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行政中央在旅居地印北达兰萨拉召开的第二届“五至五十年规划”青年论坛于8月19日圆满结束。
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参会的年轻藏人，对西藏的现状、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藏中和谈、以及年轻一代藏人的使命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提出建议。
据悉，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新闻部秘书长次旺嘉波等在内的多名行政中央官出席闭幕式。
达波•索南诺布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境内藏人没有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因此，身处在自由世界的流亡藏人，有责任和义务为境内藏人发声。
我叫丹增让卓（Tenzin Rangdol），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生，在攻读冲突管理和国际经济学。 今年夏天，我作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的嘉日•洛珠（Lodi Gyari从政项目学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FAC）的民主党议员处实习。 我最初被这个项目所吸引，是因为想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立法程序。 通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我这次得到的实习机会，既满足了在国会体验工作的想望，又满足了在国际事务的学术研究方面有所获益的希望。
在为期六周的实习期间，我参与了多种项目，其中包括起草立法摘要，为政策备忘录作调研，以及为国会听证会准备文件。 在第一周，我为《2019年通过严格的军事缅甸被统一问责法案》（《2019年缅甸法案》）起草了官方摘要。《2019年缅甸法案》，包括国会关于缅甸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结果，对责任承担者的制裁，并授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支持因缅甸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冲突而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上学期，我上了一门有关全球强迫移民的课程，其探讨了在难民和强迫迁移政策中协调国家主权与人权的挑战。 通过那个课程，我了解到罗兴亚人当前在缅甸的家园面临的挑战，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在接待70多万罗兴亚难民时所面临的生态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 这次的第一个项目使我能够将我对难民危机的了解应用于解决罗兴亚族困境的立法上。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因为我不仅将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还为推进世界上一些最弱势的人群立法的过程中能够出一份力量。 除此之外，我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实习的其余时间里，一直在为该法案组织共同赞助者，并协助监督该法案的提交。
虽然我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我的专业研究范围内，但我还参与了几个我以前没有经验的功能和区域组合项目。 当我写关于5G技术的政策备忘录时，我需要对5G的技术机制以及电信行业的先发优势的影响进行研究。 以前，我读过5G与华为以及中美之间大竞争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我对5G及其与4G LTE相比具有的独特功能并没有透彻的了解。 同样，当我为将前往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马绍尔群岛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准备一份有关这些太平洋岛屿的信息表时，我得知道一个我以前便不熟悉的地区。 这些项目使我能够同时扩展我对不少重要问题领域的了解，
除了我参与的这些项目之外，在国会山庄建立交流网络的机会是我在那里实习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与高级专业人员和政策分析师的对话中，我了解了立法构想的不同途径以及将法案从开始到变成法律的过程。 我了解了工作人员如何能够支持他们个人所热衷的问题以及制定战略立法以应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挑战的过程。 在更个人的层面上，我与在国会工作的一些校友有了联系，并了解到他们毕业后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经历，他们不但乐意听见和了解我对职业的憧憬和目标，而且对政府内外的录用机会，对我提供了独特的见解。
在国会山庄实习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公民参与和服务运作的流程，其使美国独一无二。 我亲眼目睹了美国经验的多样性以及美国在全世界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有信心，我在国会山庄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将指导我在外交事务这一领域里拥有自己追求的事业。
嘉日•洛珠从政项目学员丹增让卓
7月17日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见了来自17个国家的27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有藏人代表尼玛拉姆和维吾尔人代表菊尔·土赫提。
尼玛拉姆是已故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宝切的侄女。丹增德勒仁宝切四年前在中共的监狱里突然去世。 菊尔·土赫提是被中共监禁已有五年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女儿。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对27名宗教迫害幸存者，你们是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因为你们的信仰，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这便是你们大家的共同之处，并重申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承诺。
会晤期间，尼玛拉姆女士向川普总统简述西藏境内宗教自由遭受压制的情况，并呼吁他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景以及西藏人民期盼尊者返回西藏的心愿。
川普总统对尼玛拉姆说，向他（达赖喇嘛尊者）问好。
（西藏之声3月27日报道）中共政府今天又发布一份西藏问题白皮书，声称西藏经过60年民主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从此人民“翻身解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受访回应说，西藏历史上没有所谓的“农奴制”，恰恰是中共侵占西藏并施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殖民压迫政策之后，才给西藏带来真正的农奴制，并且使西藏遭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饥荒。
中共当局从1992年至今，连续发布了十几部西藏白皮书，歪曲宣传西藏的历史并粉饰当下残酷的治藏政策。今天（3月27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一份西藏白皮书——《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内容充斥官方对西藏议题的一贯歪曲。
白皮书前言称：“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西藏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西藏历史上没有所谓“黑暗的农奴制”，而是一个很平和的社会。恰恰是中共对西藏的侵占及之后一系列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压迫性政策，才给西藏带来了真正的农奴制及大饥荒。
达瓦才仁：“中国政府用‘民主改革’这样一个名词来混淆视听，其实就是‘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让西藏民族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在这个‘民主改革’时期，西藏的寺院被摧毁、僧尼被迫还俗，精英阶层几乎都被投入监牢，或迫害致死。”
