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是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言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讯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介绍，“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言说，“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

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四.“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把“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度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不管谁上台，都担当不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未来民主体制中，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将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来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和“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但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我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考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归于民国……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六.“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树先生透露：“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年“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间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坚称：“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平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 首发：思想坦克)

2018年11月28日周三，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或叫《互惠法》。在多年外交对话扯皮无效后，忍无可忍之下，美国终于对中共任意封闭西藏、限制包括美国等国外国人进入西藏的做法，从法律层面作出了合理而有力的反击。

《西藏旅行互惠法》要求中共政权能与美国政府对于来自中国的记者（当然多数是党的喉舌人员，少有真正的记者）、外交官和游客可在美国各地自由旅行一样，允许美国的记者、外交官和游客可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该法案还要求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中共官员，这些参与决策和执行的官员将会被限制进入美国。

可以说，这一招又打到中共的“七寸”上了。试问哪个中共的官员没有家人或财产在美国？不能来美国如同掐断了他们个人的后路，我坚信中共干部虽然在台前表演时都唱着“爱国”的高调，一旦具体到个人的利害，其中没有谁会愿意为了党国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个法案一旦真正实施，对于打击和限制中共将如同釜底抽薪般有效。

这一法案由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James P. Mcgovern）在今年四月份提出，已于9月25日获得众议院通过。等到参议院也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即可生效。

期待这个法案早日生效。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只是一个《西藏旅行互惠法》，不能涵盖新疆等其他地方。什么时候《中美对等互惠法》真正出台才能全面规范并改变目前中美之间在很多方面的不平等状态。

例如中国有13亿多人，而报道中国的美国驻中国记者只有一百多人；美国包括非法移民在内只有4亿人左右，而中共派驻美国的记者却超过 八百多人。这还不包括中共收买的美国本土记者。

期待美国尽快立出《中美平等互惠法》，并作好表率，带领世界各民主国家早日携手建立民主国际联盟。在普世价值、公平正义和对等原则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下，形成有真正约束力的新的国际法秩序，以惩恶扬善，遏制独裁政权对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破坏，让不守规则者在全球寸步难行。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我没有想到嘉日·洛珠坚赞先生会这么早去世，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照理说应该还有时间。我们之间的最后联系在2015年，他来信告诉我将要写一本书，邀请我参与其中的一章。我与他做了讨论，本打算去他退休后常住的泰国清迈见面，但我从中国出境受阻，最后彻底禁止出境，合作未能进行。不知道他的书现在是否已经写完？何时可以出版？西藏、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他的这份遗产。我为此生能结识他感到荣幸。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没能满足他向我提出的最后愿望。

下面文字是2009年我去达兰萨拉后写的《达兰萨拉的故事》中的一节，题目即是人们通常对他所称的“嘉日洛珠”。全书没有写完，这一节也没写完，便因为其他事情放下了。今日听到嘉日洛珠先生去世的消息，重新翻出做为回顾，同时附上我们的最后通信以表纪念。

嘉日洛珠（摘选于未完成著作《达兰萨拉的故事》）

嘉日洛珠在流亡西藏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他的身份是达赖喇嘛特使，所负责的两个方面都是关键：一是和美国的关系，一是和中国的接触。和美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流亡西藏的命脉，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掌握在嘉日洛珠手中。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长年经营，交结了无数美国上层社会的关系，从白宫到国会到社会名流，都能周旋得游刃有余。这方面，流亡西藏无人可以替代他。他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都承认。

和中国接触是流亡西藏的未来所系，嘉日洛珠在这方面的轨迹却是一个起伏的曲线，从最初流亡藏人的充满希望，到一次次会谈毫无成果，受到批评越来越多。网上甚至有藏人指责他“唯利是图，像个典型的西方政客”；说他“接受中国的招待，四处参观、旅游，然后说中国有善意”；还有藏人对达赖喇嘛表示：“你选错人了，派他们去谈判，没有意义，永远不会有结果。”

