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2月9日报道）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僧人扎西曲英2016年10月持中国大使馆发放的旅行证返回四川甘孜州道孚县探亲，但一个月后无故被警方拘捕，自此失去下落长达一年，后得知他已于去年年底被判刑六年。

从印度返回家乡探亲的僧人扎西曲英无故被中共当局拘捕，一度失去下落，家人后来从获释的藏人政治犯和有关人士处得知他被关押的地点及被判刑的情况。

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道孚籍僧人亚玛次仁星期五就此对本台说：“甘孜州道孚县尼措寺（全名：尼措图桑达杰林寺；中文称‘灵雀寺’）僧人扎西曲英1998年流亡印度，同年进入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强孜经学院继续学习五部大论及其它学科，在2016年10月下旬返回道孚家乡探亲时，已是最高等级‘格西拉然巴’经学博士班一年级学生。他在返家一个月后的2016年11月21号突然被中国当局毫无理由地强行拘捕，之后一直处于失踪状态。2017年年底，一位藏人政治犯从监狱获释后，向扎西曲英的家人传信告知，他和扎西曲英在同一个监狱服刑，扎西曲英被监禁在甘孜州首府康定县新都桥镇的‘四川省甘孜监狱’。他的家人这才终于得知他的下落。后来有关人士了解到，他已于2017年11月21号被当局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亚玛次仁表示，僧人扎西曲英持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放的旅行证返家探亲，却被当局非法拘捕，但至今当局没有给出对他拘捕和判刑的理由。

“扎西曲英经过合法途径从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获得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之后返回家乡探亲，仅仅一个月后他就被中国当局非法关押，并被秘密判处六年徒刑。但是至今家人和亲友等尚未获知当局以何种罪名对他拘捕和判刑，当局方面至今也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不过有关人士猜测，当局怀疑他在印度时曾将道孚县境内发生自焚事件的消息披露给媒体，因而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据介绍，僧人扎西曲英现年37岁，是甘孜州道孚县葛卡乡约呷村人。他的父亲名叫多吉次仁，母亲名叫白姆，家里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中，他排行最小。

亚玛次仁说：“扎西曲英是一位天性善良温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特别是他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坚持一颗赤诚心，并热衷于维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

自2011年8月15号以来，道孚县共有六位藏人自焚抗议，分别是29岁的尼措寺僧人次旺诺布、35岁的尼姑班丹曲措、31岁的尼姑旺青卓玛、32岁的村民赤列南杰、38岁的尼措寺僧人格桑益西和35岁的村民丹增嘉措，他们一致要求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让西藏自由”，均不幸身亡。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据最新消息来源，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洛珠嘉措洛珠嘉措于1月28日在拉萨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被拉萨警方拘捕，次日被移交给那曲地区索县公安局，目前他被关押在索县监狱里。此外，57岁的洛珠嘉措在展开示威活动前录制过一个视频讲话。

前些时候本网报道过有关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洛珠嘉措于1月28日在西藏拉萨市再度被警方带走后失踪的消息，当时，他被捕的原因和关押在哪里都外界还不清楚。

下面是洛珠嘉措的视频讲话内容（全文）：

我们雪域西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世界和平之平台。西藏文明长期以来一直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过去一千多年来，西藏遵循和平与非暴力的方向，以非暴力为原则，以中间道路促进世界和平。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思想和理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也有像图丹俄珠这样的成千上万名勇敢的西藏儿女为世界和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过去20年，我一直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11年里，我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努力传播促进世界和平的理念，在我入狱7年期间也坚持这样做，出狱后的4年里，我致力于把促进世界和平的理念传递给性别、年龄、宗教信仰、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不同的人。

2018年1月28日，我将正式开始世界和平（示威）活动。

扎西得勒！

因著书披露西藏的真相而被捕并获刑五年的西藏安多热贡牧区部落（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瓜什则寺知名政治犯僧人作家瓜什则·久美因刑满于2月4日获释，但被当局限制人身自由，在一年的时间里，不允许他返回寺院，也不许去外地旅行。

