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是远不足够的！”达赖喇嘛尊者说，我们要以慈悲之心应对新冠病毒。

有时候，朋友们会请我以“神通”协助解决世界的某些问题。我总是跟他们说，达赖喇嘛没有神通。如果我有，我就不会感到脚痛或喉咙痛。我们同样都是人，我们经历相同的恐惧、希望，以及不确定性。

佛教认为，所有众生都深知痛苦——真实发生的病苦、老苦，以及死苦。然而，我们人类有能力运用心智战胜愤怒、恐慌，以及贪婪。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情绪裁军”的理念，即努力看清真相为何，不受畏惧或愤怒的困惑。如果该问题有办法解决，我们必须要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如果没有，我们不该浪费时间去想它！

我们佛教徒相信，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相依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常提「全球责任感」的原因。这个骇人新冠病毒的爆发，显示了某人一有问题会立即影响其他人。但是这也提醒我们，慈悲或建设性的行为——无论是进行医护工作或只是保持社交距离——都可能帮助很多人。

自从武汉有了新冠病毒的新闻传出后，我一直在为我的兄弟姐妹们祈祷，无论您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对此病毒是免疫的。虽然我们都在担心自家的亲友及全球经济的未来，可是，祈祷是远不足够的！

这次的危机证实，我们所有人都要负起自己所能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结合医生与护士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经验科学，开始扭转现况，保障我们的未来，免遭更多此类的威胁。

在这个充斥恐惧的时刻，重要的是我们应思考全球面临的长期挑战及可能性。从外太空拍摄的照片清楚显示，我们这颗蓝色星球是没有真实国界的。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照顾好这颗地球，并且努力防止气候变迁和其他的毁灭性因素。这次的大流行警告我们，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对策，我们才能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我们也必须记得，没人能从苦难中置身事外！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缺乏生计及家人的贫困者，我们应伸出援手，保护他们。这次的危机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分开生活，我们也无法远离彼此。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去实践慈悲和协助他人。

身为佛教徒，我信奉无常的原则。这个病毒终会过去，就如我这一生见证许多战争与其他惊骇的威胁都已过去；我们会有机会重建全球社会，就如我们过去多次做过的努力。我衷心希望，每人都能安好且保持镇定。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针对众人的建设性努力，我们不应该丧失希望及自信，这点很重要。

（《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于2020年4月14日发表）

原文： https://bit.ly/3ahQ4dy

（来源：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

曼谷—-2月下旬，当中国遭受冠状病毒袭击时，湄公河流域的农民和渔民正在与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作斗争，在老挝，中国外交部长向一群关切此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

他传达的讯息是：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痛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这条世界上最丰产的河流之一正在遭受干旱，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

但美国气候学家的最新研究首次表明，中国根本没有经历同样的困难。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北京的工程师似乎通过限制其流量，直接导致了创纪录的低水位。

“卫星数据不会说谎，西藏高原上有大量的水，尽管柬埔寨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正被迫面临极端的威胁，”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艾伦·贝斯特(Alan Basist)说。该报告由水资源监测机构“地球之眼”(Eyes on Earth)于周一发布。

有大量的水被拦在了中国，”贝斯特还说。

湄公河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河流之一，以其养分丰富的水体和渔场养育了数千万人。但是大部分位于中国的一系列大坝掠夺了这条河的财富。

依赖于内陆渔业的人说，他们的捕获量急剧下降。持续的干旱和突如其来的洪水打击了农民。

尽管东南亚国家依赖与中国的贸易，但北京对湄公河上游的控制已经引起了愤怒。在旱季，湄公河上游向下游提供多达70%的水。虽然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全球发展计划，并说该计划将使较贫穷的贸易伙伴受益，但在那些感觉自己正在遭受损失的国家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问题在于，中国的权贵阶层把水看作是供他们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共享的商品，”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东南亚项目主任、《湄公河最后的日子》(Last Days of The Mighty Mekong)一书的作者布赖恩·艾勒(Brian Eyler)说。

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另一种超级大国，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赢”关系的大国。