唯色对此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文章里这样写：“从2002年至2008年，所有人都看见了，每年都在谈，每年都有或长或短的日子，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与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碰在一起；他们谈了什么，外界不太清楚，但他们谈不成什么，外界很清楚……自始至终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冷酷的真相日益清晰，在远离藏地、在再也看不见雪域乡亲的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不得不变成了中方声称的归国旅游的藏胞。而最近刚结束的第七次会谈，被中国官媒说成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其报道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这不叫谈判或者会谈，这叫做训话。”唯色在文章最后这样写：“媒体的关注使得我们多次从影像上见到特使先生，相隔六年，他的疲惫和衰老令人惊讶、伤感，他的一头华发是岁月催白，还是会谈催白？那么，还要谈多少次，双方才会结束这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次来美国，我和嘉日洛珠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派人开车把我接到他家。我以前也曾去过他家，那是华盛顿郊区一栋房屋，外表不起眼，但据说所在的区很好，富人云集。嘉日洛珠身穿绛红色藏式衬衫，老友般和我拥抱。一晃已经七年未见，这中间我们每人都经历了不少事。欲说还休，我寒暄他气色看上去不错。他笑着说，为了见我昨天特地理了发，今天穿上红衣服，为的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好气色，而非唯色文章里写的那么疲惫和衰老。他希望我把他的好气色告诉唯色。（后来我在网上把嘉日洛珠为好气色做的努力告诉了唯色，唯色说“宁结”——那是藏人的一个感叹词，汉语中找不到对应，有悲悯、心疼等多重意思。）

我对嘉日洛珠说：会谈没结果当然不是他的责任。无论什么人来做这种谈判都不会得到结果。虽然我从开始就这样看（这是我和嘉日洛珠当初的分歧），却不认为没作用：一是历史在发展，目前的政府不会永远统治中国，现在谈不通，不等于未来谈不通。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谈可以当做为将来的准备；另一重作用是，正因为没有结果，才能让人认识到没有希望与专制中国达成西藏问题的解决。谈判过程总是要走的，弱势一方不把各种和解之路都尝试遍，总是会后悔错过了和解机会。而长达七年的无果谈判，正让人认识到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机会，才会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由自己来承担全部努力，不再期盼对方的恩赐。我说，做到这些，正是由于你们的忍辱负重和百折不挠，这是拯救众生的佛菩萨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话不是恭维，是我的真心想法，和我写的一篇名为“没有结果的会谈有作用”的文章大意相同。从他的神态反映看，嘉日洛珠对我的话颇感知音。不过我后来知道，我的文章他早看过，他的手下会把跟他有关的中文文章都翻译成藏文给他，据说他看那些文章很认真。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他约我见面，对我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相当赞赏，表示他本可以推荐给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杂志发表，遗憾的是我已经先用中文发了，而《外交》杂志不会用发过的文章。我那篇将近一万七千字的文章中，主要论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锁住大门”，我这样写：“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达赖喇嘛）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我作为汉人这样的说法，跟藏人自己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藏人对我的文章普遍赞赏，包括老资格的中共藏人高官平措汪杰就解决西藏问题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信，也把我这个结论放在重要位置。对藏人而言，一方面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和依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西藏几乎没有跟中国抗衡的资本，把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钥匙，无疑大大加强了西藏的分量，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也能鼓舞藏人的信心。

后来有人做了这样时间排列，我的文章二〇〇〇年发表，中国政府二〇〇一年开始和达赖喇嘛方面接触，二〇〇二年开始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考虑这中间有没有联系？虽然我写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促使北京明智，但我对他们采取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并无指望。他们即使能汲取一些体制外思想，也是出于眼前得利的小算盘，不会改变根本战略，也没人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我后来在达兰萨拉遇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教授，他认为北京和达赖喇嘛方面的会谈，目的只在于逼迫达赖喇嘛反复对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和西藏不追求独立，以此剥夺西藏内部的独立诉求合法性。

北京在很大程度上真达到了目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英国那样做是金融危机下有求于中国的一种交易，但是当我和唯色在北京一个派对上遇到英国驻中国使馆的参赞，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连达赖喇嘛都承认了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我们再坚持不承认就不应该了。

那时，回头看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及早就他（达赖喇嘛）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如果这对北京真有启发的话，我主张的——通过与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而得到相应文本——其实是被抛在一边，只把谈判作为诱饵，诱使盼望谈判得到结果的达赖喇嘛反复宣称西藏不独立，达到史柏林所说的效果。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对此也痛深恶绝，但有些藏人还是因此认为我是给中国政府出主意。

