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世俗化是中国当局在藏区实行的重要政策，以追逐利益和现世享乐取代民族意识和宗教追求。这一点去拉萨旅行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灯红酒绿，人欲横流与中国内地没有两样，已经找不到多少圣城的感觉。

世俗化立足于市场经济，有追逐金钱的渠道才有沉溺消费的可能。藏区向市场经济转型比汉地晚十年左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毛时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等未退出舞台，还能压住民族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毛的一套失效，市场经济转型还未铺开，等于失去旧的手段，尚未掌握新的手段，所以那时民族问题凸显，藏人的意识被重新复兴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充填，当局只能用政治高压加经济援助的方式被动应对。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藏区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成分，当局因此获得利用世俗化消解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手段。藏人原本躁动不安的民族抗争一度出现消解趋势，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变成主导。政治高压只能损坏藏民族的机体，世俗化却能腐蚀藏民族的灵魂。

然而民族冲突却没有因此得到解决，旧矛盾被新矛盾取代。市场经济带来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自由竞争，一旦汉人移民大量进入世俗化藏地，世俗化的藏人就会出于世俗化原因再度强化民族意识，形成新的民族冲突。

新疆的市场经济转型比西藏早，维吾尔人的经商意识比藏人强，但是当局却不能利用世俗化消解新疆的民族问题，反而随市场化进程更趋严重。这是因为新疆汉人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四十，掌握主要资源和权力。他们从市场经济发展之始就拿走了主要份额，占据主要机会。这里有当局的有意为之，也有市场经济的规律。既然新疆的市场绑在中国内地经济体系上，汉人的语言，人脉，经营方式比当地民族有优势，必然占上风。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就不再有消解民族矛盾的作用，反而会制造新的民族矛盾。此前的民族矛盾集中于历史和相对抽象的是非，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主要被民族精英关注。市场经济的矛盾却摆在了每个普通百姓眼前，充斥着现实生活的细节，因此能够激发更为普遍的民族情绪。

藏地和新疆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发展前西藏汉人少，人口主体是藏人，因此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藏人能控制较多的份额和资源，也能获得机会和职位。待汉人大批进入西藏，开始多数是包工打工，做建筑工地，蹬三轮，开饭馆，养猪种菜等藏人不做的活。藏人当雇主或被服务的对象。在那种阶段世俗化政策是有效的，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的藏人可以把民族问题搁置一旁。

然而汉人在市场竞争中一是拥有语言，人脉的优势，文化中的逐利性也比藏人高;二是进藏汉人多有藏地汉人官员的关系，非亲即友，较多得到权力的庇护和便利;三是藏地一旦开始有钱可挣，便吸引更多能量大的汉人前来，于是西藏便出现类似新疆的状态 – 当地民族被排挤到市场经济的边缘，日益变得劣势。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必然重新激化，甚至更加严重，导致十年前由拉萨“314事件”引发的的抗议运动遍及西藏及各省藏区。

（来源：倍客亲）

我在收到达兰萨拉方面的参访邀请时，非常地激动，对于藏传佛教的文化向往已久，如能有机会与达赖喇嘛尊者面对面的交流必是三生有幸！立即在网上检索了一下，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喜马谐尔邦，气候宜人，听说这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时候。另外，我也期待在本次活动中多了解一点藏人朋友在达兰萨拉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促进汉藏交流与和解、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的进程。

27号的凌晨到达德里国际机场， 接机的藏人朋友在机场外辛苦地等候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是凌晨两点多了，但整个德里的交通仍然很繁忙，我不知道是不是印度人民得工作习惯与欧洲有区别。参访团一行八人，28号包了两辆出租车，傍晚出发，第二天凌晨到达达兰萨拉，在青年旅店住下，短暂的休息后就开始了本次参访的正式行程。

我们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为期12天的参访活动。我们分别参观了藏人流亡议会、行政中央各部门、藏医院、藏妇会、藏青会、西藏儿童村学校、罗布卡林藏文化保护中心等官方与非官方机构，并且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台湾法会。尽管台湾法会期间的工作太过繁忙，但是尊者达赖喇嘛仍然抽出了时间与参访团的成员见面，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与我们合影留恋。

