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消灭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和语言认同所采取的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源于习近平对前苏联解体的反思。

最近几周，《寒冬》连续报道了中共对新疆、西藏及内蒙古实施的愈演愈烈的文化灭绝。在这三个所谓的“自治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正面临被摧毁。因为涉及到大规模关押、法外处决以及对女性有计划、有步骤的强奸，一些读者致信《寒冬》，反映这已不仅仅是“文化上的”灭绝，事实上属于典型的种族灭绝。

抛开种族灭绝的定义和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肯定，在习近平治下，事态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泽东曾推动过一项划定“被承认的民族”的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在使用其语言和（部分）保持其文化方面一些有限的权利。最终共有55个少数民族被承认。杰拉尔德·罗奇（Gerald Roche）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等学者声称，这已经是“纸上种族灭绝”，因为在中国境内，有几百个不同的族群，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不止区区55个少数民族。在这55个少数民族以外的其他族群的存在直接被忽略不计，或被并入55个法定少数民族中的某个民族。例如，四川的白马人和尔苏人被“并入”藏族，他们被当成藏人，但他们说自己不是藏人。

2014年，习近平宣布，不仅不承认新兴民族，而且最终还会通过合并民族减少现有民族的数量，从而断了那些未被承认的少数族群想在中国的民族名单上寻求一席之地的念想。

如果“纸上种族灭绝”（定义为不承认其存在）是不被承认的少数族群的宿命，那么，那些属于被承认的55个民族的族群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文化灭绝，也可能是肉体上的种族灭绝。

隐藏在中共惯用语言里的种族灭绝有一个官方名称——第二代民族政策。这意味著第一代可以接受有限的保护民族语言文化的措施，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以中共为主导的体制。但是到了第二代，这些保护措施应撤销。例如，在限制子女数量的法规方面允许某些民族有例外，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理解和适应中共的体制。但是，今天仍保留这些例外或者在考大学时给少数民族学生加分，这就不合理了。少数民族最终必须完全“中国化”，把汉语当作主要语言来学习运用，将自己的传统语言淡化成文化和民俗的遗留物，当作一门消失的语言来封存、研究。

习近平以及他这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一直被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所困扰。对他们来说，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无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共重蹈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覆辙。习近平认为，俄罗斯及其周边的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包括批判斯大林和纵容独立宗教自由地发展。因此，习近平持续地严厉打击宗教，同时在其讲话和著作中不断提到斯大林。

然而有一点，习近平认为苏俄确实对中国产生了不良影响。组成前苏联的那些共和国从未有过完全的自治，也没有过苏联宪法所宣布的那么多自治。然而，一些中共的思想家认为那些共和国本来就很有限的自治权实在太多了。共产中国给少数民族的权利太多，这是中共照著前苏联的样子依葫芦画瓢，走错路了。这与习近平对斯大林（Stalin）的欣赏相吻合，因为前苏联的“联邦制”表明这可能是列宁（Lenin）或他身边的人犯的一个错误，最初遭到斯大林的反对。顺便说一句，这个观点与中共思想家所持的观点在措辞上惊人地相似，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对此也表示认同。

在中国，相同的观点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和胡联合于2011年提出。他们将“联邦”制度与前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创造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么个用语。在习近平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胡鞍钢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中共知识分子，而习近平则全盘接纳了这个新推出的民族政策。

202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验交流现场会并讲话，呼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

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巴特尔（Bater），他是蒙古人，在统战部任尤权的副手。

巴特尔写了一篇深刻的理论性文章，为这场强迫少数民族把汉语当作其主要语言的运动辩解，他引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说法，大意是，谁控制语言谁就能控制社会，他还提醒他的读者，在历史上，罗马帝国、英国和法国都是通过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来建立起霸权的。

（来源：寒冬）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谈到西藏议题时透露，曾有中共体制内开明派主张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行和谈，但顽固派顾虑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会动摇共产党政权。她预言，“西藏问题”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若没办法解决，将成无解难题。

曾批评共产党是“政治僵尸”、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被开除党籍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是体制内罕见的异见学者，主张和平政治转型。

蔡霞在美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唐琪薇《观点》节目采访时，披露了一些和西藏问题相关的内幕。

 中共高层领导曾愿意和达赖喇嘛对话？

对中共体制内曾有高层领导愿意和达赖喇嘛对话的传闻，蔡霞给予正面答案：“有，曾经有过几次呢！这个事我当然也不便说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是有过的，达赖喇嘛也是希望回来，尤其到了晚年他希望回到布达拉宫。”

蔡霞提到，当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党内有开放意识的人做到高层，就希望解决这个事情，但顽固思想者就会阻挡，就认为达赖喇嘛要搞分裂，他一回去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力。因为西藏是藏传佛教全民信教的地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共政治领袖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怎么平衡？因此，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能会超越现实政权的一种力量，这就使得中共很顾虑。

