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就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原先的正品。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来源：RFA中文网）

2月底至3月初，因这场发端于中国武汉，继而蔓延全球的大瘟疫，我写作了这首120行长诗。意大利诗人Francesco De Luca译成意大利文，于3月27日在意大利文学网站Niedern Gasse发表。美国诗人、艺术家Ian Boyden译成英文，于4月18日在有关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网站《China Heritage》（《遗典》）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相关对话。目前，藏文翻译在进行中。

第一章

1、
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
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
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

2、
“好人和坏人
都在毫无差别地死去”[1]
遍地哀嚎与饮泣

3、
就像野草，不，就像韭菜[2]
被不止一种瘟疫的大镰刀割去
既飞快无比，又无声无息

4、
有些人用命救命
有些人祈求各自的神祇
有些人继续作恶，更大的恶

5、
东西南北，疫情汹汹又不可莫测
忧心忡忡，唯有美人抱来的
水仙兀自盛开[3]

6、
除夕夜，戴上口罩驾车游帝都
经过红墙围绕的新华门[4]
我喘不过气来

7、
之前没念过金刚铠甲心咒[5]
此刻念完第九天的每天108遍
越来越流利，越来越依赖

8、
向那站在黑猪身上的护法神祈祷
却留意到，黑猪的九个脑袋像九头鸟[6]
眼里喷出烈焰，大嘴齐齐张开

9、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然而这偌大的动物庄园却无所畏惧
这个农历新年[7]也就不必燃放烟花爆竹了

10、
渐渐看见：“其水涌沸，多诸恶兽……
男子女人……被诸恶兽争取食噉
……其形万类，不敢久视” [8]

第二章

1、
现如今，貌似既不憎厌藏人
也不憎厌维吾尔人
而是武汉人成了避之不及的标签

2、
一个染疫的逃命者
从武汉搭上列车径直奔向拉萨
他将以张某某[9]留名于世

3、
在四面楚歌的现实中
却把西藏说成净土是荒谬的
毕竟“全国山河一片红”[10]……

4、
疫情为零的官宣是可疑的
政治上的香格里拉是不存在的
但重复一百遍就覆盖了真相

5、
寺院关了，宫殿关了
客栈关了，饭馆关了……连本地人
不可一日不去的甜茶馆也关了

6、
听说糌粑一抢而空，在拉萨
若连作为自我的糌粑都一抢而空
还有比这更悲哀的隐喻吗？

7、
一下子，大昭寺前空空荡荡
历史上曾有哪个时刻如这般寂灭？
“……人们没有丝毫的福德可言。”[11]

8、
我无意迁怒于谁，但那远在高原
又缺医少药的道孚[12]沦为重疫区
并不是因果就可以解释的

9、
突然大雪纷飞，让隔窗远眺的我
瞥见那个患过梦游症的女孩
在大雪纷飞的道孚街头被父亲带回家……

10、
今年的洛萨[13]似乎比往年迟来
也就可能幸免于疫，用糌粑捏一个病毒
用力地将它扔出人世间[14]

第三章

1、
闭门十日，趁难得的好天气去往郊外
处处空寂，佩戴红袖标的男女封住路口：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2、
越长越高的水仙过于繁茂、芬芳
已经成了对现实的讽刺
而它突然倒伏，就像出于恐惧

3、
那些被人从高空摔下的猫
那些被人活活埋在坑里的猪
那些端上餐桌的蝙蝠、猴子、穿山甲……

4、
中国学者找出道教封任的五位瘟神[15]
我的族人从图伯特的天文历算中
找出铁鼠年有瘟疫的预言

5、
他们竟在此时也停不下来
将黑手伸向接近我的旧友新知：
“你们谈论疫情的方式很不合适。”

6、
防口甚于防疫
他们干脆给我划出言说的禁区：
达赖喇嘛、香港、疫情以及巨婴国……[16]

7、
这是一个怎样的恶性循环？
被病毒感染，却又争相服下病毒
然后荼毒同胞，祸流四海

8、
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
失去了声音和泪水
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9、
如同表面的痂壳脱落
暴露出无法愈合的伤痕，而这
才是所有瘟疫的本质且无药可治

10、
人们，不，众生以各自的方式
受煎熬，或熬过所谓的疫期得多久？
余剩多少时光？

第四章

1、
从前那些漂洋过海的瘟疫
是殖民者消灭原住民的援军
几乎灭绝的玛雅人把天花叫做大火

2、
既然不设防就会猝不及防
于是在全世界的燎原之势
就像某种超限战，杀气腾腾

3、
“看啊，掠食者愈来愈多，
恭喜饕餮者的好胃口，”[17]
恭喜你被选中！

4、
如果说这场瘟疫是更大的隐喻
所有人的余生都可能被紧紧抓住
而他如何才肯放手？

5、
请不要以谎言制造的假象
取代之前的、此刻的每一个灾难
取代无数的无辜者的倒毙

6、
就像是涂了毒液的利箭被射出
携带业力的身体如同荒野里的靶子
狂风呼啸，箭中靶心，谁也躲不过

7、
一只贪酒的飞虫
落入了供给护法神的酒中
以竭力出逃的姿势获得了轮回的许可

8、
那画在协格尔寺院墙上的长幡
画成了被风吹拂得如同波浪翻卷
那风是从不远的积雪的珠穆朗玛吹来的吗？

9、
“疮如人面，宿憾何多，
清泉一掬即消磨，悯己复怜佗。”[18]
真心喜欢这古老的汉语的忏悔

10、
读到这首俳句会落泪：
“风中放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19]
请回向给挤满中阴的徘徊者……

