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后来定居海外的华人，图伯特对我有一种复杂而遥远的神秘感。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关于图伯特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官方叙事：旧图伯特的农奴制度、所谓“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及共产党给图伯特带来的现代化。

但这一次来到印度达兰萨拉，亲眼接触流亡藏人社区，参观他们的学校、博物馆、档案馆和文化艺术机构，并有幸见到达赖喇嘛尊者，让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另一面的图伯特。

这趟旅程也让我重新思考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才算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

达赖喇嘛尊者已经九十多岁，却仍然与我们坐下来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谈到了“平等”和“开放社会”（Open Society）。

他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真正体现了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某种口号式的“平等”，他更强调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人可以拥有尊严、权利和自由的社会。

他也坦率地说，自己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才会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他很想帮助国境线另一侧的人民。

从他的言谈之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依然深深牵挂着图伯特，也依然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与此同时，他关心的又不仅仅是藏人。他希望包括汉人、藏人在内，所有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有一天都能够真正拥有做人最基本的权利，而不是永远由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决定个人的命运。

而这次达兰萨拉之行，真正给我冲击最大的，不仅仅是达赖喇嘛本人，还有流亡藏人在六十多年中所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

过去我对于这些了解得很少。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藏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建设。

达赖喇嘛逐渐退出政治权力，流亡藏人社会实现政教分离；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和议会，有选举，有公开辩论，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建立起教育、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当然，这套制度远远谈不上完美，达兰萨拉也不是一个乌托邦。这里同样有贫困、矛盾、不满，也面临着财政、人口和政治上的现实困难。

但一个失去故土、人口分散、资源极其有限的流亡民族，能够维持一套正常运作的民主治理体系，本身已经非常难得。

这次我们参观了博物馆、档案馆、学校以及保护和传承藏族传统艺术的机构。在那里，我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真正知道一个民族最不能失去的是什么：语言、历史、宗教、艺术、档案、教育，以及一代又一代人对自己是谁的认知。

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一个民族的“魂”不能丢。他们保存历史档案，整理民族记忆，传承绘画、手工艺和宗教艺术，也通过学校让下一代继续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和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所谓“民族文化保护”的方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经常被保留为一种可以展示的符号：民族服装、歌舞、景区、节庆，甚至被包装成为旅游资源。

但真正决定一个民族能不能延续下去的东西，例如语言、宗教生活、独立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传承空间，却在不断受到限制。

2026年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再次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放到了民族政策的核心位置。官方强调这是为了促进交流融合，但对于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群体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当所有差异都被要求越来越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时，一个民族还能够保留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尤其在今天的所谓图伯特“自治区”，藏语教育空间不断缩小的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所以在达兰萨拉看到这些藏人自己建立的文化机构时，我的感触尤其强烈。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个 showcase，而是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如果失去了，这个民族就可能永远失去自己。

流亡藏人的学校体系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接收从图伯特来到印度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接受藏语教育，接触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

但今天这种人口来源正在明显减少。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藏人出境、跨境和逃亡，能够来到印度的藏人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到达兰萨拉整个社区的人口结构，学校也面临招生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一个流亡社会如果没有新的年轻人口进入，而原来的年轻人又不断迁往欧美和其他地区，长期维持自己的学校、文化机构和社会体系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今天流亡藏人面对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回到图伯特，也是如何让这个共同体在流亡状态下继续生存和壮大。

这也更加凸显出他们过去六十多年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不容易。即使财政条件十分有限，他们仍然努力为社区成员提供基本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这让我自然想到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图伯特。几十年来，中共为自己统治图伯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旧图伯特“落后”“封建”，共产党则带来了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确实改善了包括藏人在内很多人的物质生活。但经济发展从来不能替代对于政治权利和历史责任的讨论。

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巨大灾难，并不仅仅发生在图伯特，而是席卷整个中国。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家庭、宗教、文化和基本尊严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一个政权也不能因为后来修了公路、铁路，盖了楼，提高了GDP，就要求人们忘记此前发生过什么。

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共自己关于“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逻辑。如果当年共产党可以因为旧图伯特制度“落后”，就宣称自己拥有改变图伯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那么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问：图伯特人民今天拥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吗？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吗？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吗？拥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和语言文化空间吗？

