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2月8日报道）报道联合国的三位特别报告员专家星期一表示，约100万西藏儿童被与家人分开，在中国官方设立的寄宿学校里接受“强迫同化”。专家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作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

据法新社报道，这三位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但不代表联合国发言的独立专家，对中国政府通过寄宿学校从文化、宗教及语言上同化藏人的政策感到震惊，对这类学校越来越多感到忧虑。

这三位没有任何报酬的专家在一个联合声明中说，“近几年为藏族儿童设立的寄宿学校制度看来是作为一个强制性大规模的项目，意图将藏人同化到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文化中，我们对此非常不安。这与有关国际人权标准背道而驰。”

这三位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教育和文化权利的专家说，在这些寄宿学校里，教育的目标是认同汉文化，藏人儿童被隔断他们的“与传统或文化相关的学习”。

专家们说，“藏族儿童正在失去母语的能力以及用藏语与父母和祖父母轻松交流的能力，这加速了他们的汉化并侵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专家们说，他们获取的信息表明，绝大多数藏族儿童被送入这些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当局的政策看来是通过一系列针对藏人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镇压行动，将藏人身份认同强制“汉化”，“我们感到震惊”。

这三位专家的联合声明还说，为了建设基于单一汉文化认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促进藏族语言和文化的倡议据报受到压制，推动藏族语言及教育的个人遭到迫害”。

过去多个世纪里，西藏一直在独立与被中国统治之间交替。中共当局称1951年“和平解放”了西藏，并将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带入这一以往贫困的地区。

但是，流亡藏人指责中共当局迫害和折磨藏人，并侵蚀藏人文化。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中国其他地区的寄宿学校比例只有约20%，但联合国专家相信，绝大多数西藏儿童被安排进入这些大型寄宿学校，接受汉语教育，极少提及西藏历史、宗教，当人不会提到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报道说，这是自中共强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中共当局持续的灭绝少数民族文化的最新实例，主要是维吾尔族、藏族和蒙族。

近几年，许多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和人权组织根据对获取的资料和卫星图像等研究分析得出证据，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将一到两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再教育营”，被迫接收政治和去维吾尔文化及去伊斯兰教的洗脑。

美国等一些国家以及联合国已将中国大规模系统性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2020和2021年对被指控在新疆犯下人权迫害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并对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产品禁止进口。

北京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称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是“反华势力”捏造的，并声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和汉语”。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法广中文网2月7日报道）三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揭露，约有100万名藏族儿童与家人分离，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同化。

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託而不是以联合国名义发表声明的三位专家说，“我们对近几年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度非常关切，它更像一个大规模的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文化中的计画。这种做法与有关人权的国际标准背道而驰。”

专家们指出，在这些寄宿学校里，西藏少数民族儿童被迫接受普通话的 “义务教育 “课程。此外，这些使用普通话的学校当局并不提供深入学习西藏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

专家们感叹：“藏族儿童因此正在失去流利的母语以及用藏语与父母和祖父母轻鬆交流的能力，这加速了他们的同化和侵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来源：法广中文网）

西藏以达赖喇嘛故乡而著称于世，而达赖这位宗教领袖对非暴力的信仰，可能比当今任何人都更为坚定。不过翻开西藏历史，非暴力并非藏人的一贯精神。西元609至649年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使交相攻伐、兼併的各部落化敌为友，一致对外，从而创造庞大的帝国。后来成吉思汗入侵吐蕃，成为历史上以残暴闻名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2004年6月，我率领一行34人走访西藏。

我们的第一站是泽当市。坐车穿过乡间前往该市途中，我们渐渐察觉有位女导游对西藏几无了解且几乎不讲藏语。这位叫“苏西”的导游，英语说得虽然蹩脚，说得还比藏语好。团裡很快有人说她是中国间谍，我们说话要小心。尼泊尔籍的导游悄悄向几人证实了这事，要我们转告其他团员。有次在休息站趁苏西下车，他还提醒我们随时提防偷听。

“即使在寺庙裡？”有个女团员问。

“特别是在那些地方。”他答。

泽当位在西藏高原上、白雪罩顶的喜马拉雅诸峰脚下，是西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们住进汉人经营的饭店，死气沉沉的。放好行李我就出门。我觉得必须离开这团人一阵子，适应这裡的海拔，走走路消除时差带来的不适，并感受一下西藏风情。但那天傍晚我四处閒逛时赫然发现，如果我是搭魔毯来到泽当街上，肯定不会认为那是古老的西藏，而是某个中国军事基地。

新铺的水泥人行道上，有穿制服的军人快步行走。露天市集和小店铺裡卖中国产品。人行道上的小贩叫卖颜色俗艳的塑胶器皿、提桶、玩具。看得到一些古房舍，但许多建筑已换成灰扑扑的混凝土军事建筑。藏人身穿传统服饰，特别突出，就像博物馆裡穿十五世纪毛皮帽、毛皮靴、皮裘的古怪人像，在自己土地上反倒像异乡人。军人瞧不起他们，露出像看到发狂乞丐时一样的神情。稀薄的喜马拉雅空气瀰漫著紧张气氛。