当我和嘉日洛珠在美国再次见面，距离当初见面已过了八、九年。时间是比什么都好的老师，我们应该都看明白了一些问题。我对嘉日洛珠说，当年我写《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心中主要对象还是中共决策者，希望他们看到，能影响他们，明白通过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是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然而达赖喇嘛的钥匙作用能不能发挥，取决于中共是否把达赖喇嘛当作钥匙用，如果中共就是不用，达赖喇嘛也就失去钥匙的作用。这些年的经历已经看得很清楚，解决西藏问题完全无法指望中共，只有立足自己。这时以什么为钥匙就需要变化，出于这种考虑，我现在要把“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改成“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这种改动除了把“达赖喇嘛”换成“民主”，还多了“解决”二字。当年常有人把我的文章标题说成《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我总是要纠正没有“解决”二字，因为正如文章所说，“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突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西藏独立对中国肯定不算西藏问题的解决。但是若把民主看做钥匙，西藏问题的解决转移到藏人自己手中，那就独立也好，留在中国也好，都是一种解决。从中国立场转移到西藏立场，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而我的变化不是因为立场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决定中国立场的当权者不变，逼着我做出变化。

除此还有一个原因，人年轻时会把时间看得比较长。我在二〇〇〇年时，觉得二〇二〇年很遥远，因此那时在文章里写“达赖喇嘛今年六十五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二十年不是难事。而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晃十年过去，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五，中共却被认为进入了“最好时期”；而人到这个岁数，便知道下个十年也会一晃而过，那时达赖喇嘛八十五岁，却不敢断定中国的政治转型一定要来。因此需要考虑到达赖喇嘛去世时中共仍然在位、西藏问题仍未解决。当达赖喇嘛不在，还有什么能是钥匙呢——在我看，除了民主，再无其他。

改变西藏问题钥匙的说法，藏人不见得喜欢。“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已成通行说法，很多人都知道我那篇以此为题目的文章，如果我改变，会不会让人误解是对达赖喇嘛失去信心？是否会带来其他反应？嘉日洛珠的助手布琼向我委婉地表示，对外还是不要这样说。

布琼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副主席。那组织有数万成员，是西方最有实力的援助西藏组织之一。除此布琼也是与中国谈判的藏方代表团成员，照理说职位不低，但他给我的印象主要还是嘉日洛珠的助手。嘉日洛珠很多事情都由布琼经办，我和嘉日洛珠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安排。跟其他人经常开玩笑的布琼，在嘉日洛珠面前总是保持恭敬的下属姿态，秘书般随时做记录。每次我和嘉日洛珠见面他都在场，但几乎从不表态。建议我不要对外改变钥匙的说法，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态度，可见或是他本人对此非常不同意，或是他清楚嘉日洛珠也是同样想法。

不过嘉日洛珠本人倒没有呼应布琼，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在尼泊尔遇见一个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老喇嘛。老喇嘛对西藏与中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非常忧愁——达赖喇嘛的年龄日益增加，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未来西藏该怎么办，还能指靠谁？老喇嘛希望嘉日洛珠能给他解答。嘉日洛珠安慰他不要担心，因为达赖喇嘛已经有了“玛度朱古”。“玛度朱古”是指藏传佛教中的仁波切（即汉人所称的活佛）在世时亲自选定的转世，在圆寂前对其进行指点和培育，在圆寂后使其立刻就能接班，从而避免两代仁波切之间的空当。那位西藏老喇嘛听到嘉日洛珠这样讲，非常惊讶，忙问“玛度朱古”在哪里？嘉日洛珠回答，你该看得到啊，“玛度朱古”每天陪伴在达赖喇嘛身边，受到达赖喇嘛精心培育，已经开始承担起领导西藏人民的重任。老喇嘛更迫切地追问“玛度朱古”到底是谁，嘉日洛珠这时笑着告诉他——那就是民主啊。

这个故事的确很动人，甚至可以成为经典，不过简单的“民主”二字只是模糊的概念，当今世界哪个国家不打“民主”旗号？甚至中共也张口闭口谈“民主”。这使“民主”几乎有了近似荒诞的性质。要想成为达赖喇嘛的“玛度朱古”，首先要看民主的具体内容。那种民主必须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继续凝聚藏人，能够形成智慧和理性。流亡西藏一直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表示自豪，嘉日洛珠在美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如今我们有完全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最终回到西藏，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空手回去。我们带着宝贵的礼物——这个名为 ‘民主’的礼物——回到我们西藏的家，也许这个礼物可以让中国更为充实。”

