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不寻常

今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从一月份新冠疫情的爆发，到世界各国的停工和防疫，各国人民经历了特殊及不寻常的一年。从年初的疫情爆发，尊者办公室就立刻取消了尊者的日常接见和讲法，这极大的保护了信众的安全。

我们熟知的尊者，是一位从不停歇的老人。他那为众生时刻着想的心，使其奔忙于世界各地。我仍然记得去年，尊者因过于繁忙的行程，而感到疲惫。不得不在医生的嘱咐下，在达兰萨拉开始修养。我原记得那时，尊者办公室计划将六月为西藏青年的夏季讲法取消，但是尊者认为，大众已经期盼已久，直接取消不妥，仍坚持进行讲法，那时的尊者已达84岁的耄耋之年了。

但这次疫情，让尊者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闭关和修养。我仍然清楚记得尊者再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网络讲法和交流时，尊者气色完全胜过往常。尊者的法身安康让世界各地的信众和藏人感到安心，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挂念着尊者的健康，并不断祈愿师长能够长久住世。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华人法会

每年的十月是尊者应台湾佛教团体的祈请下的全球华人法会。我任然记得去年十月仍有少许华人信众从中国大陆赶来，即使他们面对着种种的困难，尤其是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变得更加苛刻。那时我还和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约定，希望今年仍然能一起参加十月份的华人法会。不巧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印度政府暂时暂停了国内的宗教活动。

就像我过去有谈过，尊者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是高龄了，但是尊者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在佛法的教学上是站在前沿的。因为台湾防疫非常的成功，台湾的信众能够聚集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直接通过网络和尊者进行交流。

(本文作者张钰健于2019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亲切接见照片/作者提供)

我仍然记得尊者多次讲过，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两地的华人都拥有者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语言。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台湾享有着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独立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自由。这种深层次的品质和价值观是中国大陆完全不具备的。

这次尊者主要是以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为主要法本并且搭配着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为全球华人信众讲法。每次尊者的讲法都不脱离菩提心和空证见这两个扼要进行拓展。

在第一天的讲法中，我记得尊者再次抒发了他愿意访问台湾的心愿。台湾的华人信众和朋友们因为有着和中国大陆相同的语言，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将这种普世价值观传递给对岸。尊者在过去一直有提到希望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能够访问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台山。这一次讲法，尊者再次抒发了这种希愿：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访问中国。在中国召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会议，并以曾经获奖者得主的身份前往中国，是尊者最新的一个想法。

犹如尊者以往讲法一样，尊者再次提到了逻辑的重要性。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逻辑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单单仅凭信仰。 “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截磨金，信受非唯敬，”这句经文是尊者不断引用的，为的是论证逻辑学在佛教的重要性。这句偈语引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就是哪怕是佛陀亲自所说的，我们也要应到去验证，而不是直接无条件的接受 。

和其他经论相比，《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更为详细的讲解了空性的扼要。众生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就如尊者提到地球上70亿人，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脱离心里上的痛苦，或者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依靠的是去了解痛苦的来源。对空性的深入了解就是去消除这种痛苦的最好解药。台湾佛教团体能够面对面聚集在一起，讨论法义，真的是让人随喜赞叹。

汉藏交流和中间道路

今年已经是尊者离开西藏的第61个年头了，西藏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同样的，西藏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同样深切的关注着这个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华人和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尊者也时常提到我们汉藏两族的关系，有时会提到汉藏蒙三族的关系。

我们应到要知道的是尊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和钥匙，不是障碍。中间道路就是这个指引。在中国大陆，很多学术界人士是对中间道路这个政策相当的支持。从短期来看，大家都会有忧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是有百利无一害。因为，汉族人可以从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上获得收益。藏族人民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利益。现有的高压政策表面上带来了稳定，但长远来说，就像埋下了许多的定时炸弹。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至今仍然无法充分和自由的去了解中间道路这个政策以及藏人的真正诉求。如果很多汉族同胞能够设身处地并站在藏族朋友的角度去思维一下，很多时候能解决掉不必要的矛盾。

今年的西藏310抗暴61周年，我也很荣幸的受到昆士兰州藏人社区的邀请。那时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还不是很严重，人们还是能够参加自由集会。我还记得3月10日那天，我也代表了华人群众，和其他社群的代表，澳大利亚政党的代表和议员们，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切实去解决西藏问题。我详细阐述了西藏文化在海外藏人社区获得充分保护，尤其是在印度的藏人社区。达兰萨拉就是最典型和最真是的西藏文化的缩影，我也呼吁世界各地朋友都能去达兰萨拉亲自探访并且深入了解西藏问题。