首先，本次参访是一次民主学习之旅。藏人先于我们海外大陆人士走上了民主之路。从六十年代开始至今，藏人兄弟姐妹们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引领下，执行了民主宪法、选举了议会，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组建了精简高效的行政部门。这一种无政党模式的民主议会制是全世界的民主创新，并不断进行民主体制的建设，完善民主制度。我们海外华人应该学习和吸收这样的民主经验。同时，我们感受了宗教自由的浓厚氛围。在整个达兰萨拉地区，基督教、印度教及藏传佛教都有各自的宗教场所，没有任何的矛盾，相互包容。

其次，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是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的。尊者希望中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也希望中国当局的改革力量能积极地推动民主变革。他还认为中国社会整体的透明度应该提高，媒体的自由度不断扩大，对于中国的进步尤为重要，他强调中国人应当了解藏人的真相，汉人、藏人以及其他族群都应该在法治的保障中有尊严的生活。达赖喇嘛尊者还肯定了汉藏两个族群交流的开展，并表示已经多次向中国当局表明解决藏汉两族间问题的诚意，希望中共当局尊重两族人民的意愿，回到谈判桌上来，以和解、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保障西藏人民的各项权利。

我们作为海外华人，还应该学习藏人那种坚持不懈、包容并兼的品质。藏人虽然饱受中共暴力的压制，流亡在印度和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但是没有气馁，没有失望，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不但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且将流亡定居点建设的井井有条，各种对于藏文化在宗教修法、手工技术、生活传统等多个方面都能够进行传承，为世界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财产，还以此带动了印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文化和政治交流。

最后，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民主统一的阵线，在这个框架下用各自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与藏人多交流、向他们学习民主成果，也是我们民运人所必须做的事情。

 

来源：（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网）

11月底至12月初，沉寂一年的美国卸任总统奥巴马，似乎重返国际舞台，他先后出访了中国、印度和法国。其中，尤其以中国和印度之行最引人瞩目。

11月29日，奥巴马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天后，12月1日，奥巴马在新德里会见了西藏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国内网站称，奥巴马可能充当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信使”。这一说法耐人寻味。

奥巴马任内，曾与达赖喇嘛四次会见，已经是交情匪浅的好朋友。作为美国前总统、且与达赖喇嘛拥有一个共同身份 — 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担当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中间人或调停人，再合适不过。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卡特，就以担当中间人、调停区域或世界冲突而著称，为此，还荣获200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卸任后的奥巴马，才56岁，还非常年轻，为世界和平而奔走，此其时也！

与习近平和解，在达赖喇嘛这边，完全不成问题。11月17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见前来朝圣的40名境内藏人时，表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就马上回到西藏。”这三句话，都有特别的含义：“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意即，我永远不会忘记境内藏人，期待有生之年回到西藏。“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意即，主动权在北京手上，我尊重他们的决定，表达了达赖喇嘛一贯的善意，心胸宽广，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我就马上回到西藏”，意即，结束流亡生涯，回归故土。

与达赖喇嘛和解，在习近平这边，条件已经成熟。如果说，十八大前后（2012年），习近平接任，面临复杂而危险的权力交接，如临深渊；如果说，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面对复杂而危险的权力斗争，如履薄冰；他无力解决西藏问题，情有可原。但今年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不再受政治老人的羁绊、不再受党内其他势力的妨碍，内政与外交，完全可以自主定夺。改变中共错误的西藏政策，就像改变中共错误的朝鲜政策一样，习近平可以做到。

过去一、两年，藏人自焚事件有所下降，应该与达赖喇嘛的呼吁有关。部分藏区藏民重新挂起达赖喇嘛法像，中共当局没有强行阻止，而予以默认，应该与习近平的招呼有关。这都是彼此示好的部分迹象。

更重要的迹象是，据印度媒体报道，作为达赖喇嘛的使者，西藏流亡政府前总理桑东仁波切已经于上月中旬受邀前往中国，出现在云南省的昆明市，低调而谨慎地与中国官方接触。这一消息，尚未经证实，却为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谈判与和解增添了乐观的预期。

