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4月24日报道）美国笔会（PEN America）周四（24日）公布2024年《言论自由指数》，中国再度蝉联「全球囚禁作家最多国家」之首，连续第6年占据榜首地位。

根据指数，2024年中国囚禁了118名作者，比2023年的107名再多出11名，为增加幅度最大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监禁的作家有三分之一是线上作者；在118位中，9位是女性，33人在无正式起诉下遭到拘留；将近半数为少数民族作家，尤以维吾尔、藏族与蒙古族为主，他们主要因为模糊不清的“分裂主义”指控遭到逮捕和监禁。

“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惩罚言论自由，打压那些关注民主议题或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的作家。” 美国笔会负责监测作家风险的主任卡尔勒卡（Karin Deutsch Karlekar）指出。

最新指数也显示，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审查领域，网络情色、经济议题也被列入禁忌。笔会指出，有3名作家因在台湾成人文学网站「海棠文学」撰写同志情色小说而被捕，笔名分别为 “远上白云间”、“一蟹“与“辞奺”。此外，讨论经济的网络文章也开始受到整肃。

作家健康情况堪忧　狱中待遇恶劣

报告还揭示中国遭囚作家的严酷处境。2024年2月，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判缓刑死刑，自2019年被拘后，健康急转直下；同年10月，散文作家许志永展开绝食，抗议恶劣监禁条件；藏族作家图登洛珠（Thupten Lodoe）则于6月因重病送院。

曾获笔会言论自由奖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至今已服刑10年，外界自2017年起无法获得他的讯息。藏族诗人根敦伦珠（Gendun Lhundrub）于2024年11月重获自由，但仍被当局严密监控，行动受限。而蒙古族作家拉哈木加布．阿．博尔吉金（Lhamjab A. Borjigin），自2023年起被中国当局于蒙古国境内逮捕，至今未获释。

香港国安法再升级　作家自由进一步受限

报告指出，香港的言论空间也持续收窄。2024年3月，香港政府通过“23条”，把任何被广义解释为“危害国安”的行为列为刑事罪，例如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因在社交媒体发文，最后和其他5名作者，被控以违反《国安法》后遭捕；其后有媒体揭露多间学校开始审查，甚至下架图书，避免误触法律红线。

同年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案件重启审讯。黎智英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拘留，其案件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与法治现况的重大指标。

跨境打压蔓延　异见人士在海外亦难自保

美国笔会还指出，中国当局的监控与打压行动已不限于国内。2024年，多个人权组织揭发中国在日本、欧洲及北美针对流亡作家与异见人士发动跨国镇压。受害者透露，自己身在海外，却连累中国境内亲人遭受骚扰与报复。

笔会呼吁全球关注这375位因言获罪的作家，强调他们不应为文字而入狱。“当政权试图掌控历史叙事与真相，作家的存在就变得更为重要。”卡尔勒卡表示。“我们强烈呼吁，各国政府释放所有因言入罪的作家，终止这场系统性压迫。”

除了中国，2024年《言论自由指数》中作家遭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还包括：伊朗（43位）、沙乌地阿拉伯（23位）、越南（23位）、以色列（21位）、俄罗斯（18位）、土耳其（18位）、白俄罗斯（15位）、埃及（10位）、缅甸（10位）。

美国笔会的《言论自由指数》自2019年设立，专门追蹤因书写、发表、报道等文字行为而被囚的作家与记者。只要被羁押超过48小时，个案便会纳入统计。指数显示，自设立以来全球被囚作家人数年年上升，2024年达375人，其中女性占16%。此外，“风险作家资料库”也收录如谋杀、强迫失蹤、流亡与驱逐等其他风险案件，该资料库目前包含83个国家、975宗活跃个案。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人权观察2025年 04月 13日报道）（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自2021年以来在藏族区域引用与手机和互联网有关的政治罪名逮捕数十名藏人。西藏流亡记者报导，被捕藏人通常被指控以手机保存「违禁内容」或联络境外人士，包括海外亲属。

这类逮捕与起诉的全部规模尚不可知，因为中国当局从不公布政治案件的官方数据。已知的60多宗案件似乎与政府在这段期间加强各种监控措施有关，包括通过大规模搜索手机，强制安装内建政府监控功能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收紧对数据和宗教的监管制度。