问题出在中层官员夸大西藏问题

蔡霞指出，坏事的往往在地方政府，比如说自治区的官员，会夸大中共所担心的事情，说得很严重以阻挡成事。

蔡霞：“因为首先就会威胁到他们在当地的领导权位会怎么样，然后他就不断地夸大这些。他向上可以要钱、要地位、要权力，这样就是让上面多拨资源，多拨什么东西来控制西藏啊！如果说达赖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对他们来讲就没有对上可以争取更多资源、更多权力、更多地位的那个口实啦！对下他就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压制社会了。所以我觉得中间这层其实是很坏的。”

事实上，达赖喇嘛一直都明确表示，他主张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实行名符其实的西藏自治，他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但中共历任领导阶层一直指称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令外界怀疑中共是不清楚，或是藏人该如何做才能让中共真正的了解？

极权本质只想全面控制绝不会给你自治

蔡霞一语破的地指出，问题不出在藏人身上，也不是达赖喇嘛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极权专制的逻辑就是如此。

蔡霞：“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极权政权的本性决定了它！他不会让你真正地享有自治的权利。他表面上说的是自治，实际上他是控制！他不是民族自治，他是民族控制，因此他绝对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挡你回到西藏，和真正恢复西藏人民该有的权利。”

蔡霞提到，过去中央党校有西藏班、新疆班，就是民族地区的干部班。最初在八十、九十年代，藏族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干部占三分之二 ，汉族干部都只占三分之一。后来就倒过来，汉族干部占三分之二，藏族或疆族干部占三分之一。意思是共产党连他体制内的干部都不信任，他要将掌握实权的所谓一把手都要是汉族人。

“西藏问题”不在现在解决将成死结

被问到中共领导人相信西藏问题会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自行解决吗？蔡霞坦言，她很难讲，她并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怎么想这个问题。

至于若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会有那些变化？蔡霞认为，“我自己觉得如果达赖喇嘛自己在生前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会留下一连串的难题，有可能使得西藏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死结。马上接着就是达赖转世灵童怎么办？因为这涉及到藏族宗教文化很深厚的东西。”

蔡霞说，这个解不开的结，还包括境内外藏人历史长久的分离。“境外藏人不能回到祖祖辈辈生养的地方，西藏这块地方只要你在中国版图之内，他永远面临着一个民族被撕裂的状况，所以就变成一个结。”

蔡霞认为， 从一九八零、九零年代，到二零零零年后，她知道有几轮谈判、几轮接触，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习近平上台，就更不要说了，“很好的这个民族的机会有可能就失去了”。

自由亚洲电台在23日采访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怎么看蔡霞有关中共处理“西藏问题”的观点。

达赖喇嘛驻台代表：胡耀邦后没看见中共展现和谈诚意

关于蔡霞提到中共高层曾有意“和谈”，达瓦才仁说，从中共政策角度来看，是不是有要和谈的政策规划他持怀疑态度，“应该是没有”。

达瓦才仁举例：“胡耀邦时代为了和谈、为了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会做很多改变，在西藏做一些改变，告诉西藏代表，你看西藏比以前更好，以表达他的诚意。但是后来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中国政府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诚意。”

达瓦才仁：在西藏至少50万人靠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

达瓦才仁提到，或许某些领导有意推动，当然会遇到很大反弹。“反对（和谈）的那些中层（官员）蔡霞说的千真万确。他们一直在夸大、编造这些事实。其实流亡藏人也公布了很多事实，像中共统战部门、民族事务部门故意让那些他们所豢养的藏人，所谓收集资讯的人编造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那些虚假的情报，来夸大事实。”

达瓦才仁说，以前建立西藏共产党的平措汪杰给中国江泽民、胡锦涛上书，有四十万、五十万人靠 “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的官 ”。这还是台面上的，台面下更多。不管民族统战、宗教系统、安全部门都靠这个吃饭，尤其在西藏以国安、反分裂的名义，可以“打白条”，开支没上限、没底线，可以为所欲。所以说中国国内维稳经费远超过国防经费，尤其在西藏、新疆花费最多。中共把西藏变成监狱，完全实行网路网格化，所有西藏人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

中共不知达赖喇嘛不搞独立？达瓦才仁：“装睡的人叫不醒”

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并不追求独立，却始终被共产党打为分裂分子。达瓦才仁说：“中国政府非常清楚，但是‘装睡的人始终叫不醒’！共产党并不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不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西藏人名符其实的自治，于是就以反分裂、国家安全名义压制和诬陷达赖喇嘛和西藏人。”

