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就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原先的正品。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最典型的代表物莫过于经幡，但随著宗教迫害的升级，经幡正在逐村被拆除。

很难想像没有经幡的西藏、不丹、尼泊尔、蒙古或者拉达克是什麽样子。在那些地方，一串串印有宗教标志和文字的布条随处可见，是当地独特的一道风景。但对于佛教徒来说，经幡的意义远不止此。经幡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物，可以给人带来平安与和谐。经幡有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五大元素和佛教的五大智慧。

虔诚的佛教徒认为风吹动经幡可以将慈悲和祝愿传播开来，给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能带来好运。因此，佛教徒不介意信奉不同宗教的西方人买经幡回去挂在家裡，他们只是希望人们能尊重这些圣物，因为经幡并不只是一种装饰品。当经幡破旧不堪无法修补的时候，不要将它们扔进垃圾桶，而是应该烧掉，因为它们不能落到地上。通过这种方式，佛教徒相信他们的祝福可以被轻烟带到灵界。

中共一直在试图摧毁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只是用「迪士尼化」的西藏来吸引那些天真的游客，中共十几年前就这麽做了，但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更是变本加厉。2020年6月16日，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发布了《西藏人权状况2019年度报告》，记录西藏从糟糕变得更糟糕的人权状况。尤其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报告提到对僧尼和普通佛教徒实施的酷刑越来越严重，其中2019年被抓捕、关押的竟达「数千人」。2019年8月份新颁布的法律规定，政府退休人员一旦被发现参与宗教活动（包括和家人朋友一起祷告），他们的退休金将被取消。最后中共宣布，只有「现代化社会主义体系的佛教」才被允许（朝不保夕地）存在。

很遗憾，（中共）对西藏宗教标志的打压是可以预见。不出所料，中共现在开始到山顶和村裡拆除经幡，而且他们显然没有遵照佛教传统给予这些经幡应有的尊重。中共挨村强迫当地村民拆除经幡，然后把它们交给警方。当然，估计警察也不会按照佛教的仪式销毁经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拆除经幡的运动从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Golo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Chamdo）的丁青县（Tengchen）开始，但现在已经扩至整个西藏。虽然中共也提到对非中国化、非社会主义体系的佛教进行「行为改革」，但拆除运动却以「治理环境污染」的名义进行。

在虔诚的佛教徒看来，这既是冒犯也是亵渎，但正如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在其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些抗议中共类似运动的人立即被抓，而且往往还会遭受酷刑。经幡是西藏的核心灵魂，即使不是佛教徒，人们也应该对这种赤裸裸的文化灭绝暴行进行抗议。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生于罗马，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他创立了新兴宗教研究中心（CESNUR）并担任主任，该研究中心为研究新兴宗教团体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国际网络平台。英特罗维吉教授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著有大约70本著作以及一百多篇论文，也是《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与此同时，他是《跨学科宗教研究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加州大学出版社《新宗教》杂志的董事会成员。 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歧视（尤其关注对基督教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歧视）的代表」。 2012年至2015年，他出任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该组织是意大利外交部为了监督全世界宗教自由问题而创立的。

（来源：《寒冬》）

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12日接受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的专访，就如何面对武汉病毒疫情等目前使全世界都陷入困境的问题作出特别的开示。他指出保持内心的平和并注重心理的平衡是最关键的，心理的健康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在专访期间，当尊者被NDTV董事长普兰诺伊•罗伊（Prannoy Roy）问及近来世界上发生的像武汉病毒这样的灾害与人类的“共业”（collective karma）是否有关时，他认为这的确与“共业”有关，并指出，制造“共业”取决于人们自身，大家皆是“业力”的创造者，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与能力去改变业力。

就如何将“负面业力”转变为“正面业力”，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如果自己被暴力或仇恨所充斥的负面业力置于困境时必须修炼宽恕与慈悲心，并将其竭力付诸于实践，这样才能从负面业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达赖喇嘛尊者认为，要战胜当前的疫情， 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而保持内心的平和并注重心理上的平衡，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西藏之页6月10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督于近日宣布“2020年女王寿辰日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名单，933名澳大利亚人榜上有名，其中有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西藏裔僧人格西扎西次仁。

2020年澳大利亚勋章的获得者名单于6月8日公布，这是澳大利亚年度勋章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皇后诞辰”勋章。澳大利亚总督在公告中说：“这份名单表彰了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为他们的社区，全球或国内的澳大利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同行的重视，他们已经被提名和独立评估，值得认可。”

格西扎西次仁于1937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甘孜一带，十几岁时出家为僧，在西藏和印度西藏色拉寺专研佛法，并获得佛教最高格西学位（宗教学博士） 。 1998年受索巴仁波切邀请，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观音佛学会担任法师，随后，他被达赖喇嘛尊者任命为印度西藏上密院堪布（寺院主持）而返回印度，六年任期结束后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佛学教育工作。此次澳大利亚总督为表彰格西扎西次仁对佛教和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授予这一勋章。

据悉，格西扎西次仁是第二位颁获此殊荣的西藏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藏人是朗杰才仁先生，他因提高文化意识和为难民提供支持，并为西藏社区服务而于2007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朗杰才仁先生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主席。他还是国际法学家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工作组成员，并曾担任澳大利亚一家公司（Cannon Australia Pty Ltd）的高级经理。

达赖喇嘛驻澳大利亚代表处在闻讯后，向格西扎西才仁仁波切表达了祝贺，并强调他的成就令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感到自豪。

