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8月17日报道）八名藏人近期成功逃离西藏进入尼泊尔，但在试图流亡印度时遭到尼方阻挠，后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机构的交涉，本周安全抵达印度达兰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

今年7月，尼泊尔政府阻止入境该国的8名逃亡藏人进入印度。这批藏人分别来自西藏不同区域，均没有入境许可证件，每人给向导交付1万5千元人民币之后偷偷越境进入尼泊尔，其中来自安多和康区的逃亡者从家乡到尼泊尔共花了1个多月至2个月时间。

这批逃亡藏人抵达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决定将他们送至印度。此消息被尼泊尔媒体于7月26日报道后，尼伯尔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入境印度。后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印度驻尼泊尔联络官员的多方交涉下，最终这批藏人获准入境印度。

他们在有关人员的护送下于星期一（8月13日）安全抵达印度达兰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部分人在星期五（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逃离西藏的原因及流亡印度的目的，但均表示不愿暴露身份，以免在藏家属被当局骚扰或遭遇不测。

来自安多的21岁僧人说：“在我们家乡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移民汉人，而入寺学佛的藏人也不多，尤其寺院佛学博士少之又少。在印度，佛法非常兴盛，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西藏佛学博士，因此我希望能在印度学到真正的佛学知识，争取获得格西（佛学博士）学位之后，返回家乡服务于寺院和民众。我将这一愿望告知家人后，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上月我得以从成都乘机到拉萨，之后前往日喀则吉隆边境，给向导一万元人民币，经数天的徒步翻山越岭后被带入尼泊尔境内，然后需要再交付5千元人民币，最终被送到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

另一位刚满19岁的安多僧人与其他两名友人从家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抵达尼泊尔。他表示，他自幼入寺学佛，但是因为佛学受限、条件不足，才选择流亡印度：“我是从4岁开始出家为僧，寺院学习条件不是很好，后来又被规定未满18岁的僧人必须离开寺院到公立学校就读。因此在这种境遇下，决定到印度的西藏寺院求学，目的是想继续深造，把佛法知识学得扎实。”

一位16岁的康区僧人从家乡启程，在长达两个月后抵达印度。他用中文表示，家乡寺院因缺乏条件，很难学到更深层的佛学知识，期待进入印度的西藏寺院学佛：“这里（指印度）寺院的学习条件非常好，我以前小时候就想来（印度）。”

本周从西藏抵达印度的八名藏人中，有一名尼姑和一名13岁的女孩。该名来自康区的女孩说：“在西藏学不到藏文，因此到印度来求学。家人说在印度有很多藏人和学校，让我去学藏文。”

本台曾援引边界区藏人提供的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自2008年以来加强边界管制合作，共同打压越境藏人，还在边界线安装了监视器、摄像头等设备来替代执勤边防军警。而在这个合作里面，中方要求尼方加强在边界区的巡逻，务必将抓捕的逃亡藏人移交给中方。

2008年之前，每年逃离中共压制经尼泊尔到印度的流亡藏人超过2千人，但是自2008年3月整个藏地爆发示威抗议活动以来，逃亡的藏人数量开始明显减少，更在近几年骤减，成功逃亡者最多不过100人。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西藏康区纳秀措古地区（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知名歌手贡布丹增因政治罪名被判刑三年半，他于8月1日从监狱刑满获释。

贡布丹增因“演唱、传播反动歌曲” 及“参与反开矿示威活动”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于2013年被中共当局拘捕，在遭监禁1年5个月之后，2015年4月15日被判处3年6个月徒刑，今年的8月1日刑满获释。

据悉，贡布丹增是那曲市比如县夏曲镇色扎乡人，现年30岁，家有父母和妻儿。他曾发表过多张象征藏民族尊严、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与语言等的演唱专辑，2013年还特别录制了一首名为《雪域西藏何有新年》的歌曲，在藏人间引起极大轰动与共鸣。

（人权观察2018年7月30日报道）－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正在藏族区域假借扫荡犯罪团伙行动，打击其认为可疑的异议人士，压制公民社会活动。有关当局已将某些传统民间习俗，例如由喇嘛或社会贤达调解本地社区或家庭纠纷，都视为非法活动。

这份101页的报告，《“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民间团体》，详述中国共产党试图从基层铲除喇嘛和传统社区领袖对藏区民众的影响力。该报告包含罕见的深度访谈，关于新规定的官方宣传漫画，以及藏族人士因参与社区活动遭任意拘押的案例。

“警方和中共干部的权力早已深入藏人日常生活，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但藏人现在只要聚在一起，没有得到国家直接授权或批准，就可能遭到当局检控。”

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告，公布最新定义的“组织犯罪”清单──这是省级政府发布同类禁令的首例。任何旨在促进本地语言文化、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活动，都在被禁止的范围。该文件将前述活动视为支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表现，因此构成颠覆行为。同样地，传统民间组织，如社区和家庭纠纷调解机构和社区互助基金，也都被视同组织犯罪。

人权观察发现，将非政治性的社会倡导活动罪刑化，从2012年起就在部分藏区作为官方政策实施。此后迄今，此一政策造成无数草根活动者被拘捕、起诉，许多基层民办学校和其他互助团体被关闭。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法规均规定，凡是“成员超过五人的团体”都必须申请许可才能成立；同时并宣布，任何促进藏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群众活动，都属于勾结“境外反华势力”鼓吹西藏独立的行为。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国曾公开声明接受《世界人权宣言》，其宗旨在促进结社、和平集会、言论自由，以及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人权观察指出，前述新规定是中国政府在藏族地区有系统剥夺以上各项权利的最新事证。中国党政官员和国安单位应立即停止不当干涉，尊重藏族人士成立独立民间团体并开展活动的权利。

相关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应公开呼吁中国领导人，落实尊重法治的承诺，废除所有限制言论、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的法规政策。同样的诉求也应借中国今年8月接受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审议的机会提出。

“北京一再宣称藏人享有自治，还说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应有权利都能获得尊重，”理查森说。“但事实证明，藏人得到的只是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不断升级的压迫。”

（来源：人权观察网）

作为国际社会的代表，我们就中国对宗教自由的重大限制深表关切，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个人的人权。中国宗教少数群体的许多成员 – 包括维吾尔人、回民和哈萨克人穆斯林；藏人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都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严重的打压和歧视。所有这些群体都报告称，当局对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在从事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和平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施以酷刑、进行身体虐待、任意逮捕、拘押、判处监禁或骚扰。当局还对许多宗教团体领袖的旅行加以限制，并对挑选、教育和崇拜他们的活动进行干预。我们对中国政府长期打压维吾尔人穆斯林及藏人佛教徒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的行为表示关切。

我们对中国政府加强打压维吾尔人和中国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报道感到尤其不安，其中包括：对宗教自由的不当限制；对清真寺的毁坏；前所未有的监控级别；努力施压其他政府强行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或胁迫仍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家人鼓励维吾尔人返回中国；以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数十万甚至有可能是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拘押在从临时搭建的拘留中心到监狱的设施中——表面上是为了“政治再教育”。有报道称，这些设施中有死亡的案例。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

我们还对政府正在毁坏敬拜场所——包括新教和天主教教堂以及社区建筑——或限制进入这些场所的行为表示关切。自2016年以来，当局从喇荣寺和亚青寺的藏人佛学院中驱逐了至少11, 500名僧尼。官员还限制获取、没收及销毁圣经、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材料。我们对规范所有宗教团体活动的法规修订版以及有关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条例草案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感到关切。

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尊重宗教自由的国际承诺，保护所有个人的宗教自由，尊重所有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权。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只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及其邻国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