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控克什米尔，位于青翠的喜玛拉雅山谷，人称“东方瑞士”。首府斯利那加坐落在美丽的达尔湖畔，三面被雄伟壮观的群山包围。秀美的自然风光、传奇的历史风情常年吸引着大批前来观光的游客。记者发现，这里也有一个鲜有人知的“藏人村”。他们为什么离开故土？为什么在这里安家？个中又有多少辛酸？

有时候，你可能以为对某个地方早就了如指掌，但是，偶遇新鲜一面，让你懂得，原来自己不过是知其一、不达其二。

过去20多年，我曾经多次去克什米尔。首都斯利那加，我去过壮观的哈利帕布城堡（Hari Parbat fort）。它雄踞山巅，主宰城市天际线。但我从来没有发现，就在城堡脚下，藏着一个小小的、鲜有提及的社区。

他们的身世，讲述着过去几个世纪喜马拉雅山麓和克什米尔的历史变迁：曾经带来繁荣与财富的古丝绸之路；邻里国家的纷争；身份认同的冲撞。

大约2000名藏人在斯利那加安家落户，这就是克什米尔的藏人穆斯林社区。

现在在西藏，首府拉萨仍然生活着为数不多的藏人穆斯林，偏远山区小镇也有一些。但是，藏人穆斯林大多在印控克什米尔定居。

因为，他们的祖上是克什米尔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当地人提起斯利那加古城墙畔的”藏人村”。我知道自己肯定没走错路，为什么呢？路边一家饺子店在出售藏人特有的饺子”馍馍”！

小巷深处，一群妇女在闲聊，几位老人踱着步去清真寺。他们的外貌有典型的藏人特点。

社区中心是一所藏人公立学校，很有气势，很现代化。纳西尔（Nasir Qazi）这位年轻、成功的商人带我去学校转一转。

纳西尔还是”西藏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负责人，联合会也监管藏人公立学校。学校办的一定不错，种种成功迹象一目了然。

当初办学的目的是服务于藏人穆斯林，但现在，学校的生源远远不止于藏人穆斯林。

纳西尔说，”我很自豪，我们能为克什米尔兄弟姐妹做点事。”

走廊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占据显赫位置。藏人穆斯林并不把达赖喇嘛看作他们的宗教领袖，但是纳西尔说，我们尊敬他、尊重他，”他很爱我们。”

克什米尔藏人穆斯林的祖先是克什米尔和临近的拉达克（Ladakhi）穆斯林，古丝路上的商人。400多年前，当时的达赖喇嘛在拉萨赠给他们土地。

星移斗转，这些穆斯林商人娶了当地藏族女子，学会了藏语，接受了藏族美食，成为拉萨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清真寺、富有、口碑不错，并且以擅长藏族音乐出名。

但是在西藏，他们从来没有被看作藏人。他们被叫做”卡契伊”（Kachee），直译就是”克什米尔人”。后来，卡契伊成了所有西藏穆斯林的代名词，不管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

抵抗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大批藏传佛教信徒流亡印度，藏人穆斯林也遭受冲击。部分藏人认为他们和中共统治者合谋。

经过反复交涉—当时印度政府也曾参与，藏人穆斯林获准离开西藏。大多数选择离开。

到了印度，和藏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看作没有国家的难民，而是重返祖国的印度人。这一次，卡契伊身份给了他们地位。他们告诉印度当局，他们来自克什米尔，坚决要求返回故土。

现在在克什米尔的藏人穆斯林绝大多数已经不再是商人—古老的贸易之路已被难以逾越的现代边界封锁，而是从事报酬更低的工作，比如刺绣，面纱、罩袍，卖给游客的高端体恤衫。

纳西尔告诉我，几十年前中印关系稍有缓和的那段时间，他妈妈总算有机会回了一次拉萨。纳西尔在拉萨有表兄妹，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从来没有去过那片给了他身份的土地—西藏。

纳西尔说，”我们属于这片土地，克什米尔土地。”

但是，藏人穆斯林的地位并不明确。在印控克什米尔，只有那些能够证实祖上确实来自克什米尔的人才可以拥有土地、享受全面权益。对藏人穆斯林来说，这有些棘手，他们的先人离开已经太久了。

在克什米尔这样的地方，不归属、被看作”外人”可能是危险、致命的。藏人穆斯林社区长期保持低调。

看上去，他们对在克什米尔的生活很满足。但是，他们想必也会反思人生的悖论。在西藏，他们被看作克什米尔人；在克什米尔，他们被看作西藏人。

 

(来源：BBC中文网； 原来的标题：《记者来鸿：藏人穆斯林 何处才是家？》；作者：BBC驻北美记者安德鲁·怀特黑德 （Andrew Whitehead）)

