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与汉地接近，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犯罪问题相当严重。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案件还是破不过来。藏区地广人稀，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交通不便，发生案子骑马报案往往得走几天，犯案人早已逃遁。茫茫草原，连绵大山，根本不知上哪去找。
当地警方高层认为需要配备直升飞机才能解决。然而西藏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普通直升机性能不够，须用美国“黑鹰”一类适用高原的机型。一架“黑鹰”直升机价格在千万美元，是藏区一个州本地年财政收入的几倍，还未算昂贵的运行和维护费用。
我去过康区一处乡村，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那里的男人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却全都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面对我的惊讶，他们解释说原来他们都很能喝酒，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打老婆……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藏人几乎都是如此。是一位丹增德勒仁波切使他们发生变化。那是一位在四川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一带主持宗教活动的活佛，多做善事，养了六七十个没人养的孤寡老人；给不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亲自参加施工；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花费上万元都由他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丹增德勒因此得到百姓信任，成了受人爱戴的活佛。他提出禁止喝酒赌博，下乡巡回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他认得每个人，知道乡村发生的每件事情，谁打架了，谁偷了东西，都了解。讲法时挨个点名，叫那些做了坏事的人站到中间，在众人面前接受批评，当众认错。这对藏人是非常大的羞耻，加上佛教中业和因果的威慑，一般都会痛改前非。正是由于他的推动，当地多数百姓戒掉坏毛病，好的风气逐渐形成，带动更多人，改变了当地的治安状况。
中国当局一直批评宗教无用，指责僧侣是寄生虫，正是忽略了这个方面。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和平，仅从宗教让人不犯罪一点，社会便可少付多少成本？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资，只要政府不压制，给宗教自由，宗教就会自动去做稳定社会的工作，怎么能说宗教是无用的？
无论是偷盗、抢劫、诈骗，哪个不是出于人的内心之贪？再严密的法律，再强大的警察，再昂贵的直升飞机也看不住内心之贪，唯一能起作用的是“心中警察”——道德。而宗教正是道德的主要来源。警察没了，短时间可以重新建立，人的“心中警察”没有了，重新建立要难得多，而一个民族失去“心中警察”，没有几代人的时间不可能重建。西藏传统社会几乎没有警察的概念，治安却不比现在差，就是因为有“心中警察”的管束。警察只能防止和惩治恶，却不能促进善。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等，犯罪仍在增长。如果人们只因为惧怕外在的警察才不敢犯罪，警察看不见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那样警察再多又怎么看得住比他们多千百倍的百姓？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宗教当成敌人消灭是在犯大错，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这样做。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