但斯里兰卡和吉布提等国因其战略项目最终落入中国之手，已陷入批评人士担心的债务陷阱。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担心，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渴望攫取自然资源的帝国主义大国，并不关心当地民众。

“这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泰国东北部玛哈沙拉堪大学(Mahasarakham University)讲师、湄公河专家猜那龙·瑟他赛(Chainarong Setthachua)表示。“依靠湄公河资源维持生计和创收的普通人被自动排除在外。”

贝斯特和同事克劳德·威廉姆斯(Claude Williams)创建的数据模型测量了河流的各种成分，从雪和冰川融化的到降雨和土壤湿度。科学家们发现，在大多数年份里，湄公河上游畅通无阻的自然水流大致与泰国测量的下游水位一致，只有在中国的水坝水库蓄水或泄洪时偶尔会有例外。

当中国出现季节性干旱时，下游的5个国家——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最终会受到影响。当中国水资源过剩时，湄公河流域就会发生洪水。

但在去年的雨季，湄公河这两段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国河段的水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同时，下游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干旱，部分河流完全干涸，在本应有大量渔业捕捞的季节，龟裂的河床暴露出来。

在泰国北部清盛县一个测量点测得了创纪录的低水位。

总体来说，在他们对这个点长达28年的研究中，贝斯特和他的同事计算出，中国的水坝阻碍了410英尺以上的河流高度。

中国外长王毅2月向该地区各国外长发表讲话时回应说，中国也在承受困难。他表示，让水流向下游是中国领导层的慷慨之举，特别是在北京正面临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际。

他说：“尽管中国本身也遭受旱情和上游降水严重匮乏的困扰，但中方克服自身困难，主动加大对下游放水力度。”

贝斯特对此表示怀疑。

“你看我们的绘图，在中国是鲜艳的蓝色，有大量的水，而在泰国和柬埔寨则由于极度缺水显示鲜艳的红色，”他说。“中国能通过大坝调节河的流量，而它似乎正是在这样做。”

中国常常未经事先提醒突然放水也增加了下游的痛苦，农作物因干旱种植在靠近河岸的地方，突然放水会导致农作物被淹。

“中国的放水是出于政治原因，”玛哈沙拉堪大学(Mahasarakham University)的猜那隆说。“表面看上去是在帮忙。他们制造了损失，但要求感恩。”

湄公河是下游国家居民的生命线，但在中国则是穿流于狭窄的峡谷之间，因此除了水力发电以外，其他经济活动都不现实。本世纪初，在当时由工程师主导的领导层执掌下，中国政府开始加快在澜沧江——湄公河在中国的名字——筑堤的计划。

今天，该河流在中国的部分被中国西南地区的11个主要水坝控流，生产的电力远远超过该地区的需求。其他始于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的大河，如在印度被奉为印度教圣河的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在中国部分也建有大坝。

中国环保主义者之所以能成功说服政府搁置在该地区另一条河怒江上修建大坝的计划，一部分原因就是目前存在的能源过剩。怒江在进入缅甸后成为萨尔温江(Salween)。

然而，尽管开始用湄公河进行水力发电，北京仍然拒绝加入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的一个致力于河流健康的区域组织。在这个名为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的组织委托的一项调查中，科学家警告说，湄公河上涌现的诸多水坝可能截住流向越南河口的流量中97%的沉积物。

泰国北部的社区组织者和保护主义者尼瓦特·罗卡威(Niwat Roykaew)说：“这条河就要死了。”

然而，北京创建了自己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倡议，并为该组织在柬埔寨提供资金建造一栋豪华大楼。首相洪森坚决地将柬埔寨带入北京的轨道。批评者指责北京资助的这一倡议不是保护河流的机制，而是中国的湄公河行动的喉舌。

但是，即使是亚洲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洪森，也因湄公河严重缺水而产生动摇，去年7月，湄公河缺水加剧。能源部上个月宣布，柬埔寨将暂停湄公河大坝的建设计划，而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国。

