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8月9日报道）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暨康巴艺术节上周落幕，现场民众高举从毛到习所谓“中共五巨头”的巨幅肖像，还有硕大的中共党徽、飘扬的党旗。许多网民留言惊叹：好像文革再现！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展现的党凌驾一切的帝国主义已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中国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暨康巴艺术节8月4日在玉树市扎西科赛马场举行。从官媒和社交媒体照片可见，巨大的中共党徽高挂在会场中央，赛马者人人手持中共党旗，演员们则穿着传统服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所谓“中共五巨头”的巨幅肖像，林立其中。

网民留言说：“还以为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照片呢！”、“像是文革要重演”、“把毛泽东他们都扛出来了”、“康巴人的服饰、特色去哪里了？”、“场面好吓人哦！”、“全世界的人向前走，只有共产党往后”、“西朝鲜”、“文化大革命对人民的伤害又忘记了吧？”……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怒斥，中共已经走火入魔！“超出文化大革命，这么过份，大家拿着中共领袖的像，到处都是红色的五星红旗，变成完全是唱红歌、赞那个什么红色世界，这么夸张的一个节日，完全没有了藏族的特色，变成赤裸裸地帝国炫耀。”

官媒：藏族从黑暗走向光明 流亡藏人：西藏历经70年文化浩劫

中国官媒人民网报导，1951年12月25日，青海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玉树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小康、从灾难走向辉煌的征程。”

对此，格桑坚参则反驳说，中共入侵西藏70年，对西藏宗教、语言文化和寺庙，造成严重的浩劫。中共为了捏造藏人在中共领导下得到经济发展，会将一个州或县里，最高大威武的男孩，和最漂亮的女孩，挑出来当模特儿，并把整个州或县，所有财富包括金、银、天珠、珊瑚集中起来，让这些模特儿穿戴上在艺术节展示。

玉树自治州70年突显党徽党旗至上 以党领国

在玉树自治州70年庆会场，在最醒目的会场中央，高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赛马者也持共产党旗，而不是五星旗。

格桑坚参解读：“党在国家之上，他就说党大于一切，都要拥护这个党，围绕这个党的核心就是习总书记，要拥护共产党的力量无所不在。中共党已是邪教、狂热到在美国撤出阿富汗后，中共马上可以跟塔利班合作。塔利班不允许女人去上学、毁坏其他文化，中共能跟它站在一起，说明中共已形同极端组织。”

格桑坚参提到，中共近年要求各家各户、寺庙须高挂五星红旗，展现拥护党国领导。中共分化藏族，采取所谓“分而自治”，西藏自治区外另划有十个藏族自治州。最近各州都在搞周年庆，中共将这些庆祝活动当成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例如日喀则正在筹备，昌都地区已举办，接着像阿坝、甘孜州可想见都会办这样的庆祝活动。

看到玉树藏族自治州70周年庆场景，在台西藏学生慈仁塔青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坦言“很可怕”。他认为，这和最近在甘肃藏传佛教红城寺遭到关闭、僧人被迫还俗的政策，都有关联。看来习近平要将控制“西藏自治区”那一套，逐步扩展到控制各个藏族自治州。

藏生：习近平在西藏强调“民族团结”意味贯彻汉化政策

慈仁塔青提到，上月习近平在河南洪灾时出现在西藏，强调“民族团结”：“这个民族团结，他们就是要将整个藏区彻底汉化！习近平在西藏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新西藏等等，他们要让每个人认为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在整个西藏，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再回来的情况。”

慈仁塔青认为，和一九六零年代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搞个人领袖崇拜、完全服从党的领导；不同的是，当时中共不用顾到面子，现在则不敢再搞挂狗牌斗争那套，而是展示万民拥戴的假相。境内藏人不敢违抗命令，若不照做会被抓、丢掉工作、失去补助。

