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今天，1935年7月6日，一位满载慈悲与智慧的上师，乘愿而来。藏人尊之为衮顿，意为应需而来；尊之为益西诺布，意为如意珍宝；尊之为达赖喇嘛，意为智慧深如大海；还尊之为贡萨确，意为伟大的至高无上的陛下…..是的，您使向善的人们有了福报和精神依怙。因此，今天不仅是藏人，也是全世界所有向善的人们的共同节日。
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西藏千百年独立史中艰难时期：与邻居中国的供施关系已告终结。往日的施主，正虎视眈眈于上师这片广袤而矿藏丰富的大地。早在二十世纪初，清廷就派遣赵尔丰入侵西藏。而赵尔丰又助钟颖汉军（川军）进入拉萨。但藏军战胜汉军，于1912年签署《藏中协议》，汉军被缴械武器撤离西藏，钟颖返回中国后，被袁世凯处决。接下来的几十年，藏汉双方在边界多次发生冲突，都有败有胜，至1932年《康藏岗托停战协议》签署，中方霸占了金沙江以东西藏安多和康的大片土地，不过，西藏的主权地位无法撼动。
1949年，共产政权控制中国后，又以“和平解放”为名，武力入侵西藏。正是在西藏国家主权遭受严重威胁之际，1950年11月，十四岁的您，承担起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教责任。
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释放囚犯；成立宗教供施基金会，以资助贫困僧人学习；设立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减轻百姓税额，甚至免除贫民债务…..坦率地说，西藏本可以发展为胜过东南亚或喜马拉雅诸佛国的和平典范。
然而，中国的入侵，破坏和阻断了这条改革之路。中国殖民者把西藏的高僧大德关进监狱，没收了贵族的私有财产，甚至剥夺了农牧民的牛羊……全面破坏了西藏的政治经济结构。
对您，中共当局则软硬兼施，包括一九五一年的《十七条协议》中，保证对您“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甚至邀您前往北京，当选为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但您洞悉了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其实是佛教的敌人。
1959年3月17日夜晚，您选择了艰辛的流亡之路。
如今，大约十五万西藏人跟随您流亡。您关爱西藏流亡社区儿童教育，建立了著名的西藏儿童村，不仅使境外藏人的后代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境内藏人，也冒着生命危险，悄悄翻越雪山，把孩子送到儿童村就读。而西藏流亡社区坚实的民主制度，也是在您的倡导和推动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世界上极少数由流亡政府实行民主制度的典范，体现了您对“自由、责任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刻洞察，也为世界展示了一种在苦难中坚持非暴力、自由与责任的治理范式。
您毕生致力于四大使命：
第一，弘扬人类的一体性。您认为人类是个大家庭，不论种族、宗教、国界，本质是相同的，即都希望幸福、远离痛苦，您主张以慈悲心对待彼此，即以普世价值为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
第二， 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与尊重。您自己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耆那教、道教等宗教领袖保持深入交流；您说：“尽管各宗教哲学不同，但核心教义都是慈悲、爱、宽容和自律。” 您始终提倡宗教对话，致力于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第三，保护西藏文化，宗教和自然环境。您常告诉藏人：“我们不要仇恨侵略者，而是要珍惜祖先传下来的智慧。” 您强调保护藏语、藏医、艺术、建筑、宗教等重要性。因为您深知：西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是喜马拉雅地区乃至全人类的精神瑰宝；您关心西藏生态环境，呼吁世界关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提倡以非暴力、对话与中间道路方式争取藏人权益。
第四，复兴古印度智慧。您认为，古印度那兰陀传统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体系，对现代人理解心灵与情绪极有帮助。推广那兰陀传承所包含的佛教哲理与科学精神。并与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长期合作，开启了历史性的“心智与生命对话”。
总之，您以流亡者身份，肩负起世界和平与精神觉醒的责任。超越民族、宗教与政治界限，展现了作为一位精神导师的人格光辉和宏远视野。
当我远在西藏境内旅行和工作时，身为汉人，每次在藏人家中或寺院里，秘密地看到您的法像时，都忍不住泪水流淌….. 我曾多次问自己：原因何在？后来，我在达兰萨拉有幸晋见您时，找到了答案：是您慈悲的面容，唤醒了我身上被压抑的善。
我把您的签名，纹刻在我的左胸——心之上，以示敬仰，愿您永久驻世，愿所有向善的人们，永远淋浴您慈悲与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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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西藏之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