这次疫情，让我们充分看到尊者所说的人类一体化概念的显示版本。一个地区的疫情都会影响着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整个地球村的共同发展。最后，我也衷心希望新冠疫情能够早日结束。我也展望着再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们，不管他们是来自台湾或中国大陆，能再次重逢达兰萨拉。

(作者：澳洲华人留学生）

（提供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

（《西藏之页》首发）

10月10日, 世界精神卫生日那天，达赖喇嘛尊者发表视频讲话，指出寻求内心的平静对人类的重要性。

尊者说，世间万物都希望寻求快乐、逃过苦难。但因为人类智慧超群，我们在寻找希望的同时，也会感到恐惧。因此，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到内心的平静。

尊者还表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令人悲伤，但人类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竭力避免类似疫情再次发生。

尊者还特别对全球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

达赖喇嘛尊者在讲话中还提到，他做为一个宗教人士，每天早上都会吟诵经文，祈祷这场疫情早日平息。

中共为消灭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和语言认同所采取的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源于习近平对前苏联解体的反思。

最近几周，《寒冬》连续报道了中共对新疆、西藏及内蒙古实施的愈演愈烈的文化灭绝。在这三个所谓的“自治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正面临被摧毁。因为涉及到大规模关押、法外处决以及对女性有计划、有步骤的强奸，一些读者致信《寒冬》，反映这已不仅仅是“文化上的”灭绝，事实上属于典型的种族灭绝。

抛开种族灭绝的定义和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肯定，在习近平治下，事态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泽东曾推动过一项划定“被承认的民族”的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在使用其语言和（部分）保持其文化方面一些有限的权利。最终共有55个少数民族被承认。杰拉尔德·罗奇（Gerald Roche）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等学者声称，这已经是“纸上种族灭绝”，因为在中国境内，有几百个不同的族群，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不止区区55个少数民族。在这55个少数民族以外的其他族群的存在直接被忽略不计，或被并入55个法定少数民族中的某个民族。例如，四川的白马人和尔苏人被“并入”藏族，他们被当成藏人，但他们说自己不是藏人。

2014年，习近平宣布，不仅不承认新兴民族，而且最终还会通过合并民族减少现有民族的数量，从而断了那些未被承认的少数族群想在中国的民族名单上寻求一席之地的念想。

如果“纸上种族灭绝”（定义为不承认其存在）是不被承认的少数族群的宿命，那么，那些属于被承认的55个民族的族群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文化灭绝，也可能是肉体上的种族灭绝。

隐藏在中共惯用语言里的种族灭绝有一个官方名称——第二代民族政策。这意味著第一代可以接受有限的保护民族语言文化的措施，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以中共为主导的体制。但是到了第二代，这些保护措施应撤销。例如，在限制子女数量的法规方面允许某些民族有例外，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理解和适应中共的体制。但是，今天仍保留这些例外或者在考大学时给少数民族学生加分，这就不合理了。少数民族最终必须完全“中国化”，把汉语当作主要语言来学习运用，将自己的传统语言淡化成文化和民俗的遗留物，当作一门消失的语言来封存、研究。

习近平以及他这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一直被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所困扰。对他们来说，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无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共重蹈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覆辙。习近平认为，俄罗斯及其周边的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包括批判斯大林和纵容独立宗教自由地发展。因此，习近平持续地严厉打击宗教，同时在其讲话和著作中不断提到斯大林。

然而有一点，习近平认为苏俄确实对中国产生了不良影响。组成前苏联的那些共和国从未有过完全的自治，也没有过苏联宪法所宣布的那么多自治。然而，一些中共的思想家认为那些共和国本来就很有限的自治权实在太多了。共产中国给少数民族的权利太多，这是中共照著前苏联的样子依葫芦画瓢，走错路了。这与习近平对斯大林（Stalin）的欣赏相吻合，因为前苏联的“联邦制”表明这可能是列宁（Lenin）或他身边的人犯的一个错误，最初遭到斯大林的反对。顺便说一句，这个观点与中共思想家所持的观点在措辞上惊人地相似，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对此也表示认同。

在中国，相同的观点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和胡联合于2011年提出。他们将“联邦”制度与前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创造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么个用语。在习近平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胡鞍钢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中共知识分子，而习近平则全盘接纳了这个新推出的民族政策。

202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验交流现场会并讲话，呼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

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巴特尔（Bater），他是蒙古人，在统战部任尤权的副手。

巴特尔写了一篇深刻的理论性文章，为这场强迫少数民族把汉语当作其主要语言的运动辩解，他引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说法，大意是，谁控制语言谁就能控制社会，他还提醒他的读者，在历史上，罗马帝国、英国和法国都是通过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来建立起霸权的。

（来源：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