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最希望让中国人民知道达赖喇嘛不寻求独立，但是却反而不让中国人知道，这说明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人民听到达赖喇嘛不追求独立，只是想保存基本民族生存、信仰宗教自由，而且想回归中国宪法框架之下受其规范，一定会引起普遍中国人民的共鸣，那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所有构陷和迫害，就站不住脚 。所以共产党对内对外都装糊涂，恐惧人民知道真相。而藏人则最希望中国人民知道真相，两边在拔河、斗争。

达瓦才仁提到，像这次国民党要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央视说“那人是来求和”，中共也希望给华人造成达赖喇嘛“来求和”这样的效果。而流亡藏人也知道中国政府所谓的“和谈”，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西藏民族。中共高层处于恐惧，不是藏人寻求独立或中间道路，而是忌惮达赖喇嘛回西藏，藏传佛教的存续会影响未来中国统一。

中共的压迫和藏人的反抗不会改变

针对蔡霞认为达赖喇嘛若此生不能解决西藏问题，会使西藏问题变成“死结”的看法，达瓦才仁认为，西藏自古是独立国家，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中共对西藏的占领永远难以合法化。中国政府在“非我族类，其心可异”的框架下要消灭、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永远会遭遇境内六百万藏人抗争，而西藏人对自己有过的辉煌历史，和被中共殖民镇压的记忆会长久传承下去，即便反复上演冲突、流血的悲壮事件，西藏人抗争不会停止，不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否在世，都不会改变。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西藏前政治犯达本仓•阿妈阿德于8月3日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病逝，享年92岁。

阿妈阿德于1928出生在西藏康区念荣（今新龙县），1958年，在一次抗议中共占领并统治西藏的示威活动中，与其他三百名藏人妇女遭拘捕，此后，她被中共当局监禁长达27年，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藏人女政治犯。

阿妈阿德在中共监狱里关押长达27后，于1985年获释，并于1987年流亡到印度达兰萨拉。阿妈阿德曾表示，日夜祷告佛法三宝和达赖喇嘛尊者是她挺过关押期间无数次酷刑和折磨的动力。

在过去的32年中，她到世界许多国家去讲述西藏人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让世人了解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所发生的真实情况。 阿妈阿德曾说过，为西藏民族，尤其是为那些在监狱里失去生命难友们发声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她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西藏的故事讲给给世界各国的人，一直讲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阿妈阿德口述的自传Ama Ade： The Voice that Remembers由1997年出版，作者是乔伊•布雷克斯莉（Joy Blakeslee）。该书中文版《记忆的声音》由杨莉藜翻译，劳改基金会于2011年出版。

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12日接受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的专访，就如何面对武汉病毒疫情等目前使全世界都陷入困境的问题作出特别的开示。他指出保持内心的平和并注重心理的平衡是最关键的，心理的健康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在专访期间，当尊者被NDTV董事长普兰诺伊•罗伊（Prannoy Roy）问及近来世界上发生的像武汉病毒这样的灾害与人类的“共业”（collective karma）是否有关时，他认为这的确与“共业”有关，并指出，制造“共业”取决于人们自身，大家皆是“业力”的创造者，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与能力去改变业力。

就如何将“负面业力”转变为“正面业力”，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如果自己被暴力或仇恨所充斥的负面业力置于困境时必须修炼宽恕与慈悲心，并将其竭力付诸于实践，这样才能从负面业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达赖喇嘛尊者认为，要战胜当前的疫情， 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而保持内心的平和并注重心理上的平衡，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西藏之页6月10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督于近日宣布“2020年女王寿辰日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名单，933名澳大利亚人榜上有名，其中有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西藏裔僧人格西扎西次仁。

2020年澳大利亚勋章的获得者名单于6月8日公布，这是澳大利亚年度勋章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皇后诞辰”勋章。澳大利亚总督在公告中说：“这份名单表彰了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为他们的社区，全球或国内的澳大利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同行的重视，他们已经被提名和独立评估，值得认可。”

格西扎西次仁于1937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甘孜一带，十几岁时出家为僧，在西藏和印度西藏色拉寺专研佛法，并获得佛教最高格西学位（宗教学博士） 。 1998年受索巴仁波切邀请，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观音佛学会担任法师，随后，他被达赖喇嘛尊者任命为印度西藏上密院堪布（寺院主持）而返回印度，六年任期结束后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佛学教育工作。此次澳大利亚总督为表彰格西扎西次仁对佛教和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授予这一勋章。

据悉，格西扎西次仁是第二位颁获此殊荣的西藏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藏人是朗杰才仁先生，他因提高文化意识和为难民提供支持，并为西藏社区服务而于2007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朗杰才仁先生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主席。他还是国际法学家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工作组成员，并曾担任澳大利亚一家公司（Cannon Australia Pty Ltd）的高级经理。

达赖喇嘛驻澳大利亚代表处在闻讯后，向格西扎西才仁仁波切表达了祝贺，并强调他的成就令全球各国的流亡藏人感到自豪。

（来源：西藏之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