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西藏家中接到了哥哥打来的一通令人不安的电话，让我去看看他孙女们的情况。“真的非常奇怪，”他说。

那两个孩子当时分别是四岁和五岁，刚刚入读中国政府在我的家乡甘南（青藏高原东北角的半游牧地区）设立的一所寄宿幼儿园。仅我本人在西藏的三个县城就查到了160所这样的新学校，它们属于北京政府不断扩张的幼儿园教育网络，在这些学校里，藏族儿童与家庭和社区分离，被汉族文化同化。

虽然两个女孩入学才三个月，但我哥哥说她们已经开始与自己的藏族身份生疏起来。回家过周末时，她们拒绝家里的饮食。她们对我们的佛教传统不再那么感兴趣，说藏语也越来越少了。最令人担忧的是，她们在情感上也与家里愈发疏远。“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可能会失去她们，”我哥哥发愁不已。

出于担心，几天后我就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回家过周末。她们走出大门时朝我挥了挥手，但很少说话。到家后，她们没有拥抱父母。她们之间只说普通话，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一言不发。她们成了自己家中的陌生人。

我询问她们学校里的情况，年纪大的那个说到开学第一天几个孩子因为没法与只讲普通话的老师沟通而紧张不已，结果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事情。

随着中国政府70年来不断寻求建立对西藏的统治合法性和控制权，教育正愈发被视为夺取政治控制权的战场。通过让儿童与家人和熟悉的环境分隔，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对他们进行同化，国家笃信未来的年轻藏人将被培养成中共拥护者，是易于管控和操纵的模范国民。

如今这些寄宿学校里有大约100万名四岁至18岁的儿童，占到这一群体总人口的80%。其中至少有10万人——我相信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的年纪只有四五岁，就像我的侄女们一样。

听完两个孩子说的情况，我问哥哥如果不把孩子送过去会怎样。他泪流满面。不遵守新政策意味着他将被列入政府福利的黑名单。他说，其他抗议新学校的人都遭受了严重的后果。

他也别无选择。尽管中国为藏族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已存在，但就在前几年，这些学校主要招收的还是初中和高中生。但从2010年左右开始，政府为了开设一批新寄宿学校，开始关闭当地的乡村学校，包括我们家乡的一所。随后，政府对学前教育提出强制性要求。许多新寄宿学校距离孩子的家乡都很远，但拒绝入学就意味着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地位将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就已经被排除在经济之外。

家中的变化令我苦恼不已，此后数年，我走访了西藏北部和东部（中国所称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50多所寄宿幼儿园。在三年实地考察以及与学生、家长及老师的面聊中，我看到的情况远比想象得糟糕。

我遇到过一些不会说母语的藏族儿童。学校严格控制家长的探视。在某些情况下，学童每六个月才见一次家人。宿舍、操场和教师办公室受到严密监控。我看到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确保老师们只使用中共批准的教科书——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年轻的中国本科生，几乎没有藏语和藏族文化背景。

在我参观的一所位于游牧小镇若尔盖的学校里，一个想家的孩子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天黑了，我照顾不好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念妈妈和爷爷奶奶。”

我们村里的一个女人有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她告诉我：“每当我在农场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就想抱抱我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但他们不在家里。”为了抚平分离的伤痛，她和村里的一群年轻母亲组织了一次长达1200公里的徒步朝圣之旅，前往拉萨。

一位村民告诉我：“我们知道政府不是我们的。官员来到我们的镇子，他们不懂我们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和我们沟通。”

另一个人问：“如果不能阻止眼前的事，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该怎么生存？”

北京利用学校抹去西藏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禁止许多学校教授藏语。1985年，除了在西藏境内建立寄宿学校外，北京还启动了内地就学计划，将西藏学生送到中国内地的寄宿学校。中国民族政策专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将这些学校描述为“军事化的新兵训练营，训练学生如何成为‘中国人’，如何遵从可接受的行为、思维和生存方式”。截至2005年，已有2.9万名藏族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

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发展，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小的孩子。2018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而且“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坚持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

北京把重点放在将年轻藏人与其文化分离的做法终于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对参与“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正视自己的殖民寄宿学校历史之际，我希望他们跟随布林肯国务卿的脚步，当中国狂热地在我家乡复制这些恐怖行动时进行干预。

