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区前改善人权状况的呼吁

我们，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民主与宗教自由的各签署组织，借您即将访问华盛顿特区之际致函。我们敦促您在抵达前同意释放良心犯，承诺终止跨国镇压，并致力于关键性的法律改革等举措。这些步骤将有助于减少各界对贵国政府人权侵犯行为在此访前后的批评。

自您2012年底执政以来，我们各组织记录了（部分组织成员甚至亲身经历了）贵国政府广泛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内与国际法律义务。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群体持续面临贵国政府旨在抹除其文化、身份与语言的反人类罪行，其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权利亦遭剥夺。贵国政府对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文化和自由媒体的破坏，以及对信仰领袖与团体、女权主义者、记者、律师、公共卫生专家及全国各地其他维权人士维权努力的打压，均有大量记录在案。新近颁布的法律，例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贵国政府在国际人权法下应承担的义务背道而驰。我们认同联合国人权专家的担忧，即中国境内任意拘押的规模和范围本身即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并与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站在一起。

 我们同样对贵国政府利用跨国镇压和连坐手段任意压制言论、限制境外人士行为的做法深感担忧。本信多位签署人曾在美国境内遭到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当局及其代理人的骚扰、跟踪或监视。部分身处美国的维权人士在中国境内的家属，也曾因这些维权人士的工作而遭到贵国政府的报复性打压。我们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调查并起诉此类明显违法的跨境行为表示欢迎，并将继续记录此类侵权行为，直至不再需要为止。

 为应对上述严重关切，我们敦促您在访问前采取以下步骤：

立即无条件释放良心犯、人权捍卫者，以及因家属维权活动而遭任意拘押的人士，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与美国联系密切、其释放已获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的人士：Gulshan Abbas博士、Ekpar Asat、邹幸彤、Rahile Dawut、丁家喜、董郁玉、高全福牧师、高兟、高智晟、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Go Sherab Gyatso、Lobsang Tsering、何俊仁、黎智英、李卓人、敏辛、伊力哈木·土赫提、Lobsang Tsering、王炳章、王怡牧师、杨茂东，以及锡安教会各位负责人；

宣布有意废除或修订您执政期间通过的、违反国际人权义务的法律，包括但不限于2020年《香港国安法》以及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确认包括2007年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获得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内、希望前往中国与家人及社区团聚的境外人士，将获准安全入境；

在抵达美国前公开承诺，您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及其在美国境内的关联人士，将不会针对此访期间的抗议与抵制行动实施跨国镇压和连坐报复。

若不采取上述步骤，我们相信此访只会加深国际社会对贵国政府人权意图的担忧。

作为倡导组织，我们致力于代表我们工作所依据的社区、原则与法律，并为推动人权进步提出建议。基于此，我们欢迎在此访期间与您直接会面的机会。可通过[email protected]与我们联系。

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后来定居海外的华人，图伯特对我有一种复杂而遥远的神秘感。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关于图伯特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官方叙事：旧图伯特的农奴制度、所谓“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及共产党给图伯特带来的现代化。

但这一次来到印度达兰萨拉，亲眼接触流亡藏人社区，参观他们的学校、博物馆、档案馆和文化艺术机构，并有幸见到达赖喇嘛尊者，让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另一面的图伯特。

这趟旅程也让我重新思考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才算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

达赖喇嘛尊者已经九十多岁，却仍然与我们坐下来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谈到了“平等”和“开放社会”（Open Society）。

他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真正体现了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某种口号式的“平等”，他更强调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人可以拥有尊严、权利和自由的社会。

他也坦率地说，自己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才会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他很想帮助国境线另一侧的人民。

从他的言谈之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依然深深牵挂着图伯特，也依然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与此同时，他关心的又不仅仅是藏人。他希望包括汉人、藏人在内，所有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有一天都能够真正拥有做人最基本的权利，而不是永远由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决定个人的命运。

而这次达兰萨拉之行，真正给我冲击最大的，不仅仅是达赖喇嘛本人，还有流亡藏人在六十多年中所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

过去我对于这些了解得很少。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藏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建设。

达赖喇嘛逐渐退出政治权力，流亡藏人社会实现政教分离；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和议会，有选举，有公开辩论，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建立起教育、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当然，这套制度远远谈不上完美，达兰萨拉也不是一个乌托邦。这里同样有贫困、矛盾、不满，也面临着财政、人口和政治上的现实困难。

但一个失去故土、人口分散、资源极其有限的流亡民族，能够维持一套正常运作的民主治理体系，本身已经非常难得。

这次我们参观了博物馆、档案馆、学校以及保护和传承藏族传统艺术的机构。在那里，我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真正知道一个民族最不能失去的是什么：语言、历史、宗教、艺术、档案、教育，以及一代又一代人对自己是谁的认知。