同时，数千年来冰川融化流入湄公河的水填满了中国的水库，中国的储水量激增。

“冰川就像水的银行账户，但随着气候变化，它们正在迅速融化，” 贝斯特说：“中国人正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保险箱，因为他们知道银行账户最终将被耗尽，希望能留作储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3月25日，我收到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先生的邮件，告知住在伦敦的噶雪·嘉央曲杰（Jamyang Choegyal Kasho）先生因感染Covid-19，于3月24日凌晨1:25分在当地医院去世，享年81岁。他是在瘟疫高峰前入院，得到了妥善照料，而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坚定的佛教信仰让他走得安详，无畏死亡。

几个小时后，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先生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还发来了噶雪·嘉央曲杰先生为他的父亲、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噶雪·曲吉尼玛撰写的传记《In the Service of the 13th and the 14th Dalai Lamas: Choegyal Nyima Lhundrup Kashopa–Untold Stories of Tibet》的封面。封面上有帧众多人物合影的旧照，是1950年代初西藏噶厦官员在拉萨的尼泊尔领事馆内拍摄的。茨仁夏加先生为这本英文著作写了前言。

我与这本传记是有缘分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在写作时，通过他的侄子、居住德国的书法家杜琼·平措茨仁（Puntsok Tsering Duechung），向我要过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批斗的照片。那两张见证历史的黑白照片，众所周知，是我身为中共军官的父亲拍摄的，与他在同一时期拍摄的更多披露雪域高原遭受文革劫难的照片，收录在我对西藏文革的调查和写作的《杀劫》一书中。《杀劫》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已被译成藏文、日文和英文，而英文版就在本月出版。

那两张照片值得在此介绍。曾为西藏噶厦政府重要官员的噶雪·曲吉尼玛，在中共军队进入拉萨后，积极向外来政权靠拢，是当时被称为“爱国上层人士”的诸多贵族中的一员，但在文革时却被当做“牛鬼蛇神”受尽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现的，被男女红卫兵押着后背的他，头戴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写着：“牛鬼蛇神、最爱夺权的坏人噶雪·曲吉尼玛，彻底消灭”，身穿旧时的锦缎官服，脖子上被挂了女人用的金银首饰和一大摞西藏纸币，右手拿着一个两面鼓——这是一种系有鼓槌可以两面敲打的小鼓，藏语叫做“达玛茹”，以讽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两面派。噶雪·曲吉尼玛被斗过很多次，曾经在所属的河坝林居委会连续被斗十四天。白天去打场劳动，晚上被斗到深夜，从始至终都得低头弯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满。幸而他是一位罕见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尽管如此沦落，还是熬过了文革十年，重又成为共产党的统战人士，当上了中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6年以83岁的年纪在拉萨去世。

噶雪·嘉央曲杰先生还请我对他父亲写了相关评述，译成英文后印在了2016年出版的传记上：“噶雪·曲吉尼玛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深入地参与了西藏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龙厦事件’、‘热振事件’、‘驱汉事件’等。在研究和讨论西藏近代史的时候，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容忽视。”不过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机会得到这本书。

噶雪·曲吉尼玛有四个儿子。长子噶雪·顿珠在文革中自杀，年仅44岁，在那之前他是西藏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曾以“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随中国共青团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更早以前他是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员，因就读印度一所著名的贵族大学，担任过达赖喇嘛的英文秘书。我见过他的照片，是一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的年轻贵族藏人，可惜他这位新政权的合作者，最终毁于对方之手。

噶雪·曲吉尼玛的二子应该就是噶雪·嘉央曲杰。事实上，他于1991年突然离开拉萨流亡英国，在当时的拉萨是令人震惊的大新闻。因为他是隶属西藏自治区官方的西藏宾馆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他后来一直居住伦敦，再也没有回过拉萨。

从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写的悼念文章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噶雪·嘉央曲杰先生的流亡生涯：“自1991年离开拉萨到了伦敦以后，他毫无保留地用他的知识、经验为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wwork / TIN) 工作了十五年。跟他共事过的同事、朋友都记得，并且会不断怀念他一贯的、生动而精准的洞见，还有他永无止境的热情和风趣，以及他对藏汉谚语的丰富学养。”