我只能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将迫使北京重新考虑其政策，改变像我年幼的亲人这样的孩子们的命运。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我对西藏文化的命运深感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迫汉化，它将慢慢消失，我所了解和珍惜的西藏文化将无法被子孙后代继承。同样，我担心他们长大后会永远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故土上成为陌生人。

Gyal Lo是教育社会学者，也是藏族活动家，现居加拿大。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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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自由亚洲电台9月4日报道) 澳大利亚藏人周一（4日）向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游说六大诉求，包括以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侵害西藏的中国人权官员、保护达赖喇嘛转世传承、禁止进口来自西藏的强制劳动产品等，并要求即将出席二十国峰会（G20）的澳大利亚总理能公开呼吁关注藏族学童遭强制寄宿问题。 

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西藏协会”（AUSTRALIA TIBET COUNCIL）9月4日举行年度“西藏游说日”行动，协助在澳大利亚的十五名西藏人组成“游说代表团”向约三十名跨党派国会参众议员游说支持六大诉求。

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执事成员、华人张钰健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绝大部份议员对西藏被偷走一代、对西藏寄宿学生这话题非常感兴趣和支持，部份议员表示关注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尊者的转世问题。极小部份议员没有表示支持。”

游说代表团分五组，一组见五位议员，每名会谈约二十至五十分钟。首要诉求是要求已实行于制裁伊朗侵害人权官员的澳大利亚马格尼茨基人权法，也应扩大针对制裁中国官员。

张钰健强调：“尤其对中共官员在西藏参与人权侵犯者进行制裁，如果他们在澳大利亚有财产、房产，子女在澳大利亚求学等，应该都要被送回去。”

游说代表团还呼吁参众议员支持“保护达赖喇嘛转世传承”诉求，张钰健说：“中共官方一直宣传中国中央政府政府才有权认定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但我们并不赞同。我们认为要依照藏传佛教的传承选定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或政府无权干涉任何宗教活动。”

要求澳大利亚总理在G20为百万藏族学童遭强制寄宿发声

张钰健提到，澳大利亚总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将赴印度出席二十国峰会，希望他公开呼吁各国关注百万西藏学童被强制寄宿的问题，在会上提出“西藏被偷走的一代”；另对澳大利亚政府施压，要求禁止进口来自西藏、有强迫劳动类的产品，不管制造、生产那个环节，只要里面含有西藏人被强迫劳动的成份，承包商必须向澳大利亚政府证明，而不是澳大利亚政府去检测或发现才禁止。

第六项诉求是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将对华贸易和人权进行挂钩。

在澳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拯救西藏“被偷走一代” 盼在澳获共鸣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佤桑穆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白澳政策，强制将原住民儿童带离原生家庭，永久安置在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进行“白化”的同化政策，外界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达佤桑穆说：“现在西藏面临同样的事情，我想可以有更多的共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讲述西藏孩童的遭遇，让澳大利亚更多议会议员，能为藏人的人权发声。”

达佤桑穆表示，这几年国际对人权议题的关注，转向新疆维吾尔人权、香港及乌克兰战争等议题，西藏境内人权问题被淡忘，希望澳大利亚总理能把人权问题置于前面，不屈服于贸易的利益下。 

达佤桑穆说：“澳大利亚政府现在也要考虑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双方关系目前处于升温阶段，澳大利亚总理也希望年底出访中国。希望澳大利亚总理能够在二十国峰会对人权发声，把人权放在第一线。”

此外，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工党议员苏珊·坦普尔曼 （Ms Susan Templeman MP），以及联合主席、自由党参议员迪安·史密斯（Dean Smith）等人，同步于4日和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召开记者会，表态支持六大诉求，并说明境内西藏人权现况，呼吁关注。

张钰健表示，每年西藏游说日，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带领藏人与国会代表会面，努力使西藏人权问题成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重要部分，通过与政治领导人接触，以确保澳大利亚藏人社区的声音被听到。

澳大利亚西藏协会5日另将协助在澳藏人会见澳大利亚政府外交部新任命人权大使勃朗特莫斯，提出六大诉求。

（来源：自由亚洲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