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作家茨仁唯色长年透过书写为那些受到强权压迫的藏人发声，纪录真实的西藏，代价是通讯与出入都受到国家监视，她也曾被带到公安局拘禁盘问，更无法在中国出版著作。

然而，即使面对国家暴力的威胁，唯色始终不改其坚定意志，透过文字与摄影带领世人看见西藏近代的血泪劫难。她的新书《疫年记西藏》从历史上的天花疫情对西藏的影响切入，谈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汉人霸权，描写汉人数百年来对西藏始终粗暴的政治手段，殖民侵略剥削的意图从来未变，现代的西藏甚至成为被消费的符号，文化帝国主义持续摧残那片雪域高原。

谈起新书创作的缘起，唯色透露自己在疫情期间在家读书，恰恰读到六世班禅不幸因天花于北京圆寂的故事，而他的命运对西藏造成深远的影响，而且延续至今。

唯色指出，中国想继承清朝的政治遗产以取得合法化的统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一直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当局不断强化清朝与西藏的关係，于是将六世班禅塑造成爱国主义者，中国学界则不遗馀力地宣传“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唯色指控中国当局就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改写历史。

唯色说中国政府强调国家主义，从教育到文化全面“洗脑”。她说自己的拉萨住家附近是幼儿园，大多数学生是藏族小孩，老师则是汉人，但幼儿园的课程与歌曲都很少藏语，大多教唱“爱中国”的红歌，教导儒家的《三字经》，甚至教藏族小孩唱抗日歌曲，藏语及西藏文化的课程比重很低。

唯色还提到中国政府宣传汉族节日是“中国节日”，现在年轻藏人也会庆祝这些汉族节日，她忧心地说这些汉人节日会冲淡年轻藏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并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当局持续打压宗教自由，唯色说西藏有许多佛教相关的节日，这些节日都算是敏感日子，但敏感程度不同，例如达赖喇嘛的生日就是西藏最敏感的节日，当局禁止藏人在这天煨桑（藏人的祭祀习俗）或举行庆祝活动，许多藏人因为在这天举行纪念活动或庆祝活动而被捕。

此外，藏曆新年通常富有佛教色彩，因此也是非常敏感的节日，中国当局可能会通知各单位的藏人干部、职工或学生，禁止他们前往寺院，但无法管束一般民众前往寺院朝拜。

此外，藏曆新年通常富有佛教色彩，因此也是非常敏感的节日，中国当局可能会通知各单位的藏人干部、职工或学生，禁止他们前往寺院，但无法管束一般民众前往寺院朝拜。

文化帝国主义：改变地理

唯色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包括地理的改变，文化帝国主义者把别人的故乡变成自己的家乡。她痛心地说拉萨目前过度开发，看起来就跟中国一般都市一样，那些新盖的楼房都空置，“这就是以现代化为名义的过度开发，很多人从中获得利益”。

（来源：风传媒 The Storm Media  ）

西藏以达赖喇嘛故乡而著称于世，而达赖这位宗教领袖对非暴力的信仰，可能比当今任何人都更为坚定。不过翻开西藏历史，非暴力并非藏人的一贯精神。西元609至649年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使交相攻伐、兼併的各部落化敌为友，一致对外，从而创造庞大的帝国。后来成吉思汗入侵吐蕃，成为历史上以残暴闻名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2004年6月，我率领一行34人走访西藏。

我们的第一站是泽当市。坐车穿过乡间前往该市途中，我们渐渐察觉有位女导游对西藏几无了解且几乎不讲藏语。这位叫“苏西”的导游，英语说得虽然蹩脚，说得还比藏语好。团裡很快有人说她是中国间谍，我们说话要小心。尼泊尔籍的导游悄悄向几人证实了这事，要我们转告其他团员。有次在休息站趁苏西下车，他还提醒我们随时提防偷听。

“即使在寺庙裡？”有个女团员问。

“特别是在那些地方。”他答。

泽当位在西藏高原上、白雪罩顶的喜马拉雅诸峰脚下，是西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们住进汉人经营的饭店，死气沉沉的。放好行李我就出门。我觉得必须离开这团人一阵子，适应这裡的海拔，走走路消除时差带来的不适，并感受一下西藏风情。但那天傍晚我四处閒逛时赫然发现，如果我是搭魔毯来到泽当街上，肯定不会认为那是古老的西藏，而是某个中国军事基地。

新铺的水泥人行道上，有穿制服的军人快步行走。露天市集和小店铺裡卖中国产品。人行道上的小贩叫卖颜色俗艳的塑胶器皿、提桶、玩具。看得到一些古房舍，但许多建筑已换成灰扑扑的混凝土军事建筑。藏人身穿传统服饰，特别突出，就像博物馆裡穿十五世纪毛皮帽、毛皮靴、皮裘的古怪人像，在自己土地上反倒像异乡人。军人瞧不起他们，露出像看到发狂乞丐时一样的神情。稀薄的喜马拉雅空气瀰漫著紧张气氛。

走著走著，疲累之感压得我脚步沉重，而且每走一步，更觉疲累。最初我以为那是海拔的关係，类似我在安地斯山、喀什米尔碰到的情形。疲累不久变成晕眩、想吐。我勉强走到水泥长椅边，坐了下来。耳裡反覆响著“自由西藏”口号，我领悟到我的不舒服，不只来自肉体，还有心情。我强打起精神，注意周遭环境。人群从我身边快速擦身而过。多数汉人和少数藏人似乎对我视而不见。我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设防；但似乎没人看到我坐在那裡。我也可能是个“发狂乞丐”。