但是我对这种说法却是怀疑的。我曾对流亡西藏现行的民主制度做过分析，如果西藏境内将来实行同样制度，很可能使追求西藏独立成为潮流，使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许诺落空。那时汉人的民族主义势力会在同样“民主”中打起保卫国家的旗号，照样煽动起汉人的大规模支持。那种民主的结果将是汉民族与藏民族（包括其他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带给双方人民灾难，其中藏族人民的牺牲更大，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

我这样看，是因为从专制向代议制民主转型伴随严重的“广场效应”——即在精英、大众和媒体之间产生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获得大众选票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精英煽动更为激烈；媒体则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欢呼或起哄。尤其是民主转型初期，政党和媒体骤然得到自由空间，制衡格局远未形成，目标都在跑马圈地，很容易出现各方争抢同一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话题——对西藏而言就是独立建国——炒作到极致，从而使社会情绪越来越趋于同一方向。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无限放大，迅速扩展，受选票制约的执政者和权力集团，只能放弃理智卷入“广场”。之所以近代民主转型和民族冲突总是如影相随，“广场效应”是重要原因。未来西藏如果不想陷入波黑战争那种仇杀，就要寻找能够避免“广场效应”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仅仅把民主概念当作一种不假思索的政治正确。

虽然世界有成功的民主社会，并不等于基础和条件不同的社会可以采用同样模式。照搬的民主很少会结出甜美果实。现实中不难看到，实行同样民主模式的国家，有些有真正的民主，有些只有民主形式，有些甚至仍是实质上的专制，足以说明照搬的问题。人们做一个小小工程都会有几个方案进行对比选择，实施社会制度的变革，怎能只有一种模式？

流亡西藏的民主到底怎么样？文字上看到的制度设计，还是照搬了西方通行的代议制框架。如果说有不同，主要在其政教结合的部分，那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流亡社会内部是有争论的。然而一种制度一旦进入实施就会形成“惯性”，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的“路径依赖”；在制度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制度本身的规则阻碍制度的改变。他们是制度内的强者，规则对他们有利（因此才得到利益、成为强者），想利用规则本身去改变规则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社会变化有时需要革命的原因。所谓革命，其实质就是不再指望利用原有规则实现变化，而是干脆废除原有规则，重建一套新规则实现变化。

革命分两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革命。前者先要实现权力转移，打到旧的当权者，由新的当权者实行新规则，往往会在夺权过程中造成社会动荡，付出重大代价；后者则是由原有权力集团的高层利用权力自觉进行，一般被称为改革或变革，其实也是一种废除原有规则和创建新规则的革命。代价小得多，前提是得有不计个人利益、高瞻远瞩，有智慧、善操作，又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高层当权者。恰恰是这种角色百年甚至千年都难遇到。

我正是把达赖喇嘛视为这种角色。我之所以要去流亡西藏做递进民主的实验，正是因为那里有达赖喇嘛。先不说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权威支持，实验根本不能进行。所以我对嘉日洛珠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虽然我不再把达赖喇嘛说成西藏问题的钥匙，而是把民主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得到能解决西藏问题的民主模式却要靠达赖喇嘛。这种民主不但会是流亡西藏的民主，也会是未来西藏境内的民主和中国社会的民主，甚至对世界民主也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便是西藏民主的钥匙。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的钥匙。”

这样说似乎比较圆满，大家也都能满意。我在美国等待去印度的那段时间，和嘉日洛珠接触多次，好几次是在他家里，吃过他妻子做的饭。他以这种规格接待的往往是些重要人物，我记不住他介绍的那些名字，反正不是美国的资深议员、国务院高官，就是印度国防部长之类。我利用每个跟他接触的机会讲与递进民主制有关的话题。虽然不明确他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他的地位重要，有他支持总会有好处。