瓜什则·久美在2013年1月1日被当局指控涉嫌政治问题强行拘捕，同年5月14日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3年5月23日的报道，中国当局于2013年1月1日， 中共警察闯入瓜什则·久美在泽库县瓜什则乡的瓜什则寺院里的僧舍，他的电脑被搜查，他刚完成的《赞普精神》第二部的稿件被没收。他被强行拘捕并指控他写的书涉嫌政治问题。2013年5月14日，他被泽库县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之后他被关押在西宁市多巴监狱服刑。

据悉，《赞普精神》第二部的内容包括 《藏人自焚事件》、《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西藏佛教各教派法王》、《西藏的权利与和平抗暴》、《西藏的环境与少数民族》、《北京政府》等25个章节。

据相关消息来源，瓜什则·久美获释回到家后，家乡僧俗藏人陆续到他的的家，向他敬献哈达，表示欢迎他回家。

当局还安排人员来监控瓜什则·久美，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在一年的时间里，不许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许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不允许他返回寺院，也不许去外县旅行。

推进世俗化是中国当局在藏区实行的重要政策，以追逐利益和现世享乐取代民族意识和宗教追求。这一点去拉萨旅行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灯红酒绿，人欲横流与中国内地没有两样，已经找不到多少圣城的感觉。

世俗化立足于市场经济，有追逐金钱的渠道才有沉溺消费的可能。藏区向市场经济转型比汉地晚十年左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毛时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等未退出舞台，还能压住民族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毛的一套失效，市场经济转型还未铺开，等于失去旧的手段，尚未掌握新的手段，所以那时民族问题凸显，藏人的意识被重新复兴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充填，当局只能用政治高压加经济援助的方式被动应对。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藏区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成分，当局因此获得利用世俗化消解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手段。藏人原本躁动不安的民族抗争一度出现消解趋势，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变成主导。政治高压只能损坏藏民族的机体，世俗化却能腐蚀藏民族的灵魂。

然而民族冲突却没有因此得到解决，旧矛盾被新矛盾取代。市场经济带来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自由竞争，一旦汉人移民大量进入世俗化藏地，世俗化的藏人就会出于世俗化原因再度强化民族意识，形成新的民族冲突。

新疆的市场经济转型比西藏早，维吾尔人的经商意识比藏人强，但是当局却不能利用世俗化消解新疆的民族问题，反而随市场化进程更趋严重。这是因为新疆汉人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四十，掌握主要资源和权力。他们从市场经济发展之始就拿走了主要份额，占据主要机会。这里有当局的有意为之，也有市场经济的规律。既然新疆的市场绑在中国内地经济体系上，汉人的语言，人脉，经营方式比当地民族有优势，必然占上风。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就不再有消解民族矛盾的作用，反而会制造新的民族矛盾。此前的民族矛盾集中于历史和相对抽象的是非，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主要被民族精英关注。市场经济的矛盾却摆在了每个普通百姓眼前，充斥着现实生活的细节，因此能够激发更为普遍的民族情绪。

藏地和新疆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发展前西藏汉人少，人口主体是藏人，因此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藏人能控制较多的份额和资源，也能获得机会和职位。待汉人大批进入西藏，开始多数是包工打工，做建筑工地，蹬三轮，开饭馆，养猪种菜等藏人不做的活。藏人当雇主或被服务的对象。在那种阶段世俗化政策是有效的，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的藏人可以把民族问题搁置一旁。

然而汉人在市场竞争中一是拥有语言，人脉的优势，文化中的逐利性也比藏人高;二是进藏汉人多有藏地汉人官员的关系，非亲即友，较多得到权力的庇护和便利;三是藏地一旦开始有钱可挣，便吸引更多能量大的汉人前来，于是西藏便出现类似新疆的状态 – 当地民族被排挤到市场经济的边缘，日益变得劣势。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必然重新激化，甚至更加严重，导致十年前由拉萨“314事件”引发的的抗议运动遍及西藏及各省藏区。

（来源：倍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