中国的所谓“民主改革”、“集体化运动”也导致西藏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大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有120多万藏人在中国的压迫下非正常死亡，其中不少人便是被活活饿死。
达瓦才仁：“所以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件，恰恰是因为中国带来的‘民主改革’而造成大饥荒。也正是因为‘民主改革’，西藏的寺院与古老文化才被摧毁殆尽。西藏的财物，不论属于个人还是集体，都被掠夺。西藏人民一贫如洗，然后开始遭受非常悲惨的奴役。”
达瓦才仁批评中国政府的白皮书充斥颠倒黑白的说辞，他强调中国在西藏施行的“民主改革”才是农奴制：“所以说如果有农奴制，那么就是‘民主改革’以后，‘人民公社化’以后的所谓社员，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农奴。那是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苦难历程。”
“达赖集团眷恋农奴制”？本身就是中共词汇
中共白皮书在结语中声称：“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旧势力，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出于对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极力否定民主改革，否定西藏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达瓦才仁对此回应指出，“农奴”本身就是中国的词汇。他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从整个生产力和那些发展程度来讲，不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但西藏是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西藏人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现在西藏人并没有想要恢复原来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让西藏人选择现在或以前的制度，我相信没有谁愿意接受中国现在的统治，因为这个统治的本质是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双重压迫下的统治。
（来源：西藏之声网）
（美国之音3月13日报道）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195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印度，暴力冲突持续多年，导致上万人死亡。这段被中国政府称为叛乱，藏人称为起义的历史，究竟该如何被定义？一甲子的时间过去，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抗为何仍未平息？解决西藏对立冲突，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
嘉宾：当代西藏历史学者李江琳；前西藏噶厦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
前西藏噶厦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表示，从1949年至今，西藏被中共占领的这70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般中国民众没法了解真相，他们了解的都是中共官媒的宣传，受到70年洗脑教育的影响。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过去几年来都不断加强汉藏教育，对西藏被占领后的真实情况做个说明。现在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只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而不考虑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西藏人民真是感谢共产党，那为何不让外国媒体和独立研究机构进入西藏？为何只有选择性的媒体和机构可以进入？他们观点的根据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只片面了解问题。西藏被占领的70年间，已经有100万藏人丧失生命，5000多座寺庙被破坏。李江琳的书《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就叙述了50~60年代间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武器轰炸西藏寺庙。通过长期的汉藏教育努力，越来越多中国人来到自由世界后开始知道真相，意识到自己之前对达拉喇嘛和西藏的认识是错误的。
贡嘎扎西表示，藏人在1959年并不是自愿流亡到印度，而是被迫流亡。刚到印度时，流亡藏人只认识天和地，什么都没有。但在达赖喇嘛的亲自领导和藏人自己的努力下，现已在藏人流亡社区中建立起一个西藏文化的中心。北明女士去达兰萨拉与藏人社区接触后写了《藏土出中国》，其意思就像是摩西出埃及。达赖喇嘛和藏人流亡60年，一方面来说是不幸的事；但另一方面，正因流亡，藏人们把西藏独特的文化，利于全人类的佛教文化遍及到世界各地。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个例子，这是国际社会肯定了达赖喇嘛对藏民族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虽是流亡状态，但流亡藏人在印度和世界各地都做了贡献。我们不仅保护好了西藏文化，也让民主制度也在流亡政府中实现了。60年的流亡中，流亡藏人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李江琳认为，中共得不到藏人的心是人之常情。她反问道，如果你被迫害整整70年，你对自己的迫害者怎么看？她说，从昌都战役至今已经70年，但我们了解的其实依然很少。总结自己对西藏的研究和学习，李江琳表示，中国内地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西藏无一幸免；很多方面，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比在内地更厉害。比如我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中写到一场1956-1962年间发生的秘密战争，中共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好几个军种，在青藏高原对手无寸铁的藏人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藏文化从50年代起到文革后期都处于几乎灭绝的状态。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是我们都知道的，60年过去了至今还不能回西藏；班禅喇嘛被关押近10年，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突然去世，这些事都极大伤害了藏人的心。但藏人并没有话语权，很多年轻藏人知识分子的作品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藏人的痛苦已被压制70年了，但藏人一代代的民族记忆始终非常鲜活地存在着。虽然很多汉人去西藏旅游，欣赏风景，但如果你不知道西藏的痛，你也就理解不了西藏的美。
李江琳表示，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只是宣传，而非事实。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被消灭，西藏大门被打开。所以当时的“十七条协议”是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签署的，而非西藏人民心甘情愿签署的。第二，“十七条协议”只是策略，而非方针。毛泽东对西藏的方针早在昌都战役之前就确定了，就是占领与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对西藏进行暴力式的社会改造，这注定了“十七条协议”不可能真正延续和执行。毛泽东一直强调，签署“十七条协议”就是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占领西藏。在公路修通，占领西藏基本不成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在1959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说，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终于有理由能武力镇压藏人的反抗，并以此为借口推翻“十七条协议”。
（来源：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