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吉姆•麦考文（Jim McGovern）的主持下， 在美国国会举行了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受压情况听证会， 原安多塔尔寺寺主阿嘉仁波切和前年在中共监狱里去世的康区理塘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等人在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丹增多吉、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政府关系部负责人托德•斯坦等参加听证会并发表讲话。

阿嘉仁波切在证词中介绍了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宗教政策，他以塔尔寺为例介绍了中共政府毁坏寺院和迫害僧侣的情况。

阿嘉仁波切在讲话中说，在寻找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期间，中共政府一方面以“迷信”、“封建”、“落后”等词语来定义宗教仪轨，而另一方面，坚持要使用所谓的“金瓶掣签”，按照党的意图确立一个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他指出，境内藏人要求宗教自由与保护西藏传统的呼声一直未停止过，更先后有上百位不同背景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自由的渴望，以及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期望。

阿嘉仁波切还指出，中共一方面不断强调政教分离，而另一个方面在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和介入。

尼玛拉姆在听证会上讲述了她的舅舅丹增德勒仁波切生前遭受迫害的经过，她希望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公布仁波切的死因。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被指涉及政治问题遭判四年徒刑的甘肃玛曲县知名藏人歌手格桑亚培于星期一刑满出狱，受到僧俗亲友的哈达迎接。

一位有关消息人士告诉本台，在甘肃甘南州民间颇具影响力、深受各方藏人欢迎的玛曲县母语歌手格桑亚培于星期一（7月10日）早上刑满出狱。

“知名歌手格桑亚培于2013年7月在西藏首府拉萨遭到成都安全人员的拘捕后，被带往成都看守所关押长达16个月，2014年11月被指控其演唱的歌曲《藏人们》和《上师》涉嫌政治问题而获刑四年，今天（7月10日）早上从狱中刑满获释。他出狱时，早在监狱大门外等候的一批亲属为首的僧俗藏人向他献哈达迎接他重获自由。”

据介绍，格桑亚培自幼对音乐有着狂热的兴趣，15岁时在玛曲知名歌手德白等处学习弹唱，后录制的《空中龙响》专辑，受到各方藏人的喜爱和赞赏，特别是他的首部光盘专辑《格萨尔王的故乡》发行后，被民间誉为“小德白”、“现代布谷鸟青年”。此后他又继续发行《迎春龙声》、《当代藏人》等多部新专辑，在藏区民间影响甚广，多次在官方与非官方的歌舞会上受到邀请，深受大家欢迎。

消息人士表示，格桑亚培用歌声发起的保护母语运动，影响了很多年轻藏人，而被当局盯上，最终遭到打压。

“在2012年藏历10月和11月，格桑亚培先后同部分歌手联合举办名为‘卡瓦美朵（意为雪花）’的音乐晚会，他在台上演唱了一首名为《藏人们》的歌曲, 鼓励藏人学藏语、讲藏语、用藏语。这一音乐晚会的光盘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藏区进行了发售，但在一个月后被有关部门统一没收。格桑亚培被指控其举办的音乐会和演唱的歌曲涉嫌政治问题，数次遭到传讯和扣押。2013年7月14号，他在西藏首府拉萨被四川省成都市安全人员拘捕，随后被带往成都市看守所关押。2014年11月27号，格桑亚培被当局判处四年有期徒刑；2017年7月10号刑满出狱。目前他虽已获释，但其身体状况以及有无受酷刑等情况暂且不明。”

本台早前报道，甘肃玛曲县知名藏人歌手格桑亚培和四川阿坝县知名歌手兼音乐剪辑师白玛日增以及另外两名有关人士于2014年11月27号被成都一法院判刑，其中得知格桑亚培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白玛日增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徒刑，并被罚五万元人民币。他们被判刑时，当局不准家属为他们聘请律师辩护。

根据消息，格桑亚培和白玛日增曾一起共事过，当局指控白玛日增所剪辑和发行的音乐涉及政治问题，于2013年5月在成都将他拘捕，一直到判刑日把他拘押在成都看守所中。同他们一起被判刑的另外两名藏人中，一人也是光盘制作人，也以相同罪名遭到拘捕；另一人则被指控对外透露格桑亚培和白玛日增等被捕的消息而遭拘捕。他们四人获刑后被监禁在何处，便不得而知。

格桑亚培是玛曲县河曲马场人，父亲名叫贡布次丹，母亲名叫玛阔。他和妻子次增巴姆育有两子一女，分别是大儿子吾坚嘉、小儿子贡觉丹巴和女儿卓嘎拉姆。

白玛日增是阿坝县麦尔玛乡第四大队人，现年47岁。他自幼进入阿坝县朗措玛寺为僧，后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学习佛法，离寺后在民间多次弹唱并制作发行过以民族风格与特性为主题的演唱专辑，包括《思念雪域之歌》、《眼泪》等。他和妻子扎西曲珍育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他的父母都已过世。

