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知名作家雪合江于2016年2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最近获悉他监禁在位于西藏安多地区举拉曲（大通河）北岸（今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的“青海省门源监狱”农场。
据悉，雪合江是笔名，他的真名叫周卡加，也称为周老，为安多桑科甘加（今划归到中国甘肃省的西藏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卡加村）人，1976年出生。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家有五岁左右的儿子和妻子，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的作品有《让召的勇气》、《为自由，我不后悔》、《笔杆子的力量》、《路的勇气》等。他的作品很多都是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路的勇气》这本书被中共禁止出版。他还从事翻译书本。
雪合江于2015年3月19日在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一家酒店被中共当局拘捕。几个月处于失踪状态，11个月之后，于2016年2月17日被青海省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没有法律程序下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 在没有法律依据的罪名下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但雪江拒绝承认罪名，要上诉。之后他以汉藏双语论述了他本人的罪名根本不符合中国宪法和法律依据并提交给法院。而上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藏传佛教“萨嘎达瓦”祈佛月期间，中共当局在 “西藏自治区”局禁止民众参与、从事任何佛事活动。
藏历4月为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萨嘎达瓦”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盘的殊胜月份。为期一个月的“萨嘎达瓦”期间，西藏各地的僧俗民众在寺院或社区举行，念经、朝圣、布施、放生、挂经幡、戒晕食素等等众多佛事活动。
中共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西藏自治区”中共当局相关部门下达命令，严禁“自治区”内各校的学生、教职员工以及家长在萨嘎达瓦宗教节期间参与任何形式的佛事活动。
图片中的藏文是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于日期为5月27日发给该校学生家长的通告。内如是：
尊敬的各位家长：
根据上级教育部门下发的通知，对我校全体师生和员工已下达了在萨嘎达瓦宗教节日休息期间，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活动的禁令。
希望家长们一如既往，支持学校的各项事务，一定要负起不但不让子女们参加迷信和宗教活动，而且自己也不参加此类活动的责任。
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小学
2017年5月27日
酷刑，非法监禁，从和平言论、宗教活动到生育子女数目无所不加以限制：这些都是今日中国最常见的人权侵犯。正当习近平政府的高级官员本周抵达布鲁塞尔出席欧盟－中国峰会之际，中国富有勇气的人权护卫者、律师和知识分子正在承受激烈打压。
中国政府给予下列五人的待遇，即是今日中国苛政的缩影：
学者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呼吁民主改革而以“煽动颠覆”罪名被判刑11年，正在服刑。
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因倡导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对话，尤其在穆斯林占多数区域，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服刑。
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被捕，目前羁押候审。
王全璋律师，自2015年7月被拘押至今，因代理法轮功案件作无罪辩护被控煽动颠覆罪，目前羁押候审。
女权行动者苏昌兰，因协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维权遭到报复，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
欧盟曾经承诺“竭尽全力推动倡导自由、民主与人权”，并将在包括“最高层”的各种场合“提出人权议题”。如果此话当真，这次峰会正是欧盟最高官员公开呼吁释放前述人士的大好机会。毕竟，欧盟的人权承诺唯有坚定不移地适用在实际情况才能发挥真正作用。
欧盟已指出，欧中关系发展系于中国人权改善，而释放被不当监禁人士显然是第一步。此次峰会适逢六四屠杀──当代中国人权社群的集体记忆──周年前夕，欧盟领导人有义务要求北京负起责任。欧盟应展现其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表彰的实力与团结，坚决要求中国释放2010年和平奖得主──以及其他所有遭不当监禁人士。
（来源：人权观察）
流亡藏人在新德里的联合国驻印度机构办公楼前举行示威聚会，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呼吁联合国紧急关注西藏境内藏人自焚事件。
当地时间5月29日上午，300多名示威者从新德里可汗市场（Khan Market）游行到联合国驻印度新德里机构办公楼展开“抬棺游行请愿活动”，有的收手举西藏国旗，有的手举标语，有的拿着藏人自焚者的照片，有的抬着上面盖有西藏国旗的棺材，大家都齐声喊着“西藏属于我们西藏人”、“停止在西藏屠杀藏人”、“联合国，你在哪里？我们要正义”等口号。
据悉，这次的示威活动是由西藏青年会组织的。 该会的一位负责人对相关媒体表示，他们举行此次请愿示威活动，呼吁联合国睁开双眼看清事实，为受难藏人伸张正义。同时也要求联合国就西藏问题召开紧急会议，以实际行动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大学生就藏人自焚事件接受该台采访时表示：“藏人自焚源源不断，我很痛心。”她觉得，导致藏人自焚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因此只有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给藏人自由，才能制止自焚事件的发生。
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例如唯色最初就是因为在一本散文集中描述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便遭受种种整肃，最终被她当时所在的西藏文联剥夺了工作和收入；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随后又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禁止了在整个中国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权利。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其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当局对唯色的惩罚是一种杀一儆百。
我曾经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的反抗，长期不能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能够脱离体制而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西藏实施的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只要文化人不敢脱离体制，当然也就不能批判与反抗体制。中国当局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就是利用体制控制文化人，压制对民族真实感受的诉说，只允许鹦鹉学舌地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