遗憾的是我和嘉日洛珠的交流只能靠翻译，障碍颇大。一般交流通过翻译没问题，但是深入的话题，翻译好坏成了关键。我二〇〇二年在美国做了为期四周的国际访问者，陪同我的是一位美国国务院派的专业翻译，照我看水平已经很高，他在访问结束时却告诉我，我的话他只能译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意思。我当时暗想，天哪，我的精华肯定都在没翻译出来的百分之十五呢！嘉日洛珠跟我谈话同时用两个翻译，两人可以轮换或是互相补充。其中一位是学者，当年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做过教师。两人的表达能力都不好，至少我听的汉语中问题多多。我给嘉日洛珠讲递进民主，如果翻译自己不能理解，译出内容就更无法被理解。直到我快去印度前，嘉日洛珠对递进民主制仍是一头雾水。不过那天他说的一番话却被翻译得很好，如同诗歌一样。他这样说：

“相信你对递进民主非常清楚，但如同密宗的心术，是否能被弟子学到，要看机缘和福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福报，但一定趁你这次在的机会把它搞明白。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藏人宗教里有伏藏，要取出伏藏首先要有空行母，这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但还需要几个护法，我会做护法之一。今天是萨嘎达瓦的第一天，预示着前景的吉祥。”

“萨嘎达瓦”是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及圆寂的为期一个月的节日。“伏藏”的字意是埋伏的宝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佛法传承方式，甚至被认为藏密的最后希望就寄托于伏藏，因为伏藏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毁灭！伏藏品有修法，也有佛像、甘露等，最重要的是佛经，必须在特定时间由专门的伏藏师取出。表面看，伏藏师每次或是在湖泊中，或是在岩石下、神山里取出伏藏，但取出的只是伏藏的一种索引，真正的伏藏是藏在伏藏师心里。嘉日洛珠说这些话，是把我比喻成内心藏着佛法的伏藏师，他说的“空行母”则是指唯色。伏藏师是要结婚的，与其结婚的女人是能帮助他取伏藏的空行母。我把嘉日洛珠这段如诗的话记下来转给唯色，让她非常开心。而我也认为真会就此有了一个强大的护法……

（注：这一节到此为止，尚未写完。如果不是嘉日洛珠先生去世，可能还会放在电脑中。希望有一天我能完成《达兰萨拉的故事》，那是我在达兰萨拉生活三个月对流亡西藏的观察以及对西藏未来的思考，此节写的还是去达兰萨拉前，后面才开始涉及我回复嘉日洛珠合作写书邀请时提出的建议——“拉开距离后的反思”和“书写大历史的智慧”）

通信（2015年2月）

 

王力雄友：

如你所知，我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已退休三年了。目前，我也已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退休。当然，我对尊者的信仰一如既往，而且我作为藏人的身份也不变。

过去几年里，许多朋友和熟人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对了解西藏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并不急于写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尤其是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想法：比如，藏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尊者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佛教对建立一个和谐的中国所起的作用等等，可能会有些用处。

因此，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暂定为《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内容是探讨西藏问题的未来，其内容概要如下:

达赖喇嘛尊者听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号召大家讲”实事求是”时，就与之产生了共鸣。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觉得邓小平所释放的信号表示他有意愿基于现实情况， 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政治教条主义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按”实事求是”办事的原则，也为寻求一条解决西藏问题途径提供了一个机会。该章将探讨为什么邓小平和继任几代的中国领导人未能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西藏问题。 由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导致了对西藏政策的屡次失败和失误。针对西藏问题，如果西藏和中国双方领导人都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仍然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之道。

在此，我想征求您的想法，如果有可能，您可否与我一起来撰写这一章的内容？这样，我们可以从藏汉两个角度来表述各自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此外，我可以根据从国际上了解到的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同样，你可以通过对境内的情况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最重要的是，针对藏汉双方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该章也将尝试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会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因为我们是两个对这一问题很了解的一名汉人和一名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于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我本也想征求唯色啦能否参与我的写作，但想到她的观点也是藏人的观点，所以没问。

由于我们一起就这一问题写出的篇章，可能会引起一些国际和境内的高度关注，并将对中国的未来和解决西藏问题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请对我的请求给予认真考虑！

谢谢！祝好！

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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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珠先生