作为西藏信息网的创办人，罗伯特·巴内特先生认为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一位“广受尊敬的翻译、分析人士和写作者”，他的著作“不但记录了他的父亲在1940年代担任噶伦以降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也从一个重要的但之前未被充分研究的、非主流的视角，详细地呈现了那个时期西藏政坛精英之间此起彼落的派系分合。……他在书中拒绝以二分法简化历史，并且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西藏宗教信仰的坚持，对本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似乎由于他在中国政权统治下的西藏担任中级干部三十载，却不断增进的对西藏民族的国族认同。”

据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告知，因为我提供照片、撰写简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对我心存感激，总是时有提及，虽然我们从未有过见面和联系。然而这其实微不足道，无须挂齿。事实上在写作《杀劫》一书时，我得到了他的弟弟噶雪·伦珠朗杰先生非常多、也非常重要的帮助。伦珠朗杰啦应该是噶雪·曲吉尼玛的四子，而他的第三个儿子，我大致记得是官方性质的西藏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已于数年前病故。伦珠朗杰啦是《西藏文艺》主编，诗人，我因曾在《西藏文学》任职编辑，而这两个编辑部都属西藏自治区文联，我们也是因此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来，包括我因一部散文集“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逐出体制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见面，他都寄予我真挚的关怀，令我感动至深。但他于三年前在拉萨病故，我闻讯后写了一首诗纪念他。其中写到的这个细节，此刻浮现眼前，不禁令我泪目：

有次提及幼年时在北边细沙滩见过的白鹤，
他展开双臂，优雅地，比划着振翅的动作：
“夏天飞来，冬天飞走，这些起舞，那些落下，
见到的人都心生愉悦……但以后再也见不到。”

让我把这首诗的最后几句，也献给在异国离世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吧：

夜空深邃多变，月光暗淡下来，犹如宿命一般，
他缓缓现身，以素来谦恭的手势遥指身后，
如同邀我随他重返往昔而不是受苦的轮回，
“再见，格啦……”我喃喃低语。

（“格啦”是藏语对先生的敬称。）

最后，要补充的是，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被这场发端于中国武汉，并已蔓延全球的大瘟疫夺走生命的第二位境外藏人。第一位是住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69岁男性。据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网站3月30日的报道，被Covid-19感染的流亡藏人为6人，分别住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等地。而境内藏人被感染的人数，据中国官方的公布，例如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就有多达73名的确诊病例，应该都是当地藏人，目前据称全都治愈出院。

2020/4/7，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我是在2014年认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先生。当年香港朋友举办系列关于西藏问题的讲座，刘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讲者，但因为参加的是不同的讲座，彼此未见面，但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在该年4月写了一封信给我，与我讨论西藏问题，信寄到了湾仔的开放杂志社地址，但我已有两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杂志社，直到该年12月，开放杂志停刊，办公室要腾空退租，我回杂志社收拾东西，才发现刘教授的来信，而这时退休的刘教授在7月与太太已离开香港定居美国。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国的电话，我们才开始电邮联络。

他告诉我，他个人独自研究西藏历史已好多年，很希望与同道的朋友磋商讨论。并随电邮寄来他的一些研究论文。说实话，我对西藏历史认识非常肤浅，完全不是刘教授的讨论对手，于是将他的论文转寄给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刘汉城教授本身的学术专业是管理科学，退休前为城市大学管理科学讲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刘教授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兴趣，闲暇空余时间就埋首于中国浩瀚史料读得不亦乐乎。而刘教授会关注到西藏历史，据他自己说，源于20多年前一次与一个英国人争论西藏问题。刘教授是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当时他同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从小被灌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扭曲历史观，并对此深信不疑。当时他无法说服这个英国人，于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证据。结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觉得所谓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之说根本就是一套谎言。2012年退休后，他开始一心一意皓首穷经于中国庞大的史料中，查询西藏历史真相，并决心将他的研究公诸于世。

2016年4月我和刘汉城教授均受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汉藏友好会议。刘教授在会上做了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专题报导。这一演讲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他对中国元明清时代有关西藏历史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史料证据如此之雄辩无碍，我犹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献学课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引用中国史料所作的论述，有些连这些藏人也是闻所未闻的。