2020/2月至3月，于北京


注释：
[1]摘自美国学者唐纳德·霍普金斯的《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The Great Killer: Smallpox in History)一书，这句话是雅典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说的。
[2]“韭菜”是中国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据介绍，“多用于金融或经济圈。源于韭菜可以反复收割的特性。而被反复压榨的过程也被形象的描述为割韭菜，而进行压榨获利的一方则被称为镰刀。”
[3]农历新年前，一位同族友人给我送来一大捧水仙花，在疫情期间开得繁茂，令我深感慰藉。
[4]新华门是红墙环绕的中南海正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中南海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
[5]金刚铠甲：རྡོ་རྗེའི་གོ་ཁྲབ（Dorje Gotrab）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护法神，其心咒被认为可遣除末法时代的各种病疫，其形象为忿怒莲师持法器以威立姿站于九首九面铁身猪上。
[6]有句中国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比喻湖北人的精明。
[7]今年的农历新年即春节，公历1月25日。
[8]摘自《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9]张某某：一个武汉肺炎患者。名字不详。于武汉因疫病封城前离开武汉，乘火车抵达拉萨，并于第二天（1月25日）住进西藏专治传染病的医院，被认为是西藏自治区“唯一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官方报道称其“张某某”，并报道，经全院151名各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于2月13日治愈出院并离开拉萨。之后至今西藏自治区的疫情在官方报道中为零。
[10]“全国山河一片红”，是文化大革命流行语。
[11]摘自莲花生大士传记《贝玛噶塘》（པདྨ་བཀའ་ཐང་།）。其中预言部分写：“自己行恶却指责时代恶，时代未曾改变只是人心险恶，那时的人们没有丝毫福德可言。”
[12]道孚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感染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至74例，是全藏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我幼年在此地生活过，尤为关注。
[13]洛萨：ལོ་གསར་（logsar），藏历新年，从前一年的藏历12月29日至来年的藏历1月16日。今年的藏历新年是从公历2月22日开始。
[14]藏历新年的习俗之一，即“驱鬼”，要用糌粑或面团捏一个形状来表示魔鬼，然后举行驱除邪魔的仪式。
[15]据记载五位瘟神或“五瘟使者”包括春瘟、夏瘟、秋瘟、冬瘟及中瘟，都各有名字。
[16]这句里的“香港”指的是在香港发生的从去年6月持续至今的“反送中运动”，“巨婴国”代指今日中国，而所谓“巨婴”，比喻心智不成熟的成年人。
[17]这是我写于2018年9月的诗《万物何以会被驯化？》中的诗句。
[18]摘自《慈悲水忏法卷》上。“佗”为“他”的异体字。
[19]摘自日本诗人种田山头火的俳句。 (来源：RFA 中文网

3月25日，我收到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先生的邮件，告知住在伦敦的噶雪·嘉央曲杰（Jamyang Choegyal Kasho）先生因感染Covid-19，于3月24日凌晨1:25分在当地医院去世，享年81岁。他是在瘟疫高峰前入院，得到了妥善照料，而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坚定的佛教信仰让他走得安详，无畏死亡。

几个小时后，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先生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还发来了噶雪·嘉央曲杰先生为他的父亲、西藏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噶雪·曲吉尼玛撰写的传记《In the Service of the 13th and the 14th Dalai Lamas: Choegyal Nyima Lhundrup Kashopa–Untold Stories of Tibet》的封面。封面上有帧众多人物合影的旧照，是1950年代初西藏噶厦官员在拉萨的尼泊尔领事馆内拍摄的。茨仁夏加先生为这本英文著作写了前言。

我与这本传记是有缘分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在写作时，通过他的侄子、居住德国的书法家杜琼·平措茨仁（Puntsok Tsering Duechung），向我要过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批斗的照片。那两张见证历史的黑白照片，众所周知，是我身为中共军官的父亲拍摄的，与他在同一时期拍摄的更多披露雪域高原遭受文革劫难的照片，收录在我对西藏文革的调查和写作的《杀劫》一书中。《杀劫》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已被译成藏文、日文和英文，而英文版就在本月出版。

