊者1999年的纽约中央公园讲话，尊者和台湾圣严法师1998年的世纪对话，尊者自传的出版，我们很多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西藏，一旦了解了真相，我们就成为藏人事业的支持者。
赵紫阳下台之后，西藏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希望走向失望，甚至不少人表示绝望。这是一段困难的时期，最近二十多年中美经济紧密一体，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被强硬派把持。西方国家原来以为，让中国进入国际化，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足够分量的中产阶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引入民主化。但是中国的现实发展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期，在经济发展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好像也没有愿望迫使国家汇入民主化，中国反而是要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改写国际事务的法则。很多人一度认为，这种国际化趋势已经难以改变，因为中美经济已经互相渗透得太深，美国经济已经伤不起了。
但是，川普总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看法。我投票支持川普，因为我认为川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识，即让美国重新强大的政策，早晚要针对中国，要堵住中国试图让全球化按照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路数。而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是有利于藏人的。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新的美国国家利益思路和战略的转变，将产生不同的中美关系，导致不同的世界格局，这种格局对藏人是有利的。美国终于公开指出，中共的价值观，中共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从现在开始，西藏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问题产生大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内部状态。回顾二十世纪初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到辛亥革命后西藏获得长达三十八年“事实独立”，不难看出，中国内部一变，西藏问题就随之变化。
现在的中国，有外强中干的性质：一方面是庞大的经济体，庞大的基础建设使之有了一个强国的外貌，但是内部实质性问题无法掩盖，经济结构不良，资源负担超重，环境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崩溃，导致危机四伏，政府严重依赖维稳来统治，统治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超高成本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中国的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影响西藏问题的变化，明天还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不知道。当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同样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夜之间庞大的清王朝就结束了，西藏就独立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清，当年西藏有条件独立的时候，西藏内部并没有准备好，西藏还不是一个现代nation，西藏痛失三十八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国家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未来出现新的变化的时候，藏人做好准备了吗？当今天机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008年我们第一次采访尊者，尊者告诉我们，他准备在政治上退休。我那时候非常吃惊。我们认为尊者是不能退休的，没有尊者的带领，流亡藏人怎么办？
流亡藏人社会是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流亡群体中持续时间漫长、最和平、组织最为良好、政治诉求最为坚决、赢得全世界最大尊重的流亡群体。而这和尊者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那么尊者为什么在2008年就打算政治退休呢？
尊者是为了促使藏人社会的民主建设。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尊者的退休结束了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二是让藏人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锻炼藏人社会搞民主的能力。这是尊者深思熟虑走出的一步。这一步对我们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2011年3月，尊者宣布正式在政治上退休。在华盛顿的汉藏交流会议上，我说，从此以后，流亡藏人面对着两大挑战：一是外部的挑战，怎样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怎样保持自身作为藏民族代表的合法性；二是内部的挑战，怎样保持内部的团结，避免流亡群体非常容易出现的四分五裂状态。
流亡藏人现在仍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这和尊者的威望和工作分不开，藏民族无分境内境外，都拥戴尊者。这是藏民族特有的政治力量。以后，在面对中共政府，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怎样代表全体藏人，为此今天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必须做到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计划的问题。这是来自外部的挑战。
此外，流亡藏人内部的团结，是一个应该小心翼翼地用现代民主社会的方式和规则来对待的议题。一方面，藏人社会要现代化，首先就是政治上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以往传统社会只要听仁波切的就可以了，而现代民主社会是鼓励个人有自己的思想，鼓励言论自由的。意见发生分歧在所难免。但是西藏流亡社会政治上的一致，是藏人的力量所在。藏人如果分裂，就失去了这个政治力量。既要搞民主，又要对外一致，这是来自内部的挑战。
在藏人内部，近几年有中间道路和独立诉求的分歧。
我的立场：一，西藏属于藏人，藏人的民族自决权是无可置疑的；二，我支持藏人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命运的任何决定；三，现在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建立在佛教哲理的智慧基础上，是全体藏人多数的意志，是对藏人最有利的方针，也是汉藏双赢的方案。
我理解一些藏人朋友的独立诉求。但是，如果现在只谈独立，只做和争取独立有关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和独立无关就没有意义，那么就很难争取国际支持，无法在国际上申诉，关掉了和中共政府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激进的独立诉求无法提出一个可行的计划，那么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等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诉求。
在中间道路方针下，藏人除了可以争取国际支持外，对中共政府的对话大门始终打开，让国际社会看到，是中共政府拒绝对话，藏人就有政治上的主动。同时，境内外藏人都可以在此前提下，展开长期的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这包括文化上的update。发展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藏人要有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要有自己的律师、教授、西医医生。藏人未来需要能够独立地管理和建设西藏的一切人才，而这些是现在就要做的。藏人的僧侣要披上袈裟能念经辩经，脱下袈裟能进实验室搞科研，进手术室医治病人。
西藏传统社会在改变，这种改变应该是缓慢的、渐进的，必须保留藏文明的一切好的传统，改革旧西藏的封建残余。所以，尊者从流亡初期起就把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和西方科学家对话，要僧侣学科学，都是着眼于藏人社会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藏人，才是内在真正强大的藏民族，才能争取和保持这个民族的自由。
最后，我想说，汉藏交流非常重要。掌握信息流通是中共政府维稳的重要武器，但信息和知识也是我们打破维稳的武器。只要汉人了解真相，他们就会同情藏人，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因为人都有天生良知。将来，当转机到来的时候，汉民众的态度至关紧要。诚如尊者所说，汉藏应该是好邻居。
作为一个汉人，我想对在座的藏人兄弟姐妹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暴政，我们反抗的是同一个独裁专制，我们是在一起奋斗，我们必将一起得到胜利。
谢谢大家！
注：本文章为海外知名华人作家丁一夫先生，于2018年10月22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主办的“第六次对华人沟通交流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文章为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西藏之页”之立场。
（来源：《西藏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