在刘教授的专题演讲中，刘教授尖锐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无稽谬说。他指出，中共最先称，西藏成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说太过荒诞，中共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后来不得不将这个“自古”的时间点修正到元朝。他说，其实自元到民国，西藏从来未被中国真正统治过，但基于时间所限，在这次演讲中，他主要谈明朝时期。

刘教授首先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明朝地图将西藏纳入明朝版图毫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作依据，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现实来改写历史真实的恶劣例子。他说，明朝时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书《敕修大明一统志》，明英宗作序，声称是要宣示“我国家一统之盛”，但却没有把西藏纳入其统辖之中，而是将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夷名单，附于《大明一统志》的明帝国版图《大明一统之图》也显示，西藏的标注是在明帝国大一统的版图之外，刘教授在会议上出示了这份地图。刘教授问道，如果连明朝皇帝本人都没有将西藏视为自己统治之地，后人又如何能够将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图之中？

在刘教授对明史文献的广征博引中，还提到了明朝时期的一些称之为类书的民间通俗百科全书类的书籍，其记录的明朝行政区，全部都没有包括西藏在内，他特别以类书《万用正宗不求人》为例。会后我们聊天，刘教授还谈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签认证，以及清朝驻藏大臣等历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驳倒中国官方及其御用学者的说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刘汉城教授对西藏和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记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访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诉我说，他们不追求西藏独立，但他们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样的中共历史观，因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不能因为迁就现实而扭曲真相。

但要说明真相就需史料来证明。有关历史真相的论述，中共和藏人现是各说各话。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传统更多专注于精神和心灵层面，历史记载比较薄弱，相比于最重视历史，有两千多年写史传统，史书史料数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汉民族，无疑是比较吃亏的。再加上语言的隔阂，藏人要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驳中共之论述，难度也很大。而在中国境内，有关西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禁区，有实力的西藏历史研究者却被绑手绑脚，无法讲出真相，敢于讲出真相的会受到打压和迫害。中国著名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赵紫阳执政时候）曾写了一本十世班禅喇嘛的传记，因为披露了中共占领西藏后的一些历史真相，此书在六四之后随即被禁。

当然西方藏学家没有这样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艰涩的古代中文史料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很大的难关。

但所有以上的困难，对于刘汉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精通中英文，还懂德语，并熟悉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学术自由，而且敢于面对真相，不受大中华意识形态束缚。以上种种，让他在西藏历史研究中能脱颖而出，开拓出一片新的空间。而他的研究特点是用中国自己的史料来反驳中国政府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伪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刘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写成一本800页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是分析明清两朝史料。而他对唐、元两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研究，将会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于众。

在这部巨著中，刘教授广征博引，几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权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档案、士大夫学者的历史地理著作、民间通俗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以及西方的有关史料等。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之广泛，如明清两朝的历史地理、典章官职制度、行政体制、人口统计、土地和户口政策、学政科举、税赋、法制、对外关系、朝贡制度等。而他由这些广泛资料的分析所得结论只有一个：西藏并非明清两朝的领土。

有关明朝部分，刘教授所引述的文献有明代出版的14种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过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统志》，我在这里再简单转述刘教授提到的其中几例资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后的嘉靖年间，明状元罗洪先所著的地图集《广舆图》，受到后世很高评价，但这部被现代学者誉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明代地图集所称的明帝国版图只“西至嘉峪”，即是说，明帝国西部国界到今天的甘肃嘉峪关即止，而嘉峪关离西藏东部边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朝，进士陈组绶所著《皇明职方地图》，西藏仍未在明帝国版图中。

甚至明之后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间地理舆志之类，也没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如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图》和《肇域记》所记载明代地理，国内领土并无西藏。而刘教授查阅了明代流行的十几本通俗类书，均未将西藏列入国内行政区，而是将西藏或列入与日本、高丽、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国家相类的外国、外夷或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刘教授通过这些历史地理史料，以及有关明朝的封赠、朝贡、户口记录、征税和执法等历史记载，得出的结论是，明帝国不止是对西藏没有主权，而且也毫无主权要求的野心。所谓明帝国的在藏主权，是400年后的中共强行追加给明帝国的。可以说，即或原怀疑者，读了刘教授这本书，也会不得不承认明代时西藏不属中国可说是定论。