多年未见，虽未联络，一直关注您的动向。得知您准备写书，认为非常重要，无论是您的传记，还是您对西藏问题的思考，都被世人期待。希望能早日问世，让世人得到启迪。

您邀请我参加其中一章写作，我相信您有深入的考虑。目前对我而言，一是在于我正在进行的写作，使我难以分心进入别的写作。二是我对中国当局及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缺少关注和认真研究。我一直认为他们个人的态度即使存在差异，根基却是共同。思想模式、制度框架和党机器的约束，注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迄今事实证明，不能抱任何幻想。西藏的未来，只能寄托于西藏自己的努力，准备好把握历史的时机，以及与汉人民间力量进行沟通协作。

当然，以西藏与中国力量的悬殊，决定了自己做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思考才需要被放在第一位。西藏需要产生书写大历史的智慧。您若愿意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表达，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大作用。可以说，很多人最期待您的，并非是回顾历史，而是展望未来；并非是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而是拉开距离后的反思。

您若愿意对此尝试，需要我的配合，我愿意和您见面，以对话方式开展思想碰撞和头脑风暴——这种方式方便、灵活、激发灵感，又能深入触底，且时间精力耗费不多，只要有一个好翻译，两三天时间足够。事后将对话录音翻译整理，由对话双方审核编辑，结果或形成一篇长文，或做成一本小书，或作为您的书中一部分，相机处置；三种语言，纸书、刊物、网络同时推广；会议、座谈、演讲，开拓对西藏问题的新思路……总之，您会再给世界一次振聋发聩。

祝成功！

王力雄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讲话机会，我作为一个汉人在这里和藏人兄弟姐妹探讨西藏问题的现状，藏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西藏问题的现状，有人表示乐观，也有人表示悲观。为了看清现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到明年三月，藏人流亡就六十年了。十年前，为了记录藏人流亡史，在座的藏史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在访谈尊者三天后问过尊者一个问题：在出走到达印度以后，在流亡初期，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尊者回答说，流亡初期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敲开西方国家大使馆的门。那时候藏人缺少人才，尊者可以依靠的人屈指可数。这是西藏过去的封闭造成的。

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流亡藏人中人才济济。

我今天为什么要回顾这一点？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西藏的出路离不开国际形势，藏人离不开国际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年CIA对四水六岗的支援，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西方社会来自于国家层面上的国际支持，不可能在损害自身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产生。所以国际支持有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此一厢情愿，不能有幻想。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变化后，CIA结束了对四水六岗的支持，很多人以为西藏已经完结，中国已经完成了对西藏的永远吞并。

但是尊者并没有绝望。尊者带领流亡藏人，在一步一步地建设自己，提高自己。尊者1979年第一次访问美国，那是流亡后二十年。整整二十年的等待，靠什么争取国际支持？尊者对美国人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道德良心说话。就是在那个时期，尊者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即中间道路的理念。

尊者1999年的纽约中央公园讲话，尊者和台湾圣严法师1998年的世纪对话，尊者自传的出版，我们很多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西藏，一旦了解了真相，我们就成为藏人事业的支持者。

赵紫阳下台之后，西藏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希望走向失望，甚至不少人表示绝望。这是一段困难的时期，最近二十多年中美经济紧密一体，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被强硬派把持。西方国家原来以为，让中国进入国际化，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足够分量的中产阶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引入民主化。但是中国的现实发展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期，在经济发展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好像也没有愿望迫使国家汇入民主化，中国反而是要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改写国际事务的法则。很多人一度认为，这种国际化趋势已经难以改变，因为中美经济已经互相渗透得太深，美国经济已经伤不起了。

但是，川普总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看法。我投票支持川普，因为我认为川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识，即让美国重新强大的政策，早晚要针对中国，要堵住中国试图让全球化按照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路数。而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是有利于藏人的。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新的美国国家利益思路和战略的转变，将产生不同的中美关系，导致不同的世界格局，这种格局对藏人是有利的。美国终于公开指出，中共的价值观，中共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从现在开始，西藏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问题产生大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内部状态。回顾二十世纪初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到辛亥革命后西藏获得长达三十八年“事实独立”，不难看出，中国内部一变，西藏问题就随之变化。

