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页6月10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督于近日宣布“2020年女王寿辰日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名单，933名澳大利亚人榜上有名，其中有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西藏裔僧人格西扎西次仁。

2020年澳大利亚勋章的获得者名单于6月8日公布，这是澳大利亚年度勋章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皇后诞辰”勋章。澳大利亚总督在公告中说：“这份名单表彰了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为他们的社区，全球或国内的澳大利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同行的重视，他们已经被提名和独立评估，值得认可。”

格西扎西次仁于1937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甘孜一带，十几岁时出家为僧，在西藏和印度西藏色拉寺专研佛法，并获得佛教最高格西学位（宗教学博士） 。 1998年受索巴仁波切邀请，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观音佛学会担任法师，随后，他被达赖喇嘛尊者任命为印度西藏上密院堪布（寺院主持）而返回印度，六年任期结束后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佛学教育工作。此次澳大利亚总督为表彰格西扎西次仁对佛教和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授予这一勋章。

据悉，格西扎西次仁是第二位颁获此殊荣的西藏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藏人是朗杰才仁先生，他因提高文化意识和为难民提供支持，并为西藏社区服务而于2007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朗杰才仁先生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主席。他还是国际法学家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工作组成员，并曾担任澳大利亚一家公司（Cannon Australia Pty Ltd）的高级经理。

达赖喇嘛驻澳大利亚代表处在闻讯后，向格西扎西才仁仁波切表达了祝贺，并强调他的成就令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感到自豪。

（来源：西藏之页网）

（自由亚洲电台5月8日报道）中国当局现在对西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信息控制，并严格禁止防范外国媒体采访西藏。有鉴于采访受阻、驱逐关押的可能性，导致西藏新闻报道锐减。2020年1月11日中共当局通过一项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同时还宣布该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促使藏族文化中国化，让有识之士为之忧心不已。除此以外，中共当局也积极推广藏汉通婚，称为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据人权组织和其他专家称，中国西藏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信息流通的控制，去年逮捕了藏人，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和观点，并与流亡的亲人联系。 审查官员和警察的具体目标是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手机上分享的图像，并呼吁保留藏语，现在受到政府命令警示要建立中文作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威胁。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局局长 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尼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已经受到中共严格限制的中国藏区的言论自由“由于检察机关的建立和审查而没有得到改善。” 他表示：“对于藏人来说，调查和走私西藏以外的信息仍然极为困难和危险，”他并补充说，北京拒绝让外国记者自由进入西藏，这使得外界更难评估那里的情况。 在五月初的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中将中国排名第177。

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莎拉·库克说：“对西藏人来说，与外国记者或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海外媒体交流，要比对其他中国人更加危险”。库克说：“那里的人受到的报复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大。”

国际新闻自由团体强调，今年五月三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前，中国对全国各地媒体工作者的限制日益严格。去年，在西藏地区被判处长期徒刑的那些人试图提请注意腐败官员或环境问题，而其他人只是表达了对使用藏语的支持或分享了达赖喇嘛的图像，中国领导人即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

2019年12月6日，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甘德县的居民，因在网上投诉腐败官员，非法采矿以及非法狩猎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而遭以扰乱社会秩序被逮捕，他被判了七年监禁。

与此同时，现年22岁的藏传佛教僧侣索南巴丹于2019年9月1日在网上批评北京政府对该地区的政策，评论发表后于9月19日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被捕。去年10月，一名36岁的藏族男子拉达尔被拘留在西藏那曲县，其后继续被关押。一名当地消息人士在一份较早的报道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极有可能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这位消息人士引用了一项指控，通常被用来阻止抗议北京当局统治西藏地区的抗议新闻或其他政治上敏感信息的传播。此外在2019年2月20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的45岁居民慈仁多杰与他的流亡兄弟谈了几小时后被拘留，而他们的话题只是谈论教导孩子们讲藏语的重要性。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国际关系部秘书噶玛琼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自由世界中，人们每天都在例行的交流信息。他说：“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类型的对话表示怀疑。”

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自由表达研究与政策主任詹姆斯·泰格说，中国对言论自由和在西藏分享信息的限制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

泰格说：“我们应该记得，中国自己的宪法制度保障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宪法和《区域民族自治法》都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权利进行了重要保护。”

他说：“因此，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包括那些以藏语发言，写作或报道以及涉及藏人关切事务的人，我们没有提出激进的要求，”他说。“相反，我们坚持中国政府所说的话。”

除此之外，中国新近实施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使藏族文化中国化。

五月一日，一项在西藏地区和社会机构中强制实行的“民族团结”的中国法律，引起了藏人和外界观察家的关注，他们说，新法律将进一步破坏藏族身份，因为数十年来大量的汉族移民，在该地区已经削弱了藏族身份。

这项新法律标题为“关于建立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的规定”，要求非藏族在政府单位，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的平等对待。