本台曾报道，白玛日增是阿坝一位深受藏人喜爱的母语民间乐坛老牌歌手，他在成都创办了一间藏歌影视工作室，一直从事音乐创作、收集和整理传统藏歌及民族精神歌曲等工作。2013年5月7号，他在成都突然被一批中共公安人员强行拘捕。白玛日增被捕后，他所建立的藏歌影视工作室也被当局关闭。2015年10月23号，他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邑州监狱刑满获释。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美国之音报道）华盛顿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正式批准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海外藏人权利组织反对这个决定，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将迫使当地的游牧藏民搬迁。而同时，又有环保人士赞扬这能够巩固当地对藏羚羊栖息地的保护。

中国青海可可西里申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通过，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文化遗产。

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会议批准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表示，申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

然而这次投票一直受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权利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将可可西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破坏当地游牧民的生活。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申请文件中表示如果申遗成功，将禁止该地区的游牧活动。这将对该地区的游牧藏民有很深远的影响。今天，UNESCO在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实地调查，也没有当地人民进适当参与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们认为这对中国发出了不正确的信息。”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申遗成功使得中国更有理由将游牧民从地处高原的可可西里安置到地形平缓的地区，也不利于对濒危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保护。

中国没有直接回应对申请的反对意见，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发表一封信件表示，中国会“完全尊重当地牧民的意愿，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梅卡其表示，现在UNESCO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他们需要去获取可信赖的信息，来确保中国政府的承诺成为现实。

他说：“我们现在有凭证，中国政府说过他们会听取游牧民族的意见，我们要认真记住这些话。现在担子落到了UNESCO身上，要确保这些承诺成为现实以及让游牧民和当地藏民在决策方面上能够发声。”

他表示，另一个担忧是申遗产生了巨大成本，而回收成本的方式可能是开放这片地区的旅游业，从而可能破坏其生态。

不过，一些环保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申遗成功能够保护藏羚羊的栖息地，从而更好的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物种。

中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申遗成功的消息。网易新闻表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彰显了中国政府生态保护的决心。新浪新闻援引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布琼的话说，申遗带来最直观的就是促使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青海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角，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申遗提名地包括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面积高山和草原系统。区域内拥有青藏高原上最密集的湖泊，以及多样性很高的湖泊盆地。这里也是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的主要产犊地。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共在图伯特（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一直受到外界关注，各国际人权组织和政府人权报告中糟糕的图伯特人权记录一直没有改写过，特别是2008年图伯特发生全 国性抗议运动后，中共加大对图伯特人的打压而严重践踏人权。随着习近平政府展开所谓的“群众运动”以来，图伯特人权状况更是日益恶化，自焚抗议急剧上升， 群众抗议接连不断。

中 共政府在图伯特侵犯人权的情况可以分为公开侵犯人权和隐蔽式侵犯人权。中共利用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图伯特人实施屠杀、打压、逮捕、失踪等公开严重侵犯人权。 另一方面，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中共以各种政治宣传为掩饰监控、打压等方式践踏图伯特人权。人权组织发现最近几年中共在图伯特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的力度变 本加厉，这一问题也得到各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

人权观察最近发表了《中国：西藏宣传掩饰压迫—图解词汇揭露监控系统及人权侵犯》，揭露了中共在宣传掩饰下严重侵犯图伯特人权和对图伯特人的压迫。

6月20日，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发布的图解词汇指出：“中国当局日益在官方媒体上利用掩盖事实的政策词汇加大对西藏的压迫力度。”

人 权观察对中共的十二个关键术语图片配合说明，例如“综合治理”、“没有缝子、没有盲点、没有空白点”和“村村成堡垒，人人做守望”。人权观察指出：“字面 上看来相当温和甚至富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却用来确保全面服从官员对藏族平民的监控。该词汇收录的术语分别代表不同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控制。”

中共的政策术语花样繁多，五花八门。这些术语背后就是严密监控每一个图伯特人，其结果是严重的践踏图伯特人权，除了人权观察列举的这些术语外，还有很多如：

双联户：“双联户”是中共在图伯特以农牧区为主要对象实施的监控系统，是城镇网格化管理向农牧区的延伸。居民以5户或10户作为一个联户单位,每个联户单位推选一名户长，严格监控所属5户或10户藏人日常的所有活动。最后实现：“社情民意一传到顶”。

便 民警务站：便民警务站是中共在其原有的公安厅、公安处、公安局、公安派出所和国家安全局，以及地方武装警察部门之外增加的维稳武装力量监控体系。是中共公 安部门等延伸到村以及更小单位进行严格监控民众的体系。该体系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公安人员加上中共招收大量的辅助警察进行运作，并且不惜投入大量的资 金。

2013 年西藏拉萨市就有165 个便民警务站，这些警务站最远相距在500米左右，最近的仅相隔15米。警务站的管理分成一个个网格，形成“3分钟警务圈”。

“结 对子”：这是中共在媒体上最近大量宣称的运动。中共说：“结对认亲”是“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之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 “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图伯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图伯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无可置疑的，因此，中共称：“结对认亲架起党群连心 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名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 举措，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说穿了是中共党员干部监控群众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压迫下的“长治久安”。

