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21年 2月14日报道）藏历2147年（公历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仍遭中共迫害，当局仅在去年1月至7月间以“扶贫”、“援藏”等名义，对已对五十万农牧民藏人进行“培训”，并将他们送往其它省份从事纺织、建筑，以及农业等低收入领域工作。同时，中共当局持续在西藏各地以“扫黑除恶”、“网络安全”等名义，限制藏人宗教信仰，以及打压藏人的基本权利。

西藏境内自焚抗议中共事件

根据本台于今年1月13日获得的消息，西藏那曲比如县夏曲镇藏人许莫（ཤུར་མོ་）因不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政策，他于2015年9月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然而，中共对西藏境内的所有讯息渠道实施严控，这名藏人自焚的消息直到五年后才被外界知晓。

在去年逝世的藏人政治犯

去年2月17日，西藏拉萨林周县江热夏乡的前藏人政治犯桑珠在西藏拉萨的一所医院里不幸逝世，享年五十岁。他曾是哲蚌寺僧人，并于1992年5月12日在拉萨同其他僧人进行和平抗议，他于当时遭当局的拘捕，同时先后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3月17日，西藏东部理塘前“康那烂陀寺”住持、西藏前政治犯扎西平措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岁。他曾在中共监狱中服刑七年，在关押期间遭受过非人道的酷刑与虐待，让他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导致他长期身患重病。

4月18日，西藏东部那曲索县的前政治犯根敦西饶不幸逝世，享年五十岁。他被中共指控在微信传播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认证却殿仁波切转世的讯息，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和虐待，使他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

4月26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前政治犯僧人次仁巴珠不幸逝世，享年五十一岁。他因1992年6月1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和平抗议而被当局拘捕，并在狱中服刑八年。由于他在狱中遭受当局的各种虐待和酷刑，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

5月7日，西藏东部色达县泥朵镇前藏人政治犯僧人秋机不幸逝世，享年四十三岁。他因在服刑期间被迫进行繁重劳动，并遭受当局的各种酷刑虐待，他的肾脏和肝脏受到严重损害，这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出狱后也一直未能好转。

8月份，西藏那曲比如县的藏人妇女拉莫在被中共当局拘留期间不幸身亡，享年三十六岁。据悉，她不仅是牧民，而且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今年1月19日，年仅十九岁的西藏石渠县温波寺前政治犯僧侣丹增尼玛（又名达美），在服刑期间遭中共酷刑虐待，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而逝世。

遭中共非法拘捕、判刑的藏人

根据本台于去年3月31日获得的消息，西藏昌都左贡县东坝乡七十五岁的藏人降边多杰和儿子，因收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以及与正在印度学习的女儿联络，被中共当局于2019年12月下旬任意拘捕。

5月11日，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的消息，西藏昌都左贡县东坝乡五十九岁的藏人降巴索南，他因先前在手机存有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于2012年遭中共当局拘押五天，而后他的行动自由一直遭到中共当局的限制，至今仍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

6月份，西藏那曲比如县恰则乡藏人丹增塔帕遭中共当局拘捕，中共指控他将金钱汇款至国外。同月，当局指控西藏比如县藏人楞珠扎巴演唱批评政府镇压政策的歌曲，判处六年的有期徒刑。

6月28日、29日，中共当局指控西藏东部拉卜楞夏河县十名藏人社会活动人士“敲诈勒索”与“强迫交易”罪名，分别判处八年至十三年的刑期，同时处以罚款。

7月上旬，中共当局指控藏东青海黄南泽库县藏人康珠次丹和次果试图“颠覆国家”与“泄露秘密”，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三年有期徒刑，只因他们于去年制作歌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歌曲。

8月21日，西藏东部“曲麻莱县秋智乡加巧村”六十三岁的藏人布多觉和四十三岁的侄子坚参遭拘捕，并被中共当局关押在称多县的看守所，但当局未公布其拘捕的具体原因。

9月，西藏东部甘孜的藏人曲特、卓玛泽仁、扎巴、次里益西、冰巴、郎卡降泽、白马泽他、布珠、布达等九人，被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刑，而关于他们的资料很少，目前仅有他们的姓名、所涉的罪行，以及判决日期。

11月12日，中共指控西藏青海维权人士才让措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评论涉稳等讯息，而遭当局拘留关押十天，并罚款一千元人民币。

根据本台于去年11月27日获得的消息，中共当局于2019年8月1日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非法拘捕西藏东部阿坝县藏人僧侣仁青持真与友人洛日泽让，以及另一名匿名人士。据悉，他的两名友人已获释。