(西藏之声2017年11月29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在印度阿萨姆邦接受媒体采访，谈及西藏抗争的国际支持度，强调在西藏议题面前，世界必须作出钱权与道德的抉择。司政乐观表示，历史证明非暴力与正义往往会获得最终的胜利，而那也是西藏所属的一方。

近日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阿萨姆邦参加媒体“NEWS LIVE TV”的访谈节目，谈及西藏的重要战略意义、印度在西藏自由抗争中的角色、藏人运动的非暴力性质，以及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性等等。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出访谈内容。

世界必须在金钱与道德间二选一

记者提问指中国崛起是否造成国际社会难于支持藏人的抗争，司政洛桑森格回答说，这世上存在道德与金钱的选择，中国在利用其金钱施展影响力，而藏人则认为道德在自己这一边。因此，世界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贪欲驱使下，选择金钱并向中国压力屈服。

然而司政乐观地认为，人类总是面临钱权贪欲及人性的抉择，昂山素季与曼德拉的获释、柏林墙的倒塌与前苏联的解体，诸如此类事例都证明非暴力与正义的一方通常会获得胜利，藏人便属于正义的一方。

藏人行政中央不支持自焚

介绍了中共对西藏的武力侵占与六十年殖民统治，以及受压迫藏人的非暴力反抗情况后，司政洛桑森格强调藏人行政中央不支持自焚，但自焚也反映出藏人的绝望，同时显示出他们的决心。

记者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世界领袖仍然在是否会见尊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司政表示那的确是事实，并指那同样是钱权与道德的抉择问题。一些世界领袖的犹豫，来自同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希望。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总统不顾中共压力，而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并强调博茨瓦纳不是中共的殖民地。同样，美国的历届总统也都同达赖喇嘛尊者会面。

中道自治诉求在于中国能否落实其宪法

谈及中间道路抗争途径，司政洛桑森格强调西藏在历史上为独立国家，但是目前遭到侵占。“所以我们希望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既然中国政府提出一个中国政策不容妥协，那么我们就提出中间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停止压迫六百万藏人，并按照中国宪法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么我们就不追求独立。这是双赢的方案。”司政指出，中间道路所提的真正自治，其实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落实他们自己的法律。

司政承认流亡社区尤其是年轻人中存在对独立的呼声，但他强调，藏人行政中央的主流政策是追寻真正的自治。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在第二任期内重启双方的和谈，摘取西藏问题这颗已经成熟的果实。

(来源：西藏之声2017年11月29日报道

（德国之音报道 ）道上周日，中国足协在其官方网页上发表声明称，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因任何原因受到损害，因此决定中断U20项目合作，并已安排队伍回国。德国西藏倡议组织负责人表示：德国必须明确表示，人权是不能谈判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周五（11月24日）德国足协宣布，原定于第二天举行的中国U20国家足球队与法兰克福FSV队之间的比赛被取消。比赛被临时取消同一周前，中国U20国家足球队亮相德国西南地区联赛参加的第一场比赛中出现的”小插曲”有关。当时，在中国U20国家足球队对阵肖特美因茨（TSV Schott Mainz）的友谊赛中，观众席上有人打出西藏”雪山狮子旗”，中国球员随即离场，比赛一度中断。

事后，德国足协副主席齐默曼（Ronny Zimmermann）曾对媒体表示：”我们不能禁止抗议行动。在德国体育场馆里人们享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他说：”作为客人你应该有能力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甚至惊动了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上周举行的一场新闻例会上表示，”涉藏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众所周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为’藏独’反华分裂势力提供支持”。”在这我还必须说，相互尊重是东道主的应有待客之道”，陆慷强调，任何国家之间的尊重都是相互的。

在德国足协宣布第二场友谊赛临时取消的同时，中国足协方面还表示，”经过慎重考虑后，中国足协和德国足协共同决定，将中国U20选拔队与德国西南地区联赛俱乐部在2017年剩下的三场友谊赛推迟至2018年进行”。

德国足协副主席齐默曼回应说：”比赛被推迟，特别是考虑到这些赛事对中国U20球队以及西南联赛球队可能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此深感遗憾。”他还表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推迟比赛是必要之举，能够给我们创造足够的时间，就目前的情况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秉承体育精神，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确信，德国足协与中国足协的良好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德国西藏倡议组织负责人鲍曼（Nadine Baumann）上周五则向德新社表示：”比赛被叫停，推迟到明年，这无疑是一个懦弱的妥协。”她说：”我们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示明确的态度并发表声明。这不仅关乎到体育项目合作。德国必须明确表示，在这个国家，人权是不能谈判的。我们明年也会捍卫言论自由权，带着西藏旗帜去赛场。”

11月15日“狱中作家日”当天，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人权组织等流亡藏人团体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狱中的藏人作家，让西藏境内藏人享有使用藏语文的权利。

