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至31日，日本支持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 (JUPC)、日本中国人权迫害调查行动议员联盟(JPCHC)、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日本维吾尔协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联合举办国际维吾尔论坛，藏人代表也应邀参会。

参加会议的有多国国会议员、政界人士、人权捍卫者、非政府组织代表、联合国人权专家等。其中藏人代表团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多吉次旦、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杰布和国际西藏网络研究员洛桑嘉措等组成。

据藏人媒体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在会上对中共当局在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实施的同化政策表示担忧。噶玛曲英强调，中共当局应立即关闭西藏的寄宿学校、停止采集藏人的DNA 。他提到，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个藏人同胞为了反抗中共当局对西藏的管控和镇压自焚。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藏人解决西藏问题。

噶玛曲英认为，藏人与维吾尔人之间应在各个层面开展更多的互动，凝聚双方力量共同对抗和揭露中国政府的虚假宣传与叙述。

参加此次论坛的各方人士共同认为，任何人权问题不只是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是否曾觉得“人权”是很遥不可及的概念？其实“人权”的概念比我们想的更接近生活。

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HRF）将于10/18（三）第4度来台举办第15届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这次主题是“庆祝团结力”，希望彰显台湾在人权领域的独立性。

过去15年来，人权基金会致力于团结全球人权捍卫者，连结各地社群并提供指引支持，每位论坛演讲者的旅程都是全球反对暴政运动的一环，共同拼贴成相互交织的壮阔图像。

今周刊于奥斯陆自由论坛举办前，专文介绍这些全球最勇敢的异议人士与人权捍卫者，呼吁国际社会採取行动，大家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挑战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

哲米．拉姆（Chemi Lhamo）1996年出生，成长于南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她11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住在许多藏人定居的多伦多某社区。

哲米．拉姆在青少年时期还没有政治意识，直到某天母亲告诉她，能到加拿大生活的藏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她是幸运的，因此逐渐积极参加藏人的维权活动。

哲米．拉姆是国际西藏网路指导委员会加拿大代表，并在世界自由大会领导委员会和Parkdale社区土地信託委员会任职，她最近也加入了自由西藏学生组织，并担任活动总监。

作为倡议者和社区组织者，她被加拿大著名时事和新闻杂志《Maclean’s》列为2022年度50位最有权威人物之一。

拉姆曾任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学生会的执行长和主席，也是公民倡议组织Parkdale People’s Economy的社区健康主任，并曾担任加拿大安大略省藏人协会和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委员。

自幼移民加拿大“应怀感恩之心” 哲米．拉姆不畏威胁积极维权

根据BBC报导，哲米．拉姆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TSC）的学生刊物中受访提及，她虽居住在有许多藏人居住的多伦多某一社区，但在青少年时期尚未有政治意识，直到某天母亲告诉她，能到加拿大生活的藏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因此她是幸运的，应怀感恩之心。

自此，哲米．拉姆有了更坚定参与公众事务的心，除了积极参与藏人维权活动，也曾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正炽之时，不畏中共威胁、公开表态支持，更前往香港驻多伦多办事处门前声援港人的发言。

哲米．拉姆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时主修心理学及神经科学时，更曾在2020年时出席加拿大众议院议员詹尼斯（Garnett Genuis）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开呼吁加国政府採取行动，遏止中国透过学生组织等手段，对美、澳、加等西方民主国家内政的干涉。

与台裔跨性别学生当选学生会会长、副会长 引发中国海外学生愤怒

2019年农曆春节，哲米．拉姆，获选成为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会长，不但成为该校首位西藏裔学生会会长，一同当选的副会长，还是出生于台湾的跨性别移民学生蔡礼阳（Leon Tsai）。

此事引起广大海外中国学生反弹，不少中国人为此还发动连署，要求取消其当选资格，甚至发动中国网友到哲米．拉姆、蔡礼阳的社群帐户进行针对族裔、性别等方面的谩骂与人身攻击，引发台港网友跨海力挺，反制中国网友攻讦。

诸多媒体报导当时分析，哲米．拉姆当选学生会长，之所以会引起中国学生强烈反弹，除了其西藏裔身份，加上哲米．拉姆长期积极参与西藏人权活动，更曾公然表达支持藏独的立场，因此触动中国人涉中的敏感神经。

(来源: 台湾雅虎新闻)

2016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西藏家中接到了哥哥打来的一通令人不安的电话，让我去看看他孙女们的情况。“真的非常奇怪，”他说。