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一个民族的“魂”不能丢。他们保存历史档案，整理民族记忆，传承绘画、手工艺和宗教艺术，也通过学校让下一代继续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和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所谓“民族文化保护”的方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经常被保留为一种可以展示的符号：民族服装、歌舞、景区、节庆，甚至被包装成为旅游资源。

但真正决定一个民族能不能延续下去的东西，例如语言、宗教生活、独立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传承空间，却在不断受到限制。

2026年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再次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放到了民族政策的核心位置。官方强调这是为了促进交流融合，但对于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群体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当所有差异都被要求越来越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时，一个民族还能够保留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尤其在今天的所谓图伯特“自治区”，藏语教育空间不断缩小的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所以在达兰萨拉看到这些藏人自己建立的文化机构时，我的感触尤其强烈。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个 showcase，而是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如果失去了，这个民族就可能永远失去自己。

流亡藏人的学校体系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接收从图伯特来到印度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接受藏语教育，接触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

但今天这种人口来源正在明显减少。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藏人出境、跨境和逃亡，能够来到印度的藏人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到达兰萨拉整个社区的人口结构，学校也面临招生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一个流亡社会如果没有新的年轻人口进入，而原来的年轻人又不断迁往欧美和其他地区，长期维持自己的学校、文化机构和社会体系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今天流亡藏人面对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回到图伯特，也是如何让这个共同体在流亡状态下继续生存和壮大。

这也更加凸显出他们过去六十多年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不容易。即使财政条件十分有限，他们仍然努力为社区成员提供基本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这让我自然想到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图伯特。几十年来，中共为自己统治图伯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旧图伯特“落后”“封建”，共产党则带来了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确实改善了包括藏人在内很多人的物质生活。但经济发展从来不能替代对于政治权利和历史责任的讨论。

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巨大灾难，并不仅仅发生在图伯特，而是席卷整个中国。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家庭、宗教、文化和基本尊严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一个政权也不能因为后来修了公路、铁路，盖了楼，提高了GDP，就要求人们忘记此前发生过什么。

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共自己关于“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逻辑。如果当年共产党可以因为旧图伯特制度“落后”，就宣称自己拥有改变图伯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那么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问：图伯特人民今天拥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吗？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吗？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吗？拥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和语言文化空间吗？

在达兰萨拉，一个没有自己领土、财政资源远远少于图伯特的流亡社会，却已经建立了选举、议会、政治辩论、政教分离、社会福利以及相对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

那么按照中共自己“更先进的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逻辑，究竟哪一种制度更现代？这恰恰是官方图伯特叙事中一个很难回避的矛盾。

真正的现代化，不应该只用铁路、公路、建筑和GDP衡量，它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能不能自由表达意见，能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能不能真正传承，以及政府的权力有没有受到制度性的约束。

从这些角度来看，达兰萨拉很多制度和社会实践，至少值得中国人认真看看。

当然，我并不想把流亡藏人社会浪漫化。他们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善，社区内部也一定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

但真正值得尊敬的，不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在失去故土、资源匮乏、人口分散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通过选举、制度、教育和文化传承来维系自己的共同体。这也是我认为海外华人尤其值得学习的一点。

藏人行政中央和整个流亡藏人社会六十多年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一个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庞大财政资源、甚至没有自己领土的群体，怎样建立一个 functioning democracy；怎样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怎样保存自己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怎样争取长期的国际支持；又怎样让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仍然对自己的民族和共同体保持凝聚力、向心力和社会韧性。

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这些经验其实非常有价值。

民主并不仅仅是反对一个独裁者，也不是喊几个自由民主的口号。真正困难的是建立秩序，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是学会妥协，约束权力，兼容并蓄，也是建立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组织，让一个共同体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离开达兰萨拉以后，我对图伯特问题的理解与来之前已经很不一样。

以前我们总是被教育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框架里理解图伯特。

但当你真正来到这里，见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他们的学校、档案、艺术、宗教和生活之后，你会越来越意识到，图伯特问题归根到底首先是人的问题。

经济发展究竟能不能取代自由、尊严和权利？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属于藏人。它们同样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以及每一位香港人、维吾尔人、甚至国族建构更成功的台湾人……

或许有一天，当中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藏人为什么如此珍惜自己的文化、信仰和自由时，我们也会更加理解，我们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究竟失去了什么，以及未来究竟应该争取什么。

这大概就是我这次达兰萨拉之行以及见到达赖喇嘛尊者之后最深的感触。

2026 年 9 月 8 日于新德里

（来源：图伯特之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