元气渐渐恢复，我想起口袋裡那张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小心翼翼伸手去拿，心知光是带著它就可能惹来牢狱之灾；数百万藏民仍视达赖喇嘛为领袖，但在今日西藏，法令禁止拥有达赖的照片。我躲过机场汉人警卫的安检、挟带这张照片入境，一方面是出于反抗心理，一方面是想或许可送给他的信徒，但主要是为了纪念五年前和这位高僧相处的时光。

安排1999年那趟旅行的人，正是这次西藏之旅的主办人席娜・辛格（Sheena Singh）。那时候，我们一行人进入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喀什米尔地区，受印度保护的拉达克（Ladakh）地方。如今，拉达克住了数千名西藏难民。他们在自己家园不得奉行传统习俗，因而逃到这裡。但这是后话，且说我们抵达拉达克的那个星期，碰巧达赖喇嘛也在拉达克。

席娜知道达赖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送了一本我写的相关著作给他，还附上纸条，表明希望达赖能抽空接见我们这团人。隔天，几名达赖幕僚来到我们下榻的饭店，亲切解释达赖行程很满，无法接见我们，还送上一箱达赖亲笔签名著作。

待在拉达克的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在机场准备搭机到北印度，赫然发现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昂首阔步走进小机场。席娜立即走向他的祕书。此时，旅客已开始登机。我还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就给推挤上登机梯。印度籍导游告诉我，照规矩要亲吻达赖喇嘛的一隻鞋子，随即带我到波音737客机的前排座位。达赖喇嘛对我微笑，轻拍他旁边的座位，叫我坐下。吻鞋子对我来说很怪，但我早学会要入境随俗，于是笨拙地弯身。

达赖喇嘛浅浅一笑，伸手托住我下巴，轻轻抬起我的头，以他那带著淡淡笑意、风靡全世界的语调说：“不必如此。”他再度轻拍座椅。“请坐。”他大腿上放著我的书，手轻扣书缘说道：“写得好。”然后把书的封面转向我。

“我想跟你多讨教讨教。”

我们广泛谈了原住民和原住民恪守平衡的精神。我告诉他，亚马逊舒阿尔人（Shuar）之所以猎人头、打仗，根据他们的神话，是因为人口过度膨胀、导致失衡，危及了生态系；因此，有个神下令，即使得“除去自己花园裡的杂草”（意味杀掉自己同胞），都要把这问题解决。

这故事似乎让达赖喇嘛心有戚戚焉。他说他不能容忍暴力，但只有在人类对有情众生表现出真正慈悲时，在人类为地球的妥善管理担下个人和集体责任时，和平才会降临。他指出经济发展通常摧毁其他生命，引发失衡，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最后我们讨论到应採取行动，打造一个悲天悯人的世界，而非只是坐而言或在心裡期盼。

下机后，达赖喇嘛邀我们到他位于印度达兰莎拉（Dharamsala）的家中作客。热情招呼我们之后，身为宗教领袖的他说了一段很不寻常的话：

“别成为佛教徒。这世界不需要更多佛教徒。要时时心怀慈悲。这世界需要更多慈悲心。”

我坐在泽当街边的长椅上，双手捧著那张照片，脑海迴盪著那些话语。那样的忠告，绝不可能出自罗马教皇之口，也不可能出自中国国家主席或美国总统之口。那番话直接批驳各宗教要人改信其教的本位主义，以及各种帝国主义行径。盯著达赖喇嘛的照片，想著他坚持不让自己的族人陷入相互施暴、冤冤相报、祸遗子孙的精神，我领悟到自己人生的不足之处。我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在这个体现殖民帝国残暴作风的城市裡，我感觉到光是生气无济于事。

当下我发誓，要将馀生投入扭转世局，要写出、说出建立在剥削、恐惧、暴力上的世界有何危险，找出真正的解决办法，鼓舞世人採取具体行动。在这同时，我理解到我必须忠于自己的信念。我理解到打倒一个帝国，换另一个帝国当道根本不够，我们还得打破那个循环。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经济杀手的告白（2）：美利坚帝国的阴谋（全新畅销修订版）》，时报文化出版

作者：约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译者：黄中宪

（本文来源：关键评论）

曾任第十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的称多本·齐美南杰于1月3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0岁。

称多本·齐美南杰于1942年出生在西藏康区囊谦丹举尼阿的噶称多部落（今划入“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称文镇一带），父亲是称多部落的头人本·南卡多吉，母亲是夫人卓嘎。

据悉，其美南杰于1959流亡到印度。他曾先后担任过设在印度南部拜拉库比的鲁桑桑珠林藏人定居点第二营地的负责人。他曾担任印度南部拜拉库比和鲁桑桑珠林藏人定居点第2营地的负责人，流亡藏人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成员，曲熙岗珠（西藏康区协会）的常务委员会成员，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议会副议长（1988-1990）等职务。

据达兰萨拉的报道，藏人行政中央于1月4日为称多本·其美南杰举办追悼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噶厦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各自治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的公务员参加了祈福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