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凌晨4点左右，安多阿力克拉加（今并入“青海省”的西藏地区“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乡思肉欠村”）发生山体滑坡，导致7人死亡2人受伤。

玛沁县官方称，经现场初步调查核实，滑坡灾害共致3户、9人被泥石流冲击掩埋。目前，9人已全部救出，经确认，其中7人遇难，1人重伤，1人轻伤。此次山体滑坡灾害还导致青海省道S101线中断，并形成堰塞湖。开挖、疏通工作正在进行中。

西藏一直是各国旅游者向往之地，这十几年亦成为国内旅游热点。西藏和各省藏区当局都把发展旅游业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地方政府纷纷开发旅游业。

旅游业的好处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在开发旅游的同时，还需要认识并警惕旅游造成的破坏。举例说，藏地的著名寺院几乎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总是游客众多，收入当然也很可观。位于拉萨中心的大昭寺，一百多位僧人从早到晚忙的都是接待游客，卖票、导游、售货、打扫卫生，和旅游点的管理人员做的没有两样，很少有时间学习佛法。宗教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僧人们把寺院旅游搞得再好，收入再高，却不是僧人出家的目的。僧人出家是为了学习、修行和传法。佛教有高深的哲学体系，不通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和专心修行不可能掌握。对佛教来讲，只有僧侣修行得好，才能普及佛法，教化百姓。而从开发旅游的角度，需要僧侣承担的只是佛教形式，以及用于表演的佛教活动。

在我看，旅游业的最大问题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对此有人会反驳——很多地方的旅游正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甚至要努力发掘和再现已经消失的传统文化，重修毁坏的建筑，恢复失传的仪式，扶植濒危手工业，怎么会是破坏传统文化呢？

文化重要的不在形式，而是在于民族意识、价值观、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等。文化的这种灵魂很大程度依附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旅游业的冲击首先就在这里。随着旅游业发展，当地人必然逐步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到为旅游业工作，服务于观光客。旅游是一种消费，它要求当地文化和自然资源遵循“顾客是上帝”的市场原则，对旅游者提供服务。外来的旅游者既然是“上帝”，就很难真心尊重和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而是会居于自我中心的位置，惟我独尊，居高临下，当地人则会在市场原则支配下，逐步形成“店员”意识和态度，一切以满足旅游者为标准，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只当作可供出售的商品。

在这种已经由市场地位决定的“高”、“低”关系中，当地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羡慕外来文化，以其为楷模，甘愿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淡化甚至放弃宗教信仰，而把赚钱和消费置于人生意义第一位。那时，传统文化的形式即使恢复得再多，文化本身也等于死亡了。如一位僧人写的诗歌，译成汉语大意是：“房子的外面用宝贝塑造得很美丽，房子里面没有神圣的宝瓶，这样的房子我不喜欢。寺院的外面用金银塑造得很美丽，寺院里面没有佛法的甘露，这样的寺院我不喜欢。”

在旅游业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又相互否定的悖论。旅游之所以能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吸引；然而目前发展旅游的模式，保存的只是传统文化的形式，破坏的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从长远讲，传统文化的灵魂死了，对旅游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减少，逐步丧失。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发展旅游业亟需探讨和解决的课题。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8月10日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发布《喇荣五明佛学院之秘—-一年的强拆把世界上最大的西藏佛教学院剁成切片》报告，就中国政府在藏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强拆僧舍，驱逐僧尼，改建寺院德布局等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表示，自2016年7月至今，中国当局在位于西藏康区（今并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大搞清洗；数千座僧舍被强拆，数千名僧尼被逐出寺院。

报告指出，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声誉和规模在日益壮大，其已成为一个吸引西藏各地，甚至中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僧俗学子前来修习佛法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喇荣五明佛学院大搞拆毁僧舍和驱逐大批僧尼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消弱五明佛学院的影响力。