那两张照片值得在此介绍。曾为西藏噶厦政府重要官员的噶雪·曲吉尼玛，在中共军队进入拉萨后，积极向外来政权靠拢，是当时被称为“爱国上层人士”的诸多贵族中的一员，但在文革时却被当做“牛鬼蛇神”受尽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现的，被男女红卫兵押着后背的他，头戴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写着：“牛鬼蛇神、最爱夺权的坏人噶雪·曲吉尼玛，彻底消灭”，身穿旧时的锦缎官服，脖子上被挂了女人用的金银首饰和一大摞西藏纸币，右手拿着一个两面鼓——这是一种系有鼓槌可以两面敲打的小鼓，藏语叫做“达玛茹”，以讽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两面派。噶雪·曲吉尼玛被斗过很多次，曾经在所属的河坝林居委会连续被斗十四天。白天去打场劳动，晚上被斗到深夜，从始至终都得低头弯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满。幸而他是一位罕见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尽管如此沦落，还是熬过了文革十年，重又成为共产党的统战人士，当上了中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6年以83岁的年纪在拉萨去世。

噶雪·嘉央曲杰先生还请我对他父亲写了相关评述，译成英文后印在了2016年出版的传记上：“噶雪·曲吉尼玛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深入地参与了西藏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龙厦事件’、‘热振事件’、‘驱汉事件’等。在研究和讨论西藏近代史的时候，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容忽视。”不过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机会得到这本书。

噶雪·曲吉尼玛有四个儿子。长子噶雪·顿珠在文革中自杀，年仅44岁，在那之前他是西藏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曾以“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随中国共青团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更早以前他是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员，因就读印度一所著名的贵族大学，担任过达赖喇嘛的英文秘书。我见过他的照片，是一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的年轻贵族藏人，可惜他这位新政权的合作者，最终毁于对方之手。

噶雪·曲吉尼玛的二子应该就是噶雪·嘉央曲杰。事实上，他于1991年突然离开拉萨流亡英国，在当时的拉萨是令人震惊的大新闻。因为他是隶属西藏自治区官方的西藏宾馆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他后来一直居住伦敦，再也没有回过拉萨。

从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写的悼念文章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噶雪·嘉央曲杰先生的流亡生涯：“自1991年离开拉萨到了伦敦以后，他毫无保留地用他的知识、经验为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wwork / TIN) 工作了十五年。跟他共事过的同事、朋友都记得，并且会不断怀念他一贯的、生动而精准的洞见，还有他永无止境的热情和风趣，以及他对藏汉谚语的丰富学养。”

作为西藏信息网的创办人，罗伯特·巴内特先生认为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一位“广受尊敬的翻译、分析人士和写作者”，他的著作“不但记录了他的父亲在1940年代担任噶伦以降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也从一个重要的但之前未被充分研究的、非主流的视角，详细地呈现了那个时期西藏政坛精英之间此起彼落的派系分合。……他在书中拒绝以二分法简化历史，并且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西藏宗教信仰的坚持，对本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似乎由于他在中国政权统治下的西藏担任中级干部三十载，却不断增进的对西藏民族的国族认同。”

据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告知，因为我提供照片、撰写简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对我心存感激，总是时有提及，虽然我们从未有过见面和联系。然而这其实微不足道，无须挂齿。事实上在写作《杀劫》一书时，我得到了他的弟弟噶雪·伦珠朗杰先生非常多、也非常重要的帮助。伦珠朗杰啦应该是噶雪·曲吉尼玛的四子，而他的第三个儿子，我大致记得是官方性质的西藏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已于数年前病故。伦珠朗杰啦是《西藏文艺》主编，诗人，我因曾在《西藏文学》任职编辑，而这两个编辑部都属西藏自治区文联，我们也是因此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来，包括我因一部散文集“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逐出体制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见面，他都寄予我真挚的关怀，令我感动至深。但他于三年前在拉萨病故，我闻讯后写了一首诗纪念他。其中写到的这个细节，此刻浮现眼前，不禁令我泪目：

有次提及幼年时在北边细沙滩见过的白鹤，
他展开双臂，优雅地，比划着振翅的动作：
“夏天飞来，冬天飞走，这些起舞，那些落下，
见到的人都心生愉悦……但以后再也见不到。”

让我把这首诗的最后几句，也献给在异国离世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吧：

夜空深邃多变，月光暗淡下来，犹如宿命一般，
他缓缓现身，以素来谦恭的手势遥指身后，
如同邀我随他重返往昔而不是受苦的轮回，
“再见，格啦……”我喃喃低语。

（“格啦”是藏语对先生的敬称。）

最后，要补充的是，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被这场发端于中国武汉，并已蔓延全球的大瘟疫夺走生命的第二位境外藏人。第一位是住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69岁男性。据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网站3月30日的报道，被Covid-19感染的流亡藏人为6人，分别住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等地。而境内藏人被感染的人数，据中国官方的公布，例如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就有多达73名的确诊病例，应该都是当地藏人，目前据称全都治愈出院。

2020/4/7，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