但慈仁塔青说，世界各国不会因为中共这套大外宣，而相信藏人对中共统治真的是心悦臣服，反而会想到这就是独裁者惯用手段。

独裁政权相同手法 藏人：国际会警觉中共威胁

慈仁塔青说：“以前德国希特勒、苏联，这些独裁性的国家，他们很喜欢办大型庆祝活动，民主国家领袖就算想办也没办法，因为只有极权国家、独裁者想怎么花钱都可以。上次习近平去拉萨，看起来就像北朝鲜对金正恩一样，民众都尖叫说：‘啊！习主席、习主席欢迎你’，但事实上，都是提前在当地进行很严格的维安戒备。这次在玉树那边也是一样。”

格桑坚参也说，国际逐渐认清中共本质，看到文革再现，只会更反感，警觉中共会威胁所有国家和全人类。

陆媒和玉树公安强调高规格部署安保

陆媒澎湃新闻网报导，8月3日至6日，玉树市公安局全警动员，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周密措施，圆满完成节庆各项安保，确保治安大局稳定。科学部署警力，消除安全隐患。打防并举、预防为主，刑警、公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巡逻防控，筑牢安全防线，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

自由亚洲电台9日向一名玉树旅游业者查询，为何70周年庆典公安必须高规格安保？她解读，玉树未有疫情，当局为防范群聚染疫：“（玉树）没有发生疫情，根本没有对这疫情的防范措施和心理准备，因为这里是高原嘛！山青水秀，没有这么多的疾病和传染源。如果我们疏于管理或者是控制，外来人员带着病毒来了的话，会造成这片土地上人民身体健康安全的威胁，所以派出所就是要控制这些外来人群。”

该名女性说，在玉树其他一些影响人身安全、政治抗议这类问题是不存在的。

玉树市公安局在玉树藏族自治区70年庆期间出动大批特警加强安保，强调“讲好警察好故事、发好公安好声音”，用热血和汗水书写了“四个铁一般”、“五个过硬”的高原公安铁军风采。

防疫？维稳？“安保”为何成为藏区庆典重中之重？

格桑坚参指出，中共以控制疫情为名，进行更残酷镇压维稳，只为对外说好“和平解放西藏、藏人和谐欢乐”的虚假故事。尤其利用七、八月玉树气候最好时候办赛马、传统活动，宣传中共在西藏取得的成就。

格桑坚参说：“但中共更怕的是，那么多民众聚集起来，会不会发生其他事情，例如举旗、举‘欢迎达赖喇嘛回家’这样的标语等，所以当局将安保工作当作重中之重。”

格桑坚参表示，从玉树公安局公布的照片中可见，所谓欢乐气氛下的武警公安一字排开，神色紧张。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治藏不得民心的真实情况。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 NEWTALK 新闻网7月28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稍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

布林肯昨天晚上抵达印度，今日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马贾伊尚卡尔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和其他官员，然后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Narendra Modi)。双方讨论 COVID-19 疫苗的供应、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和印度的人权等议题。

除此之外，布林肯也特别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代表忠群欧珠 （Ngodup Dongchung）。

晚近随著中国人权记录遭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藏人行政中央和各个西藏倡导团体也受到更多国际支持。

去年11 月，西藏流亡政府前负责人洛桑桑格访问白宫。在此之前长达6 年的时间，藏人领袖都无缘进入白宫。

一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要求藏人有权选择达赖喇嘛的继任者，并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

布林肯与忠群欧珠的会晤，则是自达赖喇嘛于 2016 年在华盛顿会见时任总统欧巴马以来，美国高层与西藏领导人最重要的接触。

（来源：台湾 NEWTALK 新闻网）

“阿沛是个头脑很清楚的人，心里知道多说也没用，也就不说了。他为求自保，一生小心谨慎。他的秘书崔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比他更愿意合作，也做了不少事情。”平汪先生补充道。

崔科·顿珠次仁，因属于“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的人员”，1950年代被西藏军区授予大校军衔，并任拉萨市市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官职，然而在文革中被斗得很惨，游斗时高帽上写着：“彻底打倒牛鬼蛇神、米艾崔科•顿珠次仁”（“米艾”是藏语，意为坏人），后来郁郁而终。