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在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律的新规定“明显偏离了对西藏人的“优待”原则，该原则本应保证藏人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方式。

“通过宣称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以使藏族人民中国化，这些规定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例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

该组织副总裁布昌次仁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尽管中国的新法律规定应保留部分西藏文化遗产，但需对其长期，实际影响进行严格监控。

他说：“如果北京真的希望保护和促进藏族文化认同，那么应该像以前那样保护藏族文化价值。”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区主任苏菲•理查森称，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自己的宪法和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产生紧张关系。”

理查森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您不能要求民族团结。” “这是一种歧视形式，已经被法律粉饰，但这并没有使其合法” 。理查森说，藏人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践行自己的文化”。

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考文在5月1日的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控制藏族文化和宗教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而且这些新规定似乎旨在进一步歧视和镇压，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

麦高文说：“随着这些’民族团结’法规的生效，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制止破坏藏族身份或压制藏族人民的努力。

除了《民族团结法》，中国当局也在加强促进汉藏通婚。

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举行的公开会议上，中国官员正在促进藏人与汉人之间的婚姻，因为新的“民族团结”法开始生效。藏人说这是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另一次攻击，由于数十年来汉人移民到藏区，已经削弱了该地区的藏族传统文化认同。

1月1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该条例于5月1日生效。

它要求非藏族各族群在各级政府以及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中平等参与，这一要求被人权团体描述为旨在使西藏人民“中国化”的举措。

如今，当地政府还敦促藏人和汉人通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如果藏人和中国人在日喀则结婚，他们将被作为模范的’民族团结’家庭，这样的模范家庭将被授予奖品。”

消息人士说，中国官员还命令与会人员研究习近平主席的著作和政治思想，概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 不过这项努力不太可能成功 ，日喀则流亡藏人说，在西藏促进种族间通婚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效。 日喀则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的家人永远不会跟中国人结婚，因为藏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我们的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相距甚远。我们甚至很难相信中国人制造的任何东西。”

消息人士继续说：“目前，日喀则市的藏人和华人之间的民族间婚姻很少。”“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们的父母经常建议并鼓励我们在自己的族裔中结婚，自我们年轻以来，我们在本族裔中就拥有共同的语言。” 与此同时，人权活动家和西藏支持者抨击中国的新民族统一法规，称他们是企图吸收藏族人民进入中国的主导文化。

(来源：RFA 中文网)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今年的4月25日是第十一世班禅仁波切根敦确吉尼玛将年满三十一周岁的生日，据悉，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处于4月22日在日本举办营救班禅喇嘛的请愿活动。

根敦确吉尼玛于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那曲的一个牧户人家。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的正统仪轨，他被认定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后的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强行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被失踪已有25个年头。

据相关的报道，在这次活动中，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处将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共绑架事件的相关资料，分别寄送给93名日本国会议员、学术界人士、以及其他援藏人士，并呼吁各方加入营救班禅仁波切的行列。请愿活动组织方同时致函呼吁日本国会议员敦促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班禅仁波切和他的家人。

时值“世界地球日”50週年之际，我们的地球面临著对其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最大挑战之一。然而，在这场战役之中，提醒了我们慈悲和彼此相互支持的价值。当前全球流行的传染性疫病，不分种族、文化或性别地威胁我们所有的生命。作為人类，我们因应的对策必须满足所有人类的最基本需求。

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出生在这个地球上，成為整体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不论富国或穷国，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属于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但我们一样都是人类。此外，我们都有拥有追求幸福和避免苦难的相同权利。当我们了知人人平等的当下，自然地感受到对他人的同理和亲密。由此產生了一种真正的普遍责任感：希望积极地帮助他人克服困难。

大地的母亲正教予我们关于普遍责任的一课。这个蓝色的星球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居处。地球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地球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地球对我们所有人类而言就像母亲一样。作為大地母亲的孩子，我们的生存仰赖她。面对我们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1959年我逃离西藏之后，才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认为西藏的环境是纯净的。例如，每当我们看到水流时，就不必担心喝水是否安全。可悲的是，安全饮用水的供应，却成為当今世界上的主要问题。

为了防堵疫病不受控制地传播，我们必须确保世界各地的染病者和英勇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能够获得清洁用水和卫生安全的基本必需品。卫生安全是有效医疗保健的基础之一。

持续维护与取得精良医疗保健设施，有助于我们应对当前危害地球生命、正在猛烈的流行疫病的挑战。同时，也是未来面对公共卫生危机可以提供的最佳防御措施之一。我知道，这些正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提出的要务，旨在应对威胁全球健康的挑战。

在我们共同面对这场危机之际，我们必须本著团结与合作的精神行动，满足紧迫的需求；特别是满足世界上遭遇不幸的兄弟姐妹们。祈愿，在未来的日子裡，我们每个人将竭尽所能，创造一个更幸福、更健康的世界。

达赖喇嘛
2020年4月22日

（来源：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