但刘教授说，清朝比较复杂，因为清帝国有一些人在某段时间曾宣示西藏属于清朝或说过想把西藏纳入清朝的话，即清朝有明朝没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历史文献中，有把西藏纳入清帝国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记载并未能真实反映清藏之间的关系，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刘教授认为，所谓对西藏的主权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但此时清廷对西藏还无领土野心。其野心是始于乾隆皇帝，这位痴迷于对外武力扩张，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对西藏的野心扩张经过瞻对战事的闹剧般的失败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惨胜而仅止于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区，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划到清帝国版图的文献是在清嘉庆朝钦定官修的《大清会典？嘉庆》中的《皇舆全图》，而这时已是清朝中叶，离满洲人入关，建立中原政权已160年有余。

刘教授列表以出版时间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种权威典籍中，在《嘉庆会典》之前的10种清朝典籍，包括《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大清一统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对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庆会典》虽然把西藏划入大清版图，但对西藏主权的归属界定仍然很模糊，该典籍在有关入贡互市的外国记述中，又把西藏列入与西天（今印度）、暹罗（今泰国）、苏禄（在今菲律宾）并列的“外夷各国”。而且《嘉庆会典》有关清帝国的户口和赋税记录，也没有西藏的资料。刘教授认为，其实西藏对于清政府就是外国，大笔一挥把西藏划入清帝国版图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还蒙在鼓中。但这幅地图就成了中共主张清一朝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铁证之一，谭其骧的历史地图集的清朝版图即声明以此图为据。但讽刺的是，随后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圣武记》又把西藏归类到蒙古、俄国、尼泊尔、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后光绪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为“朝贡诸国”，将西藏、与苏禄、荷兰、缅甸、葡萄牙、义大利、英国等归入同一类。甚至民国时清朝遗老、大清主义者赵尔巽的《清史稿》对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确认知，有时归类为中国各省范围，有时又列入藩部，甚至还有“西藏盖为中英两属国”之记述。刘教授认为，这些记述的内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国自嘉庆开始声称对西藏的主权实际只是自说自话。

中共及其御用学者说，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贡，所以是臣属于清帝国。刘教授指出，清廷记载的朝贡国非常之广泛。在清廷的历史记载中，几乎任何国家来使，都说成是来向清廷朝贡。《嘉庆会典》中提到的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荷兰、西洋诸国（包括葡萄牙、义大利）。再如英使马噶尔尼于乾隆58年访华，民国成书的《清史稿》仍然说是“英吉利贡船”，“英吉利贡使”。

至于中共御用文人以驻藏大臣作为清廷在藏主权的证明，刘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驳。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刘教授指出，驻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总督，而是派到西藏这个外国的外交使节，与清廷派往国外的“驻英大臣”、“驻美大臣”，或外国的“驻华大臣”类似。甚至清廷文书有时也会称驻藏大臣是“藏使”。刘教授还指出清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体制，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部门。但不论中国如何解释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质，但清朝政府未能实际拥有西藏主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刘教授在他这本著作中，探讨了清代在人口统计、户籍制度、邮政、货币发行、赋税、科举、衣冠发饰，以及国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国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实际执行的情况，其结论都是否定的，均证明清廷未能对西藏实行其任何一项国家职能。比如，据清末光绪颁布的《大清会典》，清廷对全国实行的税赋有地赋、丁赋和杂赋三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则以贡代赋，如贵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区，但无论是赋还是贡，都没有西藏噶厦政府的记录。再如学政体系，作为清帝国臣民的权利之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除汉地和八旗，云南、贵州等边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参加科举的学额，也独缺少了西藏。

刘教授指，清廷未能统治西藏，但在其文献和公文中有时却将西藏视为其属地，实际西藏只不过是清帝国想染指但却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绪32年（1906年）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张荫棠于次年上奏给朝廷的电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为殖民地，电文说“藏属地广民稀，矿产丰富，他日当可资为殖民地。”“中国之治西藏，当如英之治印度。”