12月2日，西藏东部热贡隆务寺著名僧侣作家根敦楞珠，遭中共当局任意拘捕，目前无人知晓他的具体消息。

12月14日，西藏果洛玛沁县藏人牧民勒智多杰遭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一年，其原因为他于网络转发、发表祝福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员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图文影片。

根据《西藏快报》于今年2月4日报道的消息，西藏东部比如县藏人郎达于2013年7月左右，被中共指控他帮助前往印度朝圣的藏人而遭拘捕，他并被判处十三年的有期徒刑，而这一消息时隔七年后才传出境外。消息还指出，郎达被捕时中共拘捕其他六、七名藏人，并将他们非法判处十三年的有期徒刑，但由于中共对比如地区实施严格管控，目前无法获得他们的具体消息。

获释的藏人政治犯

去年3月30日，西藏阿坝县藏人政治犯索朗达杰获释。他于2015年2月在阿坝县果芒寺新年传召大法会上，展示印有达赖喇嘛尊者、桑东仁波切、司政洛桑森格的合影照，以及和平鸽图样的蓝色旗帜而遭中共逮捕，他并被当局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8月15日，西藏石渠县藏人卓嘎获释。去年四月中共指控她向境外透露三人遭拘捕的消息，她因此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一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9月初，西藏东部阿木去乎藏人政治犯帕巴嘉刑满获释。他于2012年被中共指控涉嫌协助自焚者拉毛才旦往身上浇油，同年12月4日将他拘捕，并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去年10月中旬发布的消息，西藏前政治犯蔡贡加于2019年12月底获释，但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他于2016年12月9日遭捕；2017年5月3日“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闭门审理；2018年1月10日被中共当局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他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12月10日，西藏阿坝县麦尔玛乡第一大队前政治犯阿嘉嘉刑满获释。他因在西藏境内参与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岁生日庆典，于2016年被中共当局控以“煽动分裂罪”，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今年1月28日，西藏东部玉树藏人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刑满获释。他于2016年1月被中共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而遭拘捕，中共并于2018年5月将他受访《纽约时报》纪录片《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作为主要证据，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

尼玛整理

（来源：西藏之声网）

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靠武力屠杀等手段非法佔领图伯特、南蒙古和东突等。在之后漫长的殖民统治中更用各种手段进行种族、文化灭绝政策，表现在以借各种疯狂政治运动进行赤裸裸的屠杀，以及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双重压迫。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共政府利用花样繁多，反复无常的概念进行掩盖其残酷的殖民统治和消灭图伯特等民族的最终目的，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其中之一。1947年南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被称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社会制度实践。

首先，看看中国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在图伯特的形成过程，中国共产党曾经为了对抗国民政府坚持支持图伯特政府没有控制的康区和安多等独立建国，当然那是中国共产党还在四处逃窜的年代，之后，中共产党鼓吹“民族自决”，再后来就变成了“民族区域自治”。从吹捧独立、自决、再到“自治”从字面看很明显权利越来越小——更何况所谓的“自治”从来没有实施过，只是一个摆设。

图伯特人还记得，中共在国民政府的追剿下逃窜到图伯特地区，一方面为了食物进行抢劫、掠杀图伯特人。（详见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噬佛》一书）另一方面又为了对付国民政府中共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和1936年分别建立了两个图伯特政权。1935年11月8日在图伯特安多绥靖（今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城）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1936年5月1日在图伯特康区甘孜建立了波巴（图伯特人的自称）人民共和国。

1936年5月5日“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公告激昂宣称：“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佈：波巴人民共和国于1936年5月1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我们誓死反对汉族侵略者国民党汉官、军阀千馀年来对我们波巴所施行的吞灭政策，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

千馀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国王）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

但是，当中共夺得政权之后，之前的承诺成废话，当然本来就是废话。并且先用军事入侵图伯特，然后强迫签署自己制定的“协定”，把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图伯特，再撕毁协议，夺取图伯特政府的权力，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图伯特政府流亡国外。最后对付南蒙古一样给图伯特所谓的“自治”。迟至1984年才通过了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当然，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中共所设立的5个自治区从来没有实施。

就如蒙古学者杨海英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一书中指出的：“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中共就只强调‘不是基于自治权的联邦制，而是区域自治’，也就是说，仅仅两年之后（1945年4月毛泽东鼓吹：‘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的自治问题上已经大阔步地后退了。”（见286页）少数民族中的“优等生”开始感受到中共的欺诈。