那两个孩子当时分别是四岁和五岁，刚刚入读中国政府在我的家乡甘南（青藏高原东北角的半游牧地区）设立的一所寄宿幼儿园。仅我本人在西藏的三个县城就查到了160所这样的新学校，它们属于北京政府不断扩张的幼儿园教育网络，在这些学校里，藏族儿童与家庭和社区分离，被汉族文化同化。

虽然两个女孩入学才三个月，但我哥哥说她们已经开始与自己的藏族身份生疏起来。回家过周末时，她们拒绝家里的饮食。她们对我们的佛教传统不再那么感兴趣，说藏语也越来越少了。最令人担忧的是，她们在情感上也与家里愈发疏远。“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可能会失去她们，”我哥哥发愁不已。

出于担心，几天后我就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回家过周末。她们走出大门时朝我挥了挥手，但很少说话。到家后，她们没有拥抱父母。她们之间只说普通话，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一言不发。她们成了自己家中的陌生人。

我询问她们学校里的情况，年纪大的那个说到开学第一天几个孩子因为没法与只讲普通话的老师沟通而紧张不已，结果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事情。

随着中国政府70年来不断寻求建立对西藏的统治合法性和控制权，教育正愈发被视为夺取政治控制权的战场。通过让儿童与家人和熟悉的环境分隔，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对他们进行同化，国家笃信未来的年轻藏人将被培养成中共拥护者，是易于管控和操纵的模范国民。

如今这些寄宿学校里有大约100万名四岁至18岁的儿童，占到这一群体总人口的80%。其中至少有10万人——我相信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的年纪只有四五岁，就像我的侄女们一样。

听完两个孩子说的情况，我问哥哥如果不把孩子送过去会怎样。他泪流满面。不遵守新政策意味着他将被列入政府福利的黑名单。他说，其他抗议新学校的人都遭受了严重的后果。

他也别无选择。尽管中国为藏族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已存在，但就在前几年，这些学校主要招收的还是初中和高中生。但从2010年左右开始，政府为了开设一批新寄宿学校，开始关闭当地的乡村学校，包括我们家乡的一所。随后，政府对学前教育提出强制性要求。许多新寄宿学校距离孩子的家乡都很远，但拒绝入学就意味着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地位将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就已经被排除在经济之外。

家中的变化令我苦恼不已，此后数年，我走访了西藏北部和东部（中国所称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50多所寄宿幼儿园。在三年实地考察以及与学生、家长及老师的面聊中，我看到的情况远比想象得糟糕。

我遇到过一些不会说母语的藏族儿童。学校严格控制家长的探视。在某些情况下，学童每六个月才见一次家人。宿舍、操场和教师办公室受到严密监控。我看到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确保老师们只使用中共批准的教科书——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年轻的中国本科生，几乎没有藏语和藏族文化背景。

在我参观的一所位于游牧小镇若尔盖的学校里，一个想家的孩子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天黑了，我照顾不好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念妈妈和爷爷奶奶。”

我们村里的一个女人有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她告诉我：“每当我在农场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就想抱抱我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但他们不在家里。”为了抚平分离的伤痛，她和村里的一群年轻母亲组织了一次长达1200公里的徒步朝圣之旅，前往拉萨。

一位村民告诉我：“我们知道政府不是我们的。官员来到我们的镇子，他们不懂我们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和我们沟通。”

另一个人问：“如果不能阻止眼前的事，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该怎么生存？”

北京利用学校抹去西藏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禁止许多学校教授藏语。1985年，除了在西藏境内建立寄宿学校外，北京还启动了内地就学计划，将西藏学生送到中国内地的寄宿学校。中国民族政策专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将这些学校描述为“军事化的新兵训练营，训练学生如何成为‘中国人’，如何遵从可接受的行为、思维和生存方式”。截至2005年，已有2.9万名藏族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

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发展，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小的孩子。2018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而且“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坚持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

北京把重点放在将年轻藏人与其文化分离的做法终于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对参与“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正视自己的殖民寄宿学校历史之际，我希望他们跟随布林肯国务卿的脚步，当中国狂热地在我家乡复制这些恐怖行动时进行干预。

我只能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将迫使北京重新考虑其政策，改变像我年幼的亲人这样的孩子们的命运。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我对西藏文化的命运深感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迫汉化，它将慢慢消失，我所了解和珍惜的西藏文化将无法被子孙后代继承。同样，我担心他们长大后会永远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故土上成为陌生人。

Gyal Lo是教育社会学者，也是藏族活动家，现居加拿大。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