现在的中国，有外强中干的性质：一方面是庞大的经济体，庞大的基础建设使之有了一个强国的外貌，但是内部实质性问题无法掩盖，经济结构不良，资源负担超重，环境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崩溃，导致危机四伏，政府严重依赖维稳来统治，统治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超高成本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中国的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影响西藏问题的变化，明天还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不知道。当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同样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夜之间庞大的清王朝就结束了，西藏就独立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清，当年西藏有条件独立的时候，西藏内部并没有准备好，西藏还不是一个现代nation，西藏痛失三十八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国家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未来出现新的变化的时候，藏人做好准备了吗？当今天机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008年我们第一次采访尊者，尊者告诉我们，他准备在政治上退休。我那时候非常吃惊。我们认为尊者是不能退休的，没有尊者的带领，流亡藏人怎么办？

流亡藏人社会是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流亡群体中持续时间漫长、最和平、组织最为良好、政治诉求最为坚决、赢得全世界最大尊重的流亡群体。而这和尊者的领导和指引是分不开的。那么尊者为什么在2008年就打算政治退休呢？

尊者是为了促使藏人社会的民主建设。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尊者的退休结束了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二是让藏人在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锻炼藏人社会搞民主的能力。这是尊者深思熟虑走出的一步。这一步对我们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2011年3月，尊者宣布正式在政治上退休。在华盛顿的汉藏交流会议上，我说，从此以后，流亡藏人面对着两大挑战：一是外部的挑战，怎样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怎样保持自身作为藏民族代表的合法性；二是内部的挑战，怎样保持内部的团结，避免流亡群体非常容易出现的四分五裂状态。

流亡藏人现在仍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这和尊者的威望和工作分不开，藏民族无分境内境外，都拥戴尊者。这是藏民族特有的政治力量。以后，在面对中共政府，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怎样代表全体藏人，为此今天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必须做到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计划的问题。这是来自外部的挑战。

此外，流亡藏人内部的团结，是一个应该小心翼翼地用现代民主社会的方式和规则来对待的议题。一方面，藏人社会要现代化，首先就是政治上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以往传统社会只要听仁波切的就可以了，而现代民主社会是鼓励个人有自己的思想，鼓励言论自由的。意见发生分歧在所难免。但是西藏流亡社会政治上的一致，是藏人的力量所在。藏人如果分裂，就失去了这个政治力量。既要搞民主，又要对外一致，这是来自内部的挑战。

在藏人内部，近几年有中间道路和独立诉求的分歧。

我的立场：一，西藏属于藏人，藏人的民族自决权是无可置疑的；二，我支持藏人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命运的任何决定；三，现在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建立在佛教哲理的智慧基础上，是全体藏人多数的意志，是对藏人最有利的方针，也是汉藏双赢的方案。

我理解一些藏人朋友的独立诉求。但是，如果现在只谈独立，只做和争取独立有关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和独立无关就没有意义，那么就很难争取国际支持，无法在国际上申诉，关掉了和中共政府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激进的独立诉求无法提出一个可行的计划，那么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等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诉求。

在中间道路方针下，藏人除了可以争取国际支持外，对中共政府的对话大门始终打开，让国际社会看到，是中共政府拒绝对话，藏人就有政治上的主动。同时，境内外藏人都可以在此前提下，展开长期的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这包括文化上的update。发展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藏人要有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要有自己的律师、教授、西医医生。藏人未来需要能够独立地管理和建设西藏的一切人才，而这些是现在就要做的。藏人的僧侣要披上袈裟能念经辩经，脱下袈裟能进实验室搞科研，进手术室医治病人。

西藏传统社会在改变，这种改变应该是缓慢的、渐进的，必须保留藏文明的一切好的传统，改革旧西藏的封建残余。所以，尊者从流亡初期起就把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和西方科学家对话，要僧侣学科学，都是着眼于藏人社会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藏人，才是内在真正强大的藏民族，才能争取和保持这个民族的自由。

最后，我想说，汉藏交流非常重要。掌握信息流通是中共政府维稳的重要武器，但信息和知识也是我们打破维稳的武器。只要汉人了解真相，他们就会同情藏人，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因为人都有天生良知。将来，当转机到来的时候，汉民众的态度至关紧要。诚如尊者所说，汉藏应该是好邻居。

作为一个汉人，我想对在座的藏人兄弟姐妹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暴政，我们反抗的是同一个独裁专制，我们是在一起奋斗，我们必将一起得到胜利。

谢谢大家！

 

注：本文章为海外知名华人作家丁一夫先生，于2018年10月22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主办的“第六次对华人沟通交流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文章为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西藏之页”之立场。

（来源：《西藏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