不过中共一直向国际社会狡辩其公平对待了被非法佔领的图伯特、南蒙古和东突等，因为，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但是，事实证明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只是个摆设，各民族没有获得中共自己《宪法》规定的最基本权利，包括文化、语言和宗教继承和发展的权利。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的条款也没有实施。使自治地区的各民族已经深深感到本民族生存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抗议接连不断，一波高过一波，中共对每次的抗议进行血腥镇压。

对这些严重的问题中共从来没有反省过，而且，中共的御用专家们更是“天才出众”提出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彻底同化各民族策略，所谓的“民族融合”，在这一政策下中国人绝对不用担心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当然是其他民族融合到汉人中，等于就是彻底汉化，民族灭亡。加上习近平掌权之后权力独揽，野心疯狂膨胀的影响下，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见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鬼都不知道中共鼓吹的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什麽？你是靠武力非法佔领人家的国家，最后说要给你“自治”，又说“自治不是你独享，你的地方也不是你的”，什麽鬼话？全世界知道中国政府从来不会说人话。

南蒙母语抗议运动国际关注

去年优等生—南蒙古自治区爆发保护母语抗议运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採取各种镇压手段表面上压制下去了，当然，这是暂时的。因此，全国人大，中国又一花瓶出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宣称：“地方立法规定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违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沉春耀称：“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认真开展合宪性、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对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精神，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的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违背上位法规定，或者明显不适当等问题的，区分不同情况分别予以纠正、作出处理。”并指出：“其中包括，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还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对以上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

非常清楚，中共现在连“自治”摆设也不要了，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是违了《宪法》因为“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是自治法保障的，而且，更何况自治法还有其他规定一样从来没有实施的“第二十条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中共想废除民族区域自治

在中共的全球野心无限扩张的大背景下，最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传递的资讯是，中共想彻底废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共以全国人大橡皮章的名义称：“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的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违背上位法规定”。为废除“民族区域自治”之核心条款找理由。更主要的是, 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当前中共的重大决策不符，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大力推动汉化政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衝突。在表面上《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地方的自治民族按照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如“地方立法规定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以此，学习和使用自治民族的语言文字（从来没有真正实行）。但是，现在全国人大认为这些地方法规法律“违宪”、“违背上位法规定”，并“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这就直接给各自治区立法部门说你们制定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违宪”、”违背上位法”。就因为上位法不符合自治地方或者对少数族群的利益没有包括进去，一般情况下上位法是针对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制定的法律，在这样的情况需要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作为堂堂人大怎麽就不知道这麽简单的问题？当然知道！

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传递一个明确的资讯，如今并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势力扩张，野心横扫全球，在中国领导人“中国梦”的驱使下大汉族主义无限膨胀，政府推波助澜同化少数族群的“理论”，专为被非法佔领图伯特、东突和南蒙古等设计的 “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摆设彻底拆除就在咫尺之遥。

（来源：民报）

在2021年新年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通过视讯向世界各地的藏人民众发表新年贺词。

司政洛桑森格在视频中表示：“扎西德勒！在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噶夏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社会和谐！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作出努力。

众所周知，我们在年关将近之际获得很大的一个喜讯，在“十吉全聚日”当天，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了《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并且在我刚离开美国后，美国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正式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法律。这项法案前所未有的加强了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在政治、宗教、民主制度和环境保护加大了支持力度，以及承认“中间道路”政策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批准大批援助资金。并且在《2002西藏政策法》的基础上完善了这项法案。

这些法案的通过是所有藏人民众和支持者的共同努力，以及所有寺院的共同祈祷而取得的胜利。因此，我在此向所有为这项法案付出努力的个人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项法案在国际平台再次重申了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为西藏境内六百万遭受苦难的藏人同胞发出了希望和正义的强大信息。您们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奉献的，牺牲的，付出的生命代价，美国将永不忘记，并且将坚定的提供支持。

美国的这一回应传遍了全世界，我也期望世界各国也将会追寻美国的脚步，在西藏问题上制定相关的政策。另外，这项法案也特别向中共发出了一个信息；中共对西藏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西藏问题没有获得解决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遵循公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将支持和促进西藏人民的福祉，并且以“中间道路”为基础，为西藏人民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这是非常明确的支持。

我再次向美国总统和国会表达由衷的感谢。在新的一年里，祈愿我们个人和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能够消除疫情带来的困境。并且希望我们的世界再次在和谐、幸福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社会都能够和谐发展。

最后，祝愿大家扎西德勒！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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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藏之页网)

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就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原先的正品。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