有关乾隆朝于1793年规定的选择达赖喇嘛灵童的金瓶掣签制度，刘教授引用大量资料证实，这只是清廷伪造对西藏有主权的自我欺骗手法。1793年后西藏一共产生了6位达赖喇嘛，但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完全配合遵守过清廷的掣签要求和仪礼，有好几位甚至完全未经过掣签，对此清廷并没有要求严格执行的权力。相反，驻藏大臣还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于掣签，显然是无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场免于掣签的假戏。基本上，唯一可证实的是清廷送了个金瓶到西藏，至于是否以此金瓶来掣签以认证达赖喇嘛，清廷对此可以说是悉听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刘教授还以资料为证，揭露其中两全，即两平廓尔喀（尼泊尔）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伪造清军参战并获胜利的假消息，而且作伪内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尔入侵西藏，参战的只有尼泊尔和西藏两方，最后藏人不敌，答应巨额赔款后，获胜的尼泊尔军队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参战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几位藏使却报告朝廷说尼泊尔是因为被清军击败而退军，还称尼泊尔向清廷入贡和接受清廷的册封，并伪造尼泊尔降书。乾隆即以此作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馆”编撰《钦定巴勒布纪略》，还称巴勒布（即廓尔喀）为清番属。直到22年后尼泊尔大军第二次来犯，这个骗局才被揭破，当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闻讯后跳水自杀。但因事过年久，乾隆这个第9大武功记录并未被消掉，仍然留载史册，欺骗后人。

刘教授书中还提到了乾隆时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区新龙县的瞻对藏人部落发动战争，清军将领因打不赢，假造战果欺骗朝廷，但因为骗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对瞻对的战争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终清一朝始终无法征服这个地区。

走笔至此，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个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发现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两大武功，即所谓两次平定（实际应该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战也完全是吹牛皮，夸大战功。地处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大小金川，当时人口仅4万，兵力仅几千，大清帝国两次征伐，共出动大军30万，征用民夫47万，耗资1亿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3年的国库收入），耗时近10年，竟损兵折将，死伤数万，结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惨胜。典型的胜之不武，乾隆以此夸耀为不世武功，简直是恬不知耻。

乾隆平定金川之艰难，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与川藏地理环境十分险要有关。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气稀薄，崇山峻岭，激流峡谷，道道山口都高达4000公尺以上。当时清军要进军金川，比走李白所谓“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难上加难，而且除了地理天险，八旗清军和汉人绿营军还需面临高原反应的生理天险。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主要是两个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万年历史的藏人（科学家在西藏高原发现1万年前的人类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生态的生理机能是不同的，甚至刚刚相反。

BBC一篇报导说，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满了红细胞和能够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当空气变得稀薄，人的血液就会变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够向身体各处细胞运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学家发现藏人的血红蛋白则低到惊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会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学家认为这会减少血管受损和心脏的负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会患一种慢性高山病，这是一种因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损和心脏负荷过重所致的一种疾病，但藏人不会。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适合高海拔生活的人类。我们汉人上到高原，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应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会增加，以适应高海拔。这即是说，我们汉人到高海拔地区，即使一时没有很强的高原反应，但生活久了，也会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医学发达之前的前现代时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无法征服，也无法统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两战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后历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头，但他们对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签，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游戏来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时候的清藏关系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档案记录中摘取清廷自称对西藏有主权的记述，而应该像刘教授那样对历史资料作全面认真的考证分析，这样才能釐清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刘教授这部著作还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学者是如何明目张胆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强行将《西藏志》、《圣武记》中记载无误的“百姓”一词篡改成“农奴”一词，以此来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农奴制度伪史。

我期待刘教授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

（来源：越界疆域）

英国《瓦特金斯的心身灵杂志》在2月29日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最具精神影响力百大人物评选》上，达赖喇嘛尊者名列榜首。

列入这一排行榜的全球最具精神影响力百大人物都必须是在世的，并且对全球具有巨大影响力或付出贡献的精神领袖、活动家、作家或思想家。

据悉，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越南的释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等精神领袖在榜上的前八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