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去印度参加佛祖诞辰2500年纪念法会，阿沛·阿旺晋美也随之同行，但提前回来了，理由是妻子要生孩子。平汪先生说，其实不是这个原因，而是阿沛知道了年轻的达赖喇嘛打算留在印度，以及在印度的藏人贵族有建立流亡政府的想法。“所以他一回到拉萨，就立即找谭政委（谭冠三）和我谈话，在汇报了印度方面的情况之后，表达了两个愿望，一个是他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是如果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中共撤离西藏，希望把他和他的家人带走。谭政委没有马上表示同意，而是说要把阿沛的意见向上面反映。”

“至于阿沛后来有没有入党，何时入党，这都不明确。我是1958年离开拉萨，1960年被关进秦城，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具体经过，但我分析，阿沛可能是在班禅大师被批斗[1]之后入的党，那可能是1964年或者1965年吧。1978年我出狱，之后获得平反，恢复工作，阿沛兼任国家民委主任，我是副主任，李贵是书记兼统战部副部长，开党小组会议等，阿沛从来没有参加过，但他可以看党内传送的文件。”

平汪先生说：“签订‘十七条协议’时，5人里面的那个大胡子，叫土丹旦达，据说他也是秘密入党的贵族。”检索网络可知，这位过去的僧官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文革后不但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还兼任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局长，这可是一个重要职务。

文革来临时，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主席，虽然险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揪斗，但得到中央的特别保护，专门派飞机将他及全家接到北京。他可能是旧西藏政府中唯一一个获得如此豁免权的贵族官员。他及家人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

一位在他去世[2]前见过他的年轻藏人这样写：

“阿沛住进医院是2007年，之后就一直基本昏迷不醒，时而醒来也基本很难正常的说话和思维。……实际上，他就在靠着罩住整个脸庞的呼吸罩提供氧气来维持着生命。……如果我没有机会看到只剩下一口气的行将就木的阿沛，或许我对他的认识永远只会像以前的我以及绝大部分的人们一样，停留在对其脸谱化的认识。当我看到一个老人，瘦弱、枯萎、沉睡不醒，就像一块腐肉扔在一个床上一样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那就是电视、电影、书籍里面出现的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每次来看他，他都是这样在躺着，靠着那个罩满脸的呼吸器。我看到的他，只有呼吸，只有唯剩下呼吸的萎缩了的肉体，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他没有了关系，甚至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就一直这么静静的躺着。在那个时刻，我少了一些简单的定性批判，少了一些对历史的纠结，多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慨。当然，评判一个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并不能和其个人的境遇的同情相掺杂。但时代的历史和个人的境遇之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分开对待。民族的历史，时代的命运，个人的一生，到了最后，都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和实践，都是无常、轮回和“业”的显现。……中国最大的官方涉藏网站‘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的头条说‘阿沛阿旺晋美逝世 女儿说：他的一生没有遗憾’。阿沛，你真的没有遗憾吗？”

注释：
【1】1964年，十世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递交反映整个藏地民情民意的“七万言书”，结果在张经武、张国华主持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被当作“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判。

【2】阿沛·阿旺晋美于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职务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中共官方对他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北京正在加强对该国630万藏族人口的监视和限制，儘管相关行动尚没有达到在新疆那样的程度，但藏语和藏族文化正在被边缘化。

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场同化运动正悄无声息地铺开，这一次的目标是藏族——该国知名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

在位于青海省的小型藏传佛教寺院喇日寺，信徒们在监控摄像头下转动著转经筒，他们一抬头便能看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大幅画像。

往北，是有著127年历史的新寺，寺里的僧人说，对年轻人参与宗教活动的新限制令该寺难以招收新人。在整个地区，诸多学校正大幅减少聘用以藏语授课的教师，并用中国领导人的海报取代牆上的传统艺术品。