走著走著，疲累之感压得我脚步沉重，而且每走一步，更觉疲累。最初我以为那是海拔的关係，类似我在安地斯山、喀什米尔碰到的情形。疲累不久变成晕眩、想吐。我勉强走到水泥长椅边，坐了下来。耳裡反覆响著“自由西藏”口号，我领悟到我的不舒服，不只来自肉体，还有心情。我强打起精神，注意周遭环境。人群从我身边快速擦身而过。多数汉人和少数藏人似乎对我视而不见。我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设防；但似乎没人看到我坐在那裡。我也可能是个“发狂乞丐”。

元气渐渐恢复，我想起口袋裡那张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小心翼翼伸手去拿，心知光是带著它就可能惹来牢狱之灾；数百万藏民仍视达赖喇嘛为领袖，但在今日西藏，法令禁止拥有达赖的照片。我躲过机场汉人警卫的安检、挟带这张照片入境，一方面是出于反抗心理，一方面是想或许可送给他的信徒，但主要是为了纪念五年前和这位高僧相处的时光。

安排1999年那趟旅行的人，正是这次西藏之旅的主办人席娜・辛格（Sheena Singh）。那时候，我们一行人进入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喀什米尔地区，受印度保护的拉达克（Ladakh）地方。如今，拉达克住了数千名西藏难民。他们在自己家园不得奉行传统习俗，因而逃到这裡。但这是后话，且说我们抵达拉达克的那个星期，碰巧达赖喇嘛也在拉达克。

席娜知道达赖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送了一本我写的相关著作给他，还附上纸条，表明希望达赖能抽空接见我们这团人。隔天，几名达赖幕僚来到我们下榻的饭店，亲切解释达赖行程很满，无法接见我们，还送上一箱达赖亲笔签名著作。

待在拉达克的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在机场准备搭机到北印度，赫然发现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昂首阔步走进小机场。席娜立即走向他的祕书。此时，旅客已开始登机。我还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就给推挤上登机梯。印度籍导游告诉我，照规矩要亲吻达赖喇嘛的一隻鞋子，随即带我到波音737客机的前排座位。达赖喇嘛对我微笑，轻拍他旁边的座位，叫我坐下。吻鞋子对我来说很怪，但我早学会要入境随俗，于是笨拙地弯身。

达赖喇嘛浅浅一笑，伸手托住我下巴，轻轻抬起我的头，以他那带著淡淡笑意、风靡全世界的语调说：“不必如此。”他再度轻拍座椅。“请坐。”他大腿上放著我的书，手轻扣书缘说道：“写得好。”然后把书的封面转向我。

“我想跟你多讨教讨教。”

我们广泛谈了原住民和原住民恪守平衡的精神。我告诉他，亚马逊舒阿尔人（Shuar）之所以猎人头、打仗，根据他们的神话，是因为人口过度膨胀、导致失衡，危及了生态系；因此，有个神下令，即使得“除去自己花园裡的杂草”（意味杀掉自己同胞），都要把这问题解决。

这故事似乎让达赖喇嘛心有戚戚焉。他说他不能容忍暴力，但只有在人类对有情众生表现出真正慈悲时，在人类为地球的妥善管理担下个人和集体责任时，和平才会降临。他指出经济发展通常摧毁其他生命，引发失衡，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最后我们讨论到应採取行动，打造一个悲天悯人的世界，而非只是坐而言或在心裡期盼。

下机后，达赖喇嘛邀我们到他位于印度达兰莎拉（Dharamsala）的家中作客。热情招呼我们之后，身为宗教领袖的他说了一段很不寻常的话：

“别成为佛教徒。这世界不需要更多佛教徒。要时时心怀慈悲。这世界需要更多慈悲心。”

我坐在泽当街边的长椅上，双手捧著那张照片，脑海迴盪著那些话语。那样的忠告，绝不可能出自罗马教皇之口，也不可能出自中国国家主席或美国总统之口。那番话直接批驳各宗教要人改信其教的本位主义，以及各种帝国主义行径。盯著达赖喇嘛的照片，想著他坚持不让自己的族人陷入相互施暴、冤冤相报、祸遗子孙的精神，我领悟到自己人生的不足之处。我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在这个体现殖民帝国残暴作风的城市裡，我感觉到光是生气无济于事。

当下我发誓，要将馀生投入扭转世局，要写出、说出建立在剥削、恐惧、暴力上的世界有何危险，找出真正的解决办法，鼓舞世人採取具体行动。在这同时，我理解到我必须忠于自己的信念。我理解到打倒一个帝国，换另一个帝国当道根本不够，我们还得打破那个循环。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经济杀手的告白（2）：美利坚帝国的阴谋（全新畅销修订版）》，时报文化出版

作者：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译者：黄中宪

（本文来源：关键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