对于中共的这些政策术语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 “即便欧威尔（Orwell）再世，怕也造不出更好的极权管理词汇。”

人权观察指出：“这些词语的运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官媒逐日反复宣导──不仅是在指导藏区官员执行中共的规则与政策，同时也是在遏制批评党和质疑其政策。这些词语很少向民众或外界人士做全盘说明，虽然有些听起来有益无害，实际上却反映出深具压迫性的治藏政策。”

中 共依靠这些表面上无法看出践踏人权和遭受压迫的政策运动控制图伯特人的一举一动，并“消灭在萌芽中”为原则进行打击。理查森说：“中国当局利用这些词汇， 传达给藏人的信息清楚不过：若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难逃严厉惩罚。”事实上，何止政治上要和中共保持一致，在文化和宗教上也也要和党保持一致“藏传佛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中共对图伯特人以政策和运动为依据的惩罚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涉及到宗教、文化等方面。

中 共的这些词汇非常巧妙的隐蔽了其在图伯特严重侵犯人权的真相，虽然，图伯特人权组织、国际人权组织等的年度报告中强烈谴责中共在图伯特践踏人权，但是由于 中共隐蔽式的侵犯人权和压迫外界很难发现，因此被表面的风平浪静的假象所蒙蔽，加上西方民主国家为经济利益而淡化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使灾难性的人权事件接 连不断。特别在图伯特中共以各种政策术语宣传的掩饰下在严重侵犯人权，而且，中共还在不断地“造”出更多的宣传术语，在不断加大对图伯特人的控制和压迫。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认为中共当局的意图是：“一切日常生活行为都要监控，任何可疑活动都要立即查明严惩”。

另 外，中共推行这些眼花缭乱的政策时，违背或者拒绝接受就会得到处罚。如推行“结对子”、“双联户”时如果图伯特人拒绝就会得到处罚，而这种处罚没有任何法 律依据，而且，很多这样的运动是重叠和交错在一起，因此，中共不仅仅依据它的法律进行打击，还可以在法律之外以“政策”的名义任意打压图伯特人。中共隐蔽 式践踏图伯特人权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对图伯特人的迫害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来源: 民主中国 2017/6/30)

康区与汉地接近，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犯罪问题相当严重。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案件还是破不过来。藏区地广人稀，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交通不便，发生案子骑马报案往往得走几天，犯案人早已逃遁。茫茫草原，连绵大山，根本不知上哪去找。

当地警方高层认为需要配备直升飞机才能解决。然而西藏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普通直升机性能不够，须用美国“黑鹰”一类适用高原的机型。一架“黑鹰”直升机价格在千万美元，是藏区一个州本地年财政收入的几倍，还未算昂贵的运行和维护费用。

我去过康区一处乡村，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那里的男人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却全都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面对我的惊讶，他们解释说原来他们都很能喝酒，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打老婆……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藏人几乎都是如此。是一位丹增德勒仁波切使他们发生变化。那是一位在四川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一带主持宗教活动的活佛，多做善事，养了六七十个没人养的孤寡老人；给不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亲自参加施工；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花费上万元都由他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丹增德勒因此得到百姓信任，成了受人爱戴的活佛。他提出禁止喝酒赌博，下乡巡回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他认得每个人，知道乡村发生的每件事情，谁打架了，谁偷了东西，都了解。讲法时挨个点名，叫那些做了坏事的人站到中间，在众人面前接受批评，当众认错。这对藏人是非常大的羞耻，加上佛教中业和因果的威慑，一般都会痛改前非。正是由于他的推动，当地多数百姓戒掉坏毛病，好的风气逐渐形成，带动更多人，改变了当地的治安状况。

中国当局一直批评宗教无用，指责僧侣是寄生虫，正是忽略了这个方面。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和平，仅从宗教让人不犯罪一点，社会便可少付多少成本？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资，只要政府不压制，给宗教自由，宗教就会自动去做稳定社会的工作，怎么能说宗教是无用的？

无论是偷盗、抢劫、诈骗，哪个不是出于人的内心之贪？再严密的法律，再强大的警察，再昂贵的直升飞机也看不住内心之贪，唯一能起作用的是“心中警察”——道德。而宗教正是道德的主要来源。警察没了，短时间可以重新建立，人的“心中警察”没有了，重新建立要难得多，而一个民族失去“心中警察”，没有几代人的时间不可能重建。西藏传统社会几乎没有警察的概念，治安却不比现在差，就是因为有“心中警察”的管束。警察只能防止和惩治恶，却不能促进善。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等，犯罪仍在增长。如果人们只因为惧怕外在的警察才不敢犯罪，警察看不见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那样警察再多又怎么看得住比他们多千百倍的百姓？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宗教当成敌人消灭是在犯大错，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这样做。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