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就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原先的正品。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最典型的代表物莫过于经幡，但随著宗教迫害的升级，经幡正在逐村被拆除。

很难想像没有经幡的西藏、不丹、尼泊尔、蒙古或者拉达克是什麽样子。在那些地方，一串串印有宗教标志和文字的布条随处可见，是当地独特的一道风景。但对于佛教徒来说，经幡的意义远不止此。经幡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物，可以给人带来平安与和谐。经幡有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五大元素和佛教的五大智慧。

虔诚的佛教徒认为风吹动经幡可以将慈悲和祝愿传播开来，给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能带来好运。因此，佛教徒不介意信奉不同宗教的西方人买经幡回去挂在家裡，他们只是希望人们能尊重这些圣物，因为经幡并不只是一种装饰品。当经幡破旧不堪无法修补的时候，不要将它们扔进垃圾桶，而是应该烧掉，因为它们不能落到地上。通过这种方式，佛教徒相信他们的祝福可以被轻烟带到灵界。

中共一直在试图摧毁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只是用「迪士尼化」的西藏来吸引那些天真的游客，中共十几年前就这麽做了，但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更是变本加厉。2020年6月16日，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发布了《西藏人权状况2019年度报告》，记录西藏从糟糕变得更糟糕的人权状况。尤其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报告提到对僧尼和普通佛教徒实施的酷刑越来越严重，其中2019年被抓捕、关押的竟达「数千人」。2019年8月份新颁布的法律规定，政府退休人员一旦被发现参与宗教活动（包括和家人朋友一起祷告），他们的退休金将被取消。最后中共宣布，只有「现代化社会主义体系的佛教」才被允许（朝不保夕地）存在。

很遗憾，（中共）对西藏宗教标志的打压是可以预见。不出所料，中共现在开始到山顶和村裡拆除经幡，而且他们显然没有遵照佛教传统给予这些经幡应有的尊重。中共挨村强迫当地村民拆除经幡，然后把它们交给警方。当然，估计警察也不会按照佛教的仪式销毁经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拆除经幡的运动从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Golo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Chamdo）的丁青县（Tengchen）开始，但现在已经扩至整个西藏。虽然中共也提到对非中国化、非社会主义体系的佛教进行「行为改革」，但拆除运动却以「治理环境污染」的名义进行。

在虔诚的佛教徒看来，这既是冒犯也是亵渎，但正如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在其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些抗议中共类似运动的人立即被抓，而且往往还会遭受酷刑。经幡是西藏的核心灵魂，即使不是佛教徒，人们也应该对这种赤裸裸的文化灭绝暴行进行抗议。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生于罗马，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他创立了新兴宗教研究中心（CESNUR）并担任主任，该研究中心为研究新兴宗教团体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国际网络平台。英特罗维吉教授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著有大约70本著作以及一百多篇论文，也是《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与此同时，他是《跨学科宗教研究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加州大学出版社《新宗教》杂志的董事会成员。 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歧视（尤其关注对基督教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歧视）的代表」。 2012年至2015年，他出任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该组织是意大利外交部为了监督全世界宗教自由问题而创立的。

（来源：《寒冬》）

（美国之音6月11日报道）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他们认为威胁国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

他在报告发布之时对记者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服从中共领导，并将共产党教条注入在他们的教义和宗教活动中。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佛教徒、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都在继续。

蓬佩奥还提到上星期和六四民主人士王丹、苏晓康等人会面的情形。他表示，美国近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推动其政治进程。然而，两国政府的形式实际上截然不同。

蓬佩奥说：“说到中国，上星期，我很荣幸与30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共大屠杀幸存者见面。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关于中国龌龊地企图利用美国的局势来推动其政治进程，你们很多人都看到了。美中两国政府的形式完全不同。我们有法治，中国没有。我们有言论自由并拥抱和平抗议，中国没有。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捍卫宗教自由，而中国继续进行数十年来对信仰的战争。两者间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在最好的时候，中国也在残酷地实行共产主义。而美国在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时，我们仍致力于确保所有人的自由。”

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在遇到像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这样的悲剧发生时，便立即采取行动，然而专制政府并不这么做。

蓬佩奥说：“当发生像乔治·弗洛伊德经历的那样悲惨而可怕的事件时，我们的政府会做出回应。我们看到地方执法部门和司法部迅速采取行动处理那个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人们呼吁对执法人员的工作方式进行改革。虽然这不是我作为国务卿的工作范围，但你可以看到这场辩论已经在美国展开。但你不会看到这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发生。31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数千人被屠杀，他们压制了记者，很多人被失踪。本质上就是完全不同的。”

蓬佩奥强调，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今天美国面临这样的挑战，将带来一个让大家参与的政治进程，以及广泛的公开辩论。

蓬佩奥说：“我们的国家真的好特别。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它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会迎头去处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有一个让大家参与的政治进程，会有一个公开的辩论。而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众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就的，而这样的想法将反映在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上。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外交官来说是个好机会，向各地人们讲述美国面对内部挑战时的应对方式，这反应了我们开国元勋所希望的美国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目标。”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西藏之页6月10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督于近日宣布“2020年女王寿辰日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名单，933名澳大利亚人榜上有名，其中有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西藏裔僧人格西扎西次仁。

2020年澳大利亚勋章的获得者名单于6月8日公布，这是澳大利亚年度勋章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皇后诞辰”勋章。澳大利亚总督在公告中说：“这份名单表彰了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为他们的社区，全球或国内的澳大利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同行的重视，他们已经被提名和独立评估，值得认可。”

格西扎西次仁于1937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甘孜一带，十几岁时出家为僧，在西藏和印度西藏色拉寺专研佛法，并获得佛教最高格西学位（宗教学博士） 。 1998年受索巴仁波切邀请，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观音佛学会担任法师，随后，他被达赖喇嘛尊者任命为印度西藏上密院堪布（寺院主持）而返回印度，六年任期结束后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佛学教育工作。此次澳大利亚总督为表彰格西扎西次仁对佛教和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授予这一勋章。

据悉，格西扎西次仁是第二位颁获此殊荣的西藏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藏人是朗杰才仁先生，他因提高文化意识和为难民提供支持，并为西藏社区服务而于2007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朗杰才仁先生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主席。他还是国际法学家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工作组成员，并曾担任澳大利亚一家公司（Cannon Australia Pty Ltd）的高级经理。

达赖喇嘛驻澳大利亚代表处在闻讯后，向格西扎西才仁仁波切表达了祝贺，并强调他的成就令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感到自豪。

（来源：西藏之页网）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来源：RFA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