习近平以团结之名，把塑造单一民族身份作为全国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样一个单一民族身份以在中国人口中佔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中心，并忠于中国共产党。西方对中国政府此类运动的了解，主要源于其同化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以穆斯林为主少数民族的行动。但该国630万藏族人口已然成为了又一个主要目标。

北京方面对藏区的宗教、教育和语言施加了新的限制，同时加强了持续监控个人的能力。虽然手段不那麽严厉，但这些策略借鉴了之前在新疆採取的行动；在新疆，少数民族受到大规模的数字监控，多达100万人被送入庞大的拘留营系统中。政府部门将这些拘留营描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认为，随著经济发展，少数民族自然会融入主流社会。习近平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强硬的路线，让政府在塑造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的流亡僧人 Kanyag Tsering 说，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如今“更像是博物馆，而不是学校”。他说，其他藏区的寺院也面临相似的命运。

负责民族事务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政府採购文件，西藏自治区负责治安的部门效仿新疆的做法，寻求採用先进的技术升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以预报“重点人员”的活动。

文件中提到的承包商以前曾销售过类似的系统，能够筛选包括来自银行账户、社交媒体和手机的数据，勾勒出目标人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画像。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官员没有回覆置评请求。

根据对政府採购合同的分析，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藏区寺院的控制，花费了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来加强对僧尼的监视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藏族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在西藏自治区，310万人藏族人是当地的主要民族。而藏族文化名满天下，吸引了从北京富裕家庭的主妇到好莱坞明星的各色人等。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现代藏学研究项目创始人巴内特（Robert Barnett）称，藏族文化在中国国内颇具吸引力，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对西藏做法比对新疆更微妙的原因所在。他说，中国执政党还认为新疆更为暴力，部分原因是新疆地区曾经零星发生过反政府袭击事件。

藏区运动“留下的明显创伤较少，明显的残暴迹象也较少，”巴内特称，尽管相关行动“旨在通过极端力量达到与其在新疆的做法相类似的目的。”巴内特认为，中国政府在藏区的运动就像一台“蒸汽压路机在缓慢开动”。

长期以来，藏人一直受到中国政府零散的限制措施制约。多年来，中国政府已拘留了一些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并对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实施控制，比如限制18岁以下者参加宗教学习。

1951年，中共控制了西藏自治区，此举现被中国政府称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八年后，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Dalai Lama Tenzin Gyatso）在一次起义失败后逃到了印度。

中国政府认为这位现年86岁的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后者继续主张西藏地区实行自治。一旦他去世，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料将围绕他的继任者爆发一场衝突，中国领导人担心此事可能引发动乱。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没有回覆记者的置评请求。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媒体和政府声明重申政府有权指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去年8月，在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高层会议上，习近平要求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强调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人员和海外藏人表示，在习近平指示下，拘留范围已扩大到信奉藏民族身份认同和藏语的知识分子。

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之初，他们对这位新领导人持乐观态度，因为曾担任中国副总理的习近平的父亲曾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而现在，西藏流亡政府怀著“不安和忧虑”看待这位中国领导人的。

西藏流亡政府说，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期间，藏区已变得“极端安全化”，对流亡藏人“更加排斥和隔绝”。

海外藏人说，微信上的审查制度也阻碍了他们与国内藏人的沟通。

十多年前，青海地区族群领导发起要求用藏语讲授数学、科学等更多科目的主张取得成功。青海是达赖喇嘛的出生地。根据明尼苏达州的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收集的先前未报告的政府数据，先前的成功使得藏语授课教师的聘用人数不断增加，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但从那时起，对藏语授课教师的招聘几乎戛然而止。

根据他提供的数据，去年青海藏区发布了14个中小学藏语授课教师的职位空缺，相比五年前的516个急剧下降。

郑国恩说，以前藏语是藏区的主要教学语言，汉语是被作为一门外语教授的。他整理了12年的政府招聘广告。他表示，现在汉语是藏区的主要语言。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对藏传佛教施加影响，对其进行中国化，或确保藏传佛教遵守共产党的规则和理念。