据传，习近平家族，与西藏和佛教，颇有渊源。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曾主政西北地区，与西藏第二号宗教领袖十世班禅喇嘛相交40年。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两人都曾蒙冤入狱，毛死后，又都获得平反而继续合作，可谓肝胆相照、同甘共苦的老朋友。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据说是“虔诚的佛教徒”。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信奉佛教，两年前还曾到西安慈恩寺大雁塔礼佛，轰动一时。作为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还曾高歌西藏歌曲，诸如《青藏高原》和《洗衣歌》等，彭丽媛的演唱，激情澎湃而声情并茂，流传甚广。至于习近平本人，在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时，受作家柯云路影响，曾学佛习法。2014年，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大篇幅阐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关系。公开表示：佛教可以在中国文化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考虑到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道路，和平、理性、非暴力，并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而是西藏的真正自治，而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尊者的微薄心愿，仅仅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平心而论，达赖喇嘛的心愿、主张和道路，对中国有益，对中共也无害，并不会超过习近平当局的接受度。

考虑到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如不能在尊者生前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很难想象，一旦众望所归的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之后，境内外藏人将走上怎样的道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否还能得到遵从？都是一个未知数。中共极左的涉藏官员如朱维群等辈企图把西藏问题拖到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于私心而又极其短视，祸国殃民至深。

若习近平有意解决西藏问题，与达赖喇嘛和解、合作，就是最容易、最安全的捷径。以达赖喇嘛的崇隆地位，海内外藏人必然欣然服从，国际社会也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与认可。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精神领袖，也是世界精神领袖，而身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更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习近平善待达赖喇嘛，必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若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能够达成和解，妥善处理西藏问题，实现汉藏和睦，这对解决其他民族问题，如维吾尔族的问题，将是最良好的示范。达赖喇嘛以慈悲为怀、拥有巨大道德感召力而著称于世，他的回归，对当下中国的道德重建，扭转金钱至上、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中国社会风气，将起到不可多得的拯救作用。

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东方的两位圣贤，佛陀释迦摩尼和孔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先后来到了美国，那就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中国政府砸下巨额资金建立的孔子学院。这两位差不多同龄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力的贤哲，在美国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疑虑

自从2005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到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其中约20%建立在美国，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法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语文学院，已经德国人的歌德学院。

全美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扩展和影响令人刮目相待。特别是数量颇为可观的孔子课堂，满足了众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愿望。学好中文有利于将来和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发展，一度被视为一种有远见的做法。很多中国人也颇为以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校在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自豪。

不料，最近突然传来令人瞠目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的孔子学院必须得到美国认证，并指在学院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违反了签证规定。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供外国籍人士申请在美国作为交换学生、学者教书、工作和学习，以取得所谓的文化交流经验。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却不仅是大学生，而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这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就签证的技术细节对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找茬，其实这只是敲山震虎，对孔子学院及其背后的老板发出信息：山姆大叔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指望轻松地在美国搞中国那一套。

孔子学院的搞法，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等大动作，有异曲同工之特点，即依靠中国庞大经济体和特有的强政府体制，集中决策、集中花钱，高目标，高效率，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和西方民众不一样，一般人分不清国家富强和政府有钱的区别。于是政府就可以用手里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自信，他们可以不顾民生需求，动用国家力量来做事。然而，这恰恰触到了西方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即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教育是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事，美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敢信任，更何况一个仍然宣称自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背景，是引起越来越引起西方民众疑虑的根本原因。

藏传佛教在西方

与孔子学院截然不同的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1956年至1962年，中共在藏区发动“民主改革”和“平叛战争”，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本土被关在双重铁幕之后，没有人知道，在“平叛”的过程中，多少寺庙毁于战火，多少僧尼死于非命。在其他几个地区，包括蒙古和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藏传佛教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古老的藏传佛教岌岌可危，似乎难逃一劫。

然而，大批藏人出逃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当第一波西藏难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时候，世界进入了“六十年代”。

