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达赖喇嘛尊者年届 90 高龄了。我第一次有幸拜见尊者时，已然快 20 年了，那时尊者和现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样子差别不大。尊者两次赐予我的哈达，凝聚着爱、哲理和力量，我永久珍藏。
1981年在澳门报纸的一篇新闻中，我首次看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依稀记得是中共领导人和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在讨论西藏问题。那时，我对西藏和藏人所有的认知都是中共灌输的那一套：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喇嘛僧人都是「寄生虫」，我暗地问自己，既然如此的话，为何中共高层胡锦涛等人要大费周章去访问藏区，并与境外的「达赖集团」谈来谈去呢？后来才知道，史实是，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之所以要「谈判」是心虚，因为强夺别人的家园名不正言不顺；而「谈判」的实质就如同抢匪不放人，还要拿到更多的赎金。
后来，中共宣传说，「国家改革开放了，欢迎所有港澳同胞回家乡探亲访友，过往不纠。」我轻信了，从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回到中国，但随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五年。刑满后设法去了香港，获得港英政府庇护。居港期间，更多的了解到达赖喇嘛尊者。原来尊者是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级的偶像人物，同时，他的名字是中共禁忌敏感词、是必须被消音封杀的世界级重要人物。
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中国，我继续流亡，来到了纽约，成为货真价实的难民一族，也因此得以多次拜见达赖喇嘛尊者。那时，尊者已经是流亡他乡异国近50年的老一辈流亡者。我们不同年代、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及宗教背景，但同样都是受到中共迫害背井离乡的流亡者。尊者的豁达、乐观及谦卑让我深深感动，以致在今后的数十年流亡生涯中，成为激励我克服乡愁、守住良知的重要动力之一。
我曾经为自己的流亡生活感到迷茫和挫折，也为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妇女遭受强制流产的苦难而感到沮丧，甚至有点抑郁。一次我的好朋友李江琳（《1959 拉沙》的作者）告诉我，达赖喇嘛说, 若要「脱离自己过去苦难的深渊，要先扭转内心——弱化毁灭性的情绪，强化美好的人性。」才能保有充满感染力的慈悲与喜悦。她说，你应该去听听达赖喇嘛与心理学家、科学家的对谈。尊者告诉人们，如果要帮助别人脱离苦难，你的情绪不能跟着别人的苦难走，并受困于其中。你必须穿越苦难，成为旁观者，才能理智的施予援手, 有效的帮助更多的人。这些话让我受益匪浅。不久后，我设法让自己跳出长期关注中国强制流产而深受苦难的妇女们的境况，以及悲愤的情绪，无数次自勉，谨记「穿越苦难，才能有效助人」，最终我顺利完成了记录、编辑、出版五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书籍，真实记录了中国妇女及家庭在近40年的强制流产夺命、罚款抢钱，乃至家破人亡的故事。我没有把自己停留在同情、同理及悲愤中，而是设法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向善向乐的喜悦。
我透过穿越苦难，理智助人的道理，理解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的积极意涵。曾经历过灭顶之灾的尊者，为帮助藏人同胞免于灭族之灾，在1988年的欧洲议会演说中提出了「史特拉斯堡建议」，即将国防与外交交给中国，不寻求独立，只寻求名副其实在内政上能够自治的「中间道路」。这看起来柔弱，其实是一根横在中共喉咙里的鱼刺，它让中共不能吞下这个民族，灭掉藏人，让雪狮旗得以永远飘扬。 「中间道路」之说，强有力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关注及支持。我也看到，追求图伯特独立的诉求原本是理所当然，但它可能会导致中共找到灭绝藏人的借口。相较之下，「中间道路」更俱持久、保护性和灵活性。
2010年，我拜访了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郊外的McLeod Ganj的达赖喇嘛的行宫。我也了解到更多的佛教哲理。尊者说过，什么是佛法？佛法是就像一种药物。当人们身体不适、罹患癌症的时候，就需要用药物来治疗；但当你自以为是、贪婪无度、道德缺失的时候，佛法就是良药。智者之言，我一生受益匪浅。
尊者凭着他的豁智，带领藏人从一群的流亡者，一步步建立成为一个开放的、民主选举的政府，并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系统，有自由媒体的监督，也有非政府NGO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其中，西藏妇女会是我非常赞赏和推崇的组织，他们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积极参与国际人道组织的活动。在藏人社区推广女性政治权利、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议题方面，尤其出色。
尊者被迫离开他的家乡到达兰萨拉重建家园，至今快70年了。 90高龄的尊者，永远是藏人的精神领袖，尊者每一天的生活蕴藏着藏人的希望和福报。作为汉人流亡者，我衷心祝福尊者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还希望有机会再次拜见尊者，继续受益于尊者教诲。
再次敬祝尊者安康喜乐！
来源：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提供
(文章和图片转载自西藏之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