在达兰萨拉，一个没有自己领土、财政资源远远少于图伯特的流亡社会，却已经建立了选举、议会、政治辩论、政教分离、社会福利以及相对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

那么按照中共自己“更先进的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逻辑，究竟哪一种制度更现代？这恰恰是官方图伯特叙事中一个很难回避的矛盾。

真正的现代化，不应该只用铁路、公路、建筑和GDP衡量，它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能不能自由表达意见，能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能不能真正传承，以及政府的权力有没有受到制度性的约束。

从这些角度来看，达兰萨拉很多制度和社会实践，至少值得中国人认真看看。

当然，我并不想把流亡藏人社会浪漫化。他们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善，社区内部也一定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

但真正值得尊敬的，不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在失去故土、资源匮乏、人口分散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通过选举、制度、教育和文化传承来维系自己的共同体。这也是我认为海外华人尤其值得学习的一点。

藏人行政中央和整个流亡藏人社会六十多年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一个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庞大财政资源、甚至没有自己领土的群体，怎样建立一个 functioning democracy；怎样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怎样保存自己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怎样争取长期的国际支持；又怎样让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仍然对自己的民族和共同体保持凝聚力、向心力和社会韧性。

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这些经验其实非常有价值。

民主并不仅仅是反对一个独裁者，也不是喊几个自由民主的口号。真正困难的是建立秩序，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是学会妥协，约束权力，兼容并蓄，也是建立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组织，让一个共同体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离开达兰萨拉以后，我对图伯特问题的理解与来之前已经很不一样。

以前我们总是被教育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框架里理解图伯特。

但当你真正来到这里，见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他们的学校、档案、艺术、宗教和生活之后，你会越来越意识到，图伯特问题归根到底首先是人的问题。

经济发展究竟能不能取代自由、尊严和权利？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属于藏人。它们同样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以及每一位香港人、维吾尔人、甚至国族建构更成功的台湾人……

或许有一天，当中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藏人为什么如此珍惜自己的文化、信仰和自由时，我们也会更加理解，我们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究竟失去了什么，以及未来究竟应该争取什么。

这大概就是我这次达兰萨拉之行以及见到达赖喇嘛尊者之后最深的感触。

2026 年 9 月 8 日于新德里

（来源：图伯特之页网）

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拉达克两个多月的修行和传法行程，于当地时间9月4日返回达兰萨拉，受到数万名心中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第17届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召开之际，举办方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中心（Himalaya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突然宣布取消筹备了四年的这一国际图伯特学届的盛会，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经过追踪报道发现中国政府施压尼泊尔政府，最终迫使主办方取消了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被迫改为线上研讨会，因此，引发国际图伯特学界强烈不满。同时，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政府对尼泊尔的影响深表关注。有人调侃称：“尼泊尔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

 社交媒体上一片嘲笑，叫Gai Tho的网友说：“尼泊尔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想在国际上抹除图伯特和图伯特学。”网友Lhungrub Phokru说：“取消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本身是一个分界线—常常说：我与政治无关的学者们，现在该醒醒了，中国政府的打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的。”

中国政府的魔爪是怎样伸到尼泊尔的？

 从公开的信息看，中国政府从今年6月开始试图阻挠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的举办。中央通讯社8月7日报道，“中国驻尼泊尔使馆自今年6月会议报名结束后，持续就会议向尼泊尔政府表达关切。7月21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外交秘书拉伊会面，要求尼方对可能发表支持西藏言论的与会者保持「警惕」。”

 另外，7月29日，身兼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会长的印顺法师访问尼泊尔期间，也与当地官员讨论了此次会议。加上中国大使馆持续施压，来自图伯特人行政中央官方智库的多位学者随后退出会议。

 法国图伯特学家卡蒂娅·比费特里尔（Katia Buffetrille）则认为，北京很可能担心会议的内容偏离中国官方关于西藏的叙事。所以，施压尼泊尔政府取消了线下研讨会。

 从各种报道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政府施压，而尼泊尔政府向承办方进行了施压，最终导致取消会议在尼泊尔举办。