在西方历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里，陈腐的社会规范，僵死的宗教信条，以及传统的行为模式受到年轻一代的激烈挑战。在躁动不安的气氛里，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出。精神追求者们朦胧地感到，信仰不应仅仅是遵从一套固定的仪式，对生命的认知也不应只限于经典的诠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到哪里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在理性与灵性，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否有一条“中道”？ 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六十年代初，两万多逃亡藏人刚刚到达印度。就在这时，努力从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青年，千里迢迢前往喜马拉雅山南。在临时难民营里，怀着好奇和疑虑的西方青年们看到，一无所有、历尽苦难的难民和僧侣们心态平和，甚至在临时难民营里就开办学校，开始重建人生。西方青年们想知道，这些难民的信仰中有什么样的“神秘因素”，赋予他们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第一批西藏难民中鲜有人懂英语；第一批前往喜马拉雅的西方青年几乎无人会说藏语。两方艰难地交流，两种文明就这样撞击出炫丽的精神之花。 藏传佛教从此西渐。

早期最著名的求法者中，有个名叫罗伯特·瑟曼的年轻人。1964年， 24岁的罗伯特成为达赖喇嘛亲自剃度的第一个“洋喇嘛”，藏名丹增。他师从达赖喇嘛习经3年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于1967年获哈佛大学梵文博士学位。日后，他出版了多本介绍藏传佛教的通俗性书，被认为是促进藏传佛教流行西方的先驱者之一。

在达赖喇嘛流亡半个多世纪中，藏传佛教寺庙和中心在世界各国涌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皈依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每年在西方各国举行讲经会，宣讲佛教理念和当代人类普世价值观。慈悲与智慧，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精神的核心。来自雪域高原的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欧美国家男女老幼都熟悉的形象，达赖喇嘛是当代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每年都访问美国，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和达赖喇嘛相见欢谈。不是总统故意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是总统必须顺从美国民众对他的道德原则设下的标准，达赖喇嘛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高于眼下的商贸利益。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原载《动向》2012年6月号

西藏一直是各国旅游者向往之地，这十几年亦成为国内旅游热点。西藏和各省藏区当局都把发展旅游业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地方政府纷纷开发旅游业。

旅游业的好处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在开发旅游的同时，还需要认识并警惕旅游造成的破坏。举例说，藏地的著名寺院几乎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总是游客众多，收入当然也很可观。位于拉萨中心的大昭寺，一百多位僧人从早到晚忙的都是接待游客，卖票、导游、售货、打扫卫生，和旅游点的管理人员做的没有两样，很少有时间学习佛法。宗教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僧人们把寺院旅游搞得再好，收入再高，却不是僧人出家的目的。僧人出家是为了学习、修行和传法。佛教有高深的哲学体系，不通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和专心修行不可能掌握。对佛教来讲，只有僧侣修行得好，才能普及佛法，教化百姓。而从开发旅游的角度，需要僧侣承担的只是佛教形式，以及用于表演的佛教活动。

在我看，旅游业的最大问题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对此有人会反驳——很多地方的旅游正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甚至要努力发掘和再现已经消失的传统文化，重修毁坏的建筑，恢复失传的仪式，扶植濒危手工业，怎么会是破坏传统文化呢？

文化重要的不在形式，而是在于民族意识、价值观、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等。文化的这种灵魂很大程度依附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旅游业的冲击首先就在这里。随着旅游业发展，当地人必然逐步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到为旅游业工作，服务于观光客。旅游是一种消费，它要求当地文化和自然资源遵循“顾客是上帝”的市场原则，对旅游者提供服务。外来的旅游者既然是“上帝”，就很难真心尊重和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而是会居于自我中心的位置，惟我独尊，居高临下，当地人则会在市场原则支配下，逐步形成“店员”意识和态度，一切以满足旅游者为标准，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只当作可供出售的商品。

在这种已经由市场地位决定的“高”、“低”关系中，当地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羡慕外来文化，以其为楷模，甘愿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淡化甚至放弃宗教信仰，而把赚钱和消费置于人生意义第一位。那时，传统文化的形式即使恢复得再多，文化本身也等于死亡了。如一位僧人写的诗歌，译成汉语大意是：“房子的外面用宝贝塑造得很美丽，房子里面没有神圣的宝瓶，这样的房子我不喜欢。寺院的外面用金银塑造得很美丽，寺院里面没有佛法的甘露，这样的寺院我不喜欢。”

在旅游业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又相互否定的悖论。旅游之所以能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吸引；然而目前发展旅游的模式，保存的只是传统文化的形式，破坏的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从长远讲，传统文化的灵魂死了，对旅游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减少，逐步丧失。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发展旅游业亟需探讨和解决的课题。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