据悉，国际笔会从1981年起，每年的11月15日，在世界各地举行集会或其它活动，旨在表彰狱中作家反抗言论压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勇气，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剥人们夺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次是第三十六个“狱中作家日”纪念日。

在纪念集会上，狱中藏人作家的部分诗歌被朗诵，对雪合江、贡觉次白、加羊吉、次仁顿珠和卓日次成等五名知名藏人作家的情况做了介绍。雪合江和贡觉次白正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加羊吉、次仁顿珠和卓日次成等曾遭监禁并在狱中受过酷刑。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举行“狱中作家日”纪念活动，不单单是为了作家的言论自由权，而是为了整体的人权，而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中最重要的一环。

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人权组织联合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狱中藏人政治犯。根据西藏“狱中作家”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报告将他们分别在“正在狱中、已经获释、至今失踪和在狱外仍受软禁”等四个分组中作介绍和讨论。

东方的两位圣贤，佛陀释迦摩尼和孔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先后来到了美国，那就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中国政府砸下巨额资金建立的孔子学院。这两位差不多同龄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力的贤哲，在美国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疑虑

自从2005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到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其中约20%建立在美国，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法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语文学院，已经德国人的歌德学院。

全美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扩展和影响令人刮目相待。特别是数量颇为可观的孔子课堂，满足了众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愿望。学好中文有利于将来和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发展，一度被视为一种有远见的做法。很多中国人也颇为以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校在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自豪。

不料，最近突然传来令人瞠目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的孔子学院必须得到美国认证，并指在学院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违反了签证规定。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供外国籍人士申请在美国作为交换学生、学者教书、工作和学习，以取得所谓的文化交流经验。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却不仅是大学生，而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这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就签证的技术细节对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找茬，其实这只是敲山震虎，对孔子学院及其背后的老板发出信息：山姆大叔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指望轻松地在美国搞中国那一套。

孔子学院的搞法，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等大动作，有异曲同工之特点，即依靠中国庞大经济体和特有的强政府体制，集中决策、集中花钱，高目标，高效率，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和西方民众不一样，一般人分不清国家富强和政府有钱的区别。于是政府就可以用手里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自信，他们可以不顾民生需求，动用国家力量来做事。然而，这恰恰触到了西方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即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教育是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事，美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敢信任，更何况一个仍然宣称自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背景，是引起越来越引起西方民众疑虑的根本原因。

藏传佛教在西方

与孔子学院截然不同的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1956年至1962年，中共在藏区发动“民主改革”和“平叛战争”，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本土被关在双重铁幕之后，没有人知道，在“平叛”的过程中，多少寺庙毁于战火，多少僧尼死于非命。在其他几个地区，包括蒙古和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藏传佛教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古老的藏传佛教岌岌可危，似乎难逃一劫。

然而，大批藏人出逃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当第一波西藏难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时候，世界进入了“六十年代”。

在西方历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里，陈腐的社会规范，僵死的宗教信条，以及传统的行为模式受到年轻一代的激烈挑战。在躁动不安的气氛里，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出。精神追求者们朦胧地感到，信仰不应仅仅是遵从一套固定的仪式，对生命的认知也不应只限于经典的诠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到哪里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在理性与灵性，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否有一条“中道”？ 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六十年代初，两万多逃亡藏人刚刚到达印度。就在这时，努力从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青年，千里迢迢前往喜马拉雅山南。在临时难民营里，怀着好奇和疑虑的西方青年们看到，一无所有、历尽苦难的难民和僧侣们心态平和，甚至在临时难民营里就开办学校，开始重建人生。西方青年们想知道，这些难民的信仰中有什么样的“神秘因素”，赋予他们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第一批西藏难民中鲜有人懂英语；第一批前往喜马拉雅的西方青年几乎无人会说藏语。两方艰难地交流，两种文明就这样撞击出炫丽的精神之花。 藏传佛教从此西渐。

早期最著名的求法者中，有个名叫罗伯特·瑟曼的年轻人。1964年， 24岁的罗伯特成为达赖喇嘛亲自剃度的第一个“洋喇嘛”，藏名丹增。他师从达赖喇嘛习经3年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于1967年获哈佛大学梵文博士学位。日后，他出版了多本介绍藏传佛教的通俗性书，被认为是促进藏传佛教流行西方的先驱者之一。

在达赖喇嘛流亡半个多世纪中，藏传佛教寺庙和中心在世界各国涌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皈依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每年在西方各国举行讲经会，宣讲佛教理念和当代人类普世价值观。慈悲与智慧，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精神的核心。来自雪域高原的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欧美国家男女老幼都熟悉的形象，达赖喇嘛是当代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每年都访问美国，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和达赖喇嘛相见欢谈。不是总统故意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是总统必须顺从美国民众对他的道德原则设下的标准，达赖喇嘛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高于眼下的商贸利益。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原载《动向》201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