一份2019年的文件详细说明了政府对佛教进行中国化的五年计划，其中要求加强对宗教活动的审查，引入国旗升旗仪式，并对宗教信徒进行有关社会主义、中国法律、宪法和习近平思想的教育。习近平思想是习近平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总结。

统战部负责拨付此类举措的大部分支出。根据政府合同，在四川省，统战部官员委託无人机调查和绘制寺院地图，并将居住在寺院的人员编入电子数据库，用三角形、星星和圆圈等图示来标注“爱国爱教人士”、“特别关注人员”或“一般关注人员”。

一些文件显示，四川的七个藏传佛教寺庙安装了180多个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系统。一个县城去年11月的一次招标描述了让僧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参加中国法律学习班的计划。这个县城一直被视作藏族激进主义的温床，发生过抗议学校普通话政策的事件。

对年轻人入寺的限制正在扩大。流亡僧侣和活动人士称，这些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在西藏自治区实施。

在青海藏族聚居的玉树地区，去年在网上公布的教育条例规定，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参加讲经班、学经班培养为宗教教职人员是违法行为。在中国，一些家庭将年龄低至六岁的孩子送去培养成为僧侣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共和县新寺，僧人们表示，由于这项政策，该寺200名虔诚的宗教人员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18岁及以下，这让他们对这间寺院的未来感到担忧。2019年，即政策实施的那一年，共和县政府的一条公告称，官员们“成功劝返”247名年轻僧人回到公立学校校园。

本月，人权倡导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报告称，去年秋季，西藏自治区四名僧侣因向尼泊尔一座寺院发去资讯和资金而受到秘密审判，并被判刑，刑期最长的达20年。

在藏区的行动尚没有达到在新疆那样的程度。在新疆，政府已经摧毁了数千座清真寺，藏区的寺院和庙宇继续吸引著信徒。3月下旬，中国游客在青海塔尔寺拍照留念，讲藏语的信徒们在三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跪拜鞠躬。

学校已成为习近平的一个中心战场，他敦促在教育活动中“要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中国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然而在今年1月，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指出，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自己的语言教学的地方立法与中国的宪法“不一致”；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中国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修建双语幼儿园，作为其在西藏自治区更广泛扶贫工作的一部分。一些藏民表示，尽管这些广泛努力已经令居民受益，但他们担心强调双语教育可能会使藏语边缘化；在以普通话为主导的经济中，藏语正丧失其吸引力。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中国研究员 Tashi Nyima 说：“西藏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Nyima 在2019年时曾採访过在拉萨市幼儿园上学的孩子的家长。

独立研究人员桑德斯（Kate Saunders）称，藏民经常反对中共为限制其文化所做的努力；她曾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倡导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工作过。

去年4月份，当四川省阿坝州的地方教育部门尝试在所有中学推行强制普通话教学时，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纷纷请愿反对这一政策，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一份政府规划文件显示，阿坝州教育局之前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90%的农村学校用普通话教学。知情人士说, 阿坝州的地方教育部门在抗议活动之后取消了中学推行强制普通话教学的要求。四川省政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Jia Luo 是今年年初离开中国、目前在加拿大的藏族学者，据 Jia Luo 援引自己以前学生的说法，自2017年以来，四川、甘肃、青海和西藏自治区的藏区教育局命令小学张贴中国领导人的海报，而不是藏族人物或文化画作。Jia Luo 之前的一些学生目前在这些地区担任校长。

流亡的西藏电影制片人和活动人士 Golog Jigme 称，政府也在寻求通过公立学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他表示，一个亲戚的孩子在吃学前班提供的水果和牛奶之前，被要求感谢共产党。

他说，政府削弱藏语教学的努力，是对“西藏文化和佛教的核心与灵魂”的攻击。

英文原文：China Targets Another Region in Ethnic Assimilation Campaign: Tibet

(原刊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