中共当局的目的是把喇荣五明佛学院变为在西藏的许多寺院一样，名存实亡，供游览用。在原有的僧舍等建筑物被坼后，建立起了一个800多米长的梯道，以便游客登上山顶，还专门修建了多条山道，方便游客在寺院和旅馆之间来回的行程。在喇荣五明佛学院，旅游基地的面积比学佛场所还大，目前游客比僧尼更多。当局在一方面强坼僧舍，而另一方面在佛学院内兴建大型房屋，声称是为接待外人和朝佛者以及开设饭馆而建，佛学院周围也正在修建多座新房。

当前，一批接一批从中国本土各地来的游客在佛学院各处自由游动，但西方以及新疆的游客基本上被禁止游览佛学院，即使偶尔有，也被禁止留宿。佛学院的天葬台已被沦为中国游客观览玩耍的景点之一。

康区有一种名为松茸的菌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只是当地百姓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采一背篓，市场卖两角钱一斤。后来松茸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松茸达到千元一斤。松茸主产区形成全民采摘松茸的热潮，给当地的人均年收入增加了千元，一度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

松茸要在孢子成熟后才能再生，但是孢子成熟后的松茸卖不出价，追求利益的人便会抢在成熟前采摘，连未长出地面的小松茸也要采，那需要掀开覆盖在上面的植被，导致松茸菌床暴露，以后便难生长新松茸。这些因素造成了松茸的产量逐年锐减，迄今有些地区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虫草是一种冬季前后侵入蛾幼虫体内的真菌，夏季时从死虫头顶长出，据说有大补效果，主要是中国有钱人吃。价格也从早年十多元一斤长到上万元。挖虫草的方法是连着草皮深挖二十厘米，才能完整取出虫草。而西藏山地植被厚度一般只有二十厘米，需要千年甚至万年时间形成。挖过虫草的地方到处都裸露泥土，植被大片破坏，在雨季形成滑坡，连带植被剥离山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虫草的产量也相应锐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挖两三斤虫草，现在只能以根计。类似情况还有天然野生药材。藏药企业的掠夺性收购和开采造成大量高原药材品种面临绝种。资源的日趋匮乏导致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

生物多样化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在藏地生存的物种少，生物多样化程度因此较低，生态平衡更为脆弱。藏地的生物链如一环套一环的单链条，不像热带雨林那种每环可以对接多环的复杂网链，断掉几环问题不大，而是缺了很少环节就可让链条中断，打破整个平衡。青藏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发源地，江河使其生态失衡向下传递而且成倍放大，不仅是藏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殃及汉地。

1998年长江大水后，中国政府下令禁止江河上游的藏地砍伐森林，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然而生态不是仅凭命令就能得到保护的。历史上的藏地没有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却比现在好，更多靠的是宗教。即使在今天，寺庙周围也总是有最好的生态。僧侣们在传统中体现环保精神。有些传统看似迷信，如把虫草视为神山的肠子不可挖采，起到保护植被的作用。藏人对猎人的歧视，以现代眼光看有违自由与人权，也起到保护动物的作用。藏传佛教对自然的谦卑和对众生的慈悲为怀，很好地调节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是宗教重要的“实际”功能。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可以认为人类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是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产生和普及的条件之一，反过来又服务于人和生态。

无神论只追求现世幸福，既然人死一切皆无，活着就要充分满足欲望，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即使无神论以理性认识到为了子孙后代要保护生态，也是一种自我牺牲，因此并不牢靠。而藏传佛教的观念是万物众生平等，人无特权，不能为满足人的欲望随便牺牲别的物种。佛教没有人类至上、征服自然的视角，尊重和保持世界原本的平衡，追求众生和谐。传统的藏人不会轻易杀死一个蚂蚁，因为按照其宗教的转世观念，那蚂蚁上一世可能就是其父母。藏人也不会为满足此生的欲望掠夺性地毁坏草场，因为未来转世后，无论转世为人还是牛马，还要靠那草场继续生存，这一世看不到的代价，下一世得是由自己来付，所以保护生态不是给子孙做，恰恰是为自己所做。

（图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