 加德满都大学教授萨加尔·拉杰·夏尔马（Sagar Raj Sharma）对美联社证实，在接到“政府高层”要求停办会议的通知后，他们做出了取消会议的决定。当局并未给出具体理由。

 主办方认为，不仅仅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尼泊尔政府施压的结果，而且，与中国政府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说明中国近年来对西藏的名称、历史叙事以及相关文化活动高度重视。例如，2024年法国布朗利码头博物馆曾考虑使用中国所推动的西藏这个词的汉语拼音“Xizang”来取代“Tibet”，后来又撤回。法国吉美博物馆也把“尼泊尔—西藏”展区改名为“喜马拉雅世界”。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北京希望影响国际社会对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和身份的表述。”

尼泊尔媒体报道称，尼泊尔内政部长苏丹·古隆（Sudan Gurung）此前曾公开表示，会议不会被取消，仅会对与会者进行必要的安全审查。然而，几天后，尼泊尔政府首席秘书戈文达·巴哈杜尔·卡尔基（Govinda Bahadur Karkee）在与外交秘书阿姆里特·巴哈杜尔·拉伊（Amrit Bahadur Rai）商讨后，亲自致电加德满都大学高层，要求校方停止举办会议。这项决定并未提交内阁讨论。

卡尔基向媒体证实，政府认为会议可能引发敏感问题及安全风险，因此“建议”主办方取消活动。

但尼泊尔安全部门负责人则否认了所谓安全风险的说法。他表示，各安全机构经过评估后，并未建议取消会议，而是认为应持续关注情况即可。

尼泊尔政府为什么要求取消研讨会？

既然，该会议对尼泊尔没有任何的安全等风险和利益损坏的情况下取消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的魔爪捏着了尼泊尔的脖子。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鼓吹夺回图伯特话语权，想法在国际上扼杀图伯特文化、宗教、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以及非常霸道的要求国际图伯特学者禁止外语使用“Tibet”，使用汉语拼音的“XIZANG”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对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中国政府无法要求禁止“Tibet”和强制与会者使用XIZANG”，所以，唯一的手段是耍流氓，霸道施压尼泊尔政府取消研讨会。

中国政府的流氓行为适得其反，让国际图伯特学届再次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府不仅仅在图伯特境内打压图伯特文化，而且，魔爪已经伸到国外。在线上的国际图伯特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中强烈表达了中国政府打压图伯特文化，以及必须要采取对应措施。

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

国际图伯特学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IATS ）的第17届国际图伯特学会议原计划于8月23日至29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举行，来自近40个国家的约700名学者参加，其中也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专家、研究者。参加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的是全球研究图伯特历史、语言、文化、宗教、地理和哲学，以及图伯特境内外社会等的顶尖专家和学者。研讨会官方语言是图伯特语、英语、法语、德语。

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是全球图伯特学研究届最盛大的研讨会，一般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全球顶尖的学者齐聚分享图伯特学最新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的会议。过去的三届曾在挪威、法国和捷克召开的，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三届国际研讨会。研讨会最后一天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然后，宣布下次会议承办方。

 尼泊尔早在2022年便获选为本届会议主办地，筹备工作持续4年，但最终由于中国政府施压而取消这一国际图伯特学研讨会。

 中国政府为什么阻止研讨会？

国际图伯特学曾经是图伯特学最著名的学术研讨大会，中国政府曾经千方百计地派遣大量为其政权服务的图伯特学研究者和学生参加图伯特学研讨会，因为，中国政府培养的专家、学者想得到国际图伯特学界的认可，他们必须要参加这一研讨会。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图伯特学组织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政权服务的研究者，并建立了自己的图伯特学体系，并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始争夺图伯特学话语权。这些专门篡改图伯特历史、文献，丑化图伯特为重任的学者们对中国政府非法殖民统治做出了贡献。

 多年前中国政府提出夺回图伯特学话语权之后，中国政府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机构外，开始策划打击流亡图伯特学者在国际上的空间。今年开始赤裸裸地打压国际图伯特学会的研讨会，这是中国政府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封杀国际图伯特学专家的声音，为自己肆无忌惮地篡改图伯特历史，编造谎言，以及抹除图伯特民族身份铺路。 

2026/08/31

 （来源：《北京之春》2026年9月号-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