（来源：西藏之页网）

（自由亚洲电台5月8日报道）中国当局现在对西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信息控制，并严格禁止防范外国媒体采访西藏。有鉴于采访受阻、驱逐关押的可能性，导致西藏新闻报道锐减。2020年1月11日中共当局通过一项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同时还宣布该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促使藏族文化中国化，让有识之士为之忧心不已。除此以外，中共当局也积极推广藏汉通婚，称为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据人权组织和其他专家称，中国西藏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信息流通的控制，去年逮捕了藏人，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和观点，并与流亡的亲人联系。 审查官员和警察的具体目标是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手机上分享的图像，并呼吁保留藏语，现在受到政府命令警示要建立中文作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威胁。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局局长 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尼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已经受到中共严格限制的中国藏区的言论自由“由于检察机关的建立和审查而没有得到改善。” 他表示：“对于藏人来说，调查和走私西藏以外的信息仍然极为困难和危险，”他并补充说，北京拒绝让外国记者自由进入西藏，这使得外界更难评估那里的情况。 在五月初的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中将中国排名第177。

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莎拉·库克说：“对西藏人来说，与外国记者或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海外媒体交流，要比对其他中国人更加危险”。库克说：“那里的人受到的报复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大。”

国际新闻自由团体强调，今年五月三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前，中国对全国各地媒体工作者的限制日益严格。去年，在西藏地区被判处长期徒刑的那些人试图提请注意腐败官员或环境问题，而其他人只是表达了对使用藏语的支持或分享了达赖喇嘛的图像，中国领导人即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

2019年12月6日，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甘德县的居民，因在网上投诉腐败官员，非法采矿以及非法狩猎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而遭以扰乱社会秩序被逮捕，他被判了七年监禁。

与此同时，现年22岁的藏传佛教僧侣索南巴丹于2019年9月1日在网上批评北京政府对该地区的政策，评论发表后于9月19日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被捕。去年10月，一名36岁的藏族男子拉达尔被拘留在西藏那曲县，其后继续被关押。一名当地消息人士在一份较早的报道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极有可能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这位消息人士引用了一项指控，通常被用来阻止抗议北京当局统治西藏地区的抗议新闻或其他政治上敏感信息的传播。此外在2019年2月20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的45岁居民慈仁多杰与他的流亡兄弟谈了几小时后被拘留，而他们的话题只是谈论教导孩子们讲藏语的重要性。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国际关系部秘书噶玛琼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自由世界中，人们每天都在例行的交流信息。他说：“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类型的对话表示怀疑。”

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自由表达研究与政策主任詹姆斯·泰格说，中国对言论自由和在西藏分享信息的限制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

泰格说：“我们应该记得，中国自己的宪法制度保障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宪法和《区域民族自治法》都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权利进行了重要保护。”

他说：“因此，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包括那些以藏语发言，写作或报道以及涉及藏人关切事务的人，我们没有提出激进的要求，”他说。“相反，我们坚持中国政府所说的话。”

除此之外，中国新近实施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使藏族文化中国化。

五月一日，一项在西藏地区和社会机构中强制实行的“民族团结”的中国法律，引起了藏人和外界观察家的关注，他们说，新法律将进一步破坏藏族身份，因为数十年来大量的汉族移民，在该地区已经削弱了藏族身份。

这项新法律标题为“关于建立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的规定”，要求非藏族在政府单位，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的平等对待。

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在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律的新规定“明显偏离了对西藏人的“优待”原则，该原则本应保证藏人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方式。

“通过宣称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以使藏族人民中国化，这些规定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例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

该组织副总裁布昌次仁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尽管中国的新法律规定应保留部分西藏文化遗产，但需对其长期，实际影响进行严格监控。

他说：“如果北京真的希望保护和促进藏族文化认同，那么应该像以前那样保护藏族文化价值。”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区主任苏菲•理查森称，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自己的宪法和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产生紧张关系。”

理查森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您不能要求民族团结。” “这是一种歧视形式，已经被法律粉饰，但这并没有使其合法” 。理查森说，藏人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践行自己的文化”。

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考文在5月1日的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控制藏族文化和宗教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而且这些新规定似乎旨在进一步歧视和镇压，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

麦高文说：“随着这些’民族团结’法规的生效，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制止破坏藏族身份或压制藏族人民的努力。

除了《民族团结法》，中国当局也在加强促进汉藏通婚。

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举行的公开会议上，中国官员正在促进藏人与汉人之间的婚姻，因为新的“民族团结”法开始生效。藏人说这是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另一次攻击，由于数十年来汉人移民到藏区，已经削弱了该地区的藏族传统文化认同。

1月1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该条例于5月1日生效。

它要求非藏族各族群在各级政府以及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中平等参与，这一要求被人权团体描述为旨在使西藏人民“中国化”的举措。

如今，当地政府还敦促藏人和汉人通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如果藏人和中国人在日喀则结婚，他们将被作为模范的’民族团结’家庭，这样的模范家庭将被授予奖品。”

消息人士说，中国官员还命令与会人员研究习近平主席的著作和政治思想，概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 不过这项努力不太可能成功 ，日喀则流亡藏人说，在西藏促进种族间通婚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效。 日喀则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的家人永远不会跟中国人结婚，因为藏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我们的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相距甚远。我们甚至很难相信中国人制造的任何东西。”

消息人士继续说：“目前，日喀则市的藏人和华人之间的民族间婚姻很少。”“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们的父母经常建议并鼓励我们在自己的族裔中结婚，自我们年轻以来，我们在本族裔中就拥有共同的语言。” 与此同时，人权活动家和西藏支持者抨击中国的新民族统一法规，称他们是企图吸收藏族人民进入中国的主导文化。

(来源：RFA 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