“对藏人而言，仅仅使用手机也变得危险，就连转发幽默短片或联络海外亲友等稀松平常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被捕、拘留和酷刑，”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藏人，尤其是住在偏远地区的藏人，曾经很高兴迎接行动电话到来，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现在他们的手机实际上却成为政府的追蹤器材。”

人权观察检视了2021年以来有关这类案件的报导，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西藏时报》等西藏流亡媒体、一般新闻机构以及中国政府官方消息。人权观察也访问了多位藏区居民，以及直接瞭解相关情况的一名退休官员。

许多案件的逮捕对象都是被控用手机保存或上网分享“违禁内容”。所谓“违禁内容”通常是含有藏族宗教人物——特别是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表达认同西藏的言论。中国当局滥用含糊笼统的法律条文：例如有人被捕原因是他建立微信聊天群组为几名佛教高僧祝贺80大寿。警方说凡是“未经批准”建立这种聊天群组即属“非法”。

有些藏人被捕是因为警方认为他们在网上发文鼓励使用藏语，以及反对中国政府推动从小学开始以普通话取代藏语为教学语言的政策。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导，当局自2020年起陆续关闭多个藏语文化与教育网站，包括2024年4月Luktsang Palyon（西藏羊）博客被封。知名藏族网站工程师彭巴・嘉尔（Bumpa Gyal）于2022年被控从事未指明的“非法活动”而被判入狱七年，只因他为许多西藏文化教育网站提供技术支援。

中国当局也逮捕使用电子器材与中国境外联系以及分享西藏讯息的藏人。从事这类活动被捕的藏人通常遭到起诉并判处重刑。2021年，据人权观察记录，西藏西南部有四名僧侣就因为与尼泊尔的同宗派藏族僧侣联系而被判处最长20年徒刑。

由于藏区资讯管制极其严密，人们一旦被捕往往音讯全无。不过，由少数讯息公开的案件得知，有些被捕者遭到监禁、虐待和酷刑。特别严重的案例之一是拉萨色拉寺38岁僧人洛色（Losel）被殴打受伤，于2024年5月不治。据西藏流亡媒体报导，他因涉嫌“为境外收集和传送情报”被捕。

许多藏人都有亲属流亡在南亚、欧洲和北美。中国政府自2008年全藏抗议后加强安全措施，断绝了私自越境之路；2012年开始对藏人申领护照的歧视性限制，又造成绝大多数藏人从此不可能出国旅行。对网络使用的管制和监控，以及对涉嫌与海外联络的用户严加惩处，导致目前中国境内藏人与流亡社群之间的联系极度受限。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用来对付藏人以切断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手段，和用来对付维吾尔人的手段相似。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尊重藏人的隐私权以及言论、和平集会、结社和宗教自由权。政府应允许联合国监察员、独立人权研究者和记者自由访问藏区，检视相关案件和整体人权状况。

“藏人不仅丧失自由表达和获取资讯的权利，就连与亲友联系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王松莲说。“全球通讯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却日益企图封锁和控制全国人民。”

监管互联网

中国政府监管民众网上活动并非新鲜事。公安部在省、县、乡各级部署网络警察，审查和监控互联网用户；社交媒体业者不仅采用自动化管制，还雇用内容审核员专门审查、监测网上内容。

此外，当局还以奖金鼓励民众互相检举。这种做法在2018年展开、2021年宣告成功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中成为正式的监管手段之一。该运动实际上把藏区一切公民社会活动都视为犯罪并将之消灭。一名西藏自治区退休官员于2019年12月告诉人权观察说：

拉萨的每一个住宅小区和居民委员会都设有举报信箱、微信号和公告栏，专供民众检举发表不当言论、会见可疑人员或传播“反动”论调者。⋯⋯举报奖金从人民币1百元到1万元不等，根据线索的重要性和质量高低决定。若提供重大线索而获得高额奖金，还会被公开表扬。

青海省党委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对外称青海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4年11月发出公告，以每条线索发给最高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鼓励民众检举网上言论，其所列举的举报内容多属政治性质，第一项就是“攻击党的领导”。

2022年3月份，西藏自治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总共收到1,395件举报，其中百分之35属于“政治类有害信息”，百分之26为“涉藏类有害信息”，百分之12是「社会类有害信息」。相较之下，「淫秽色情类有害信息」的举报件数仅占百分之6。

人手搜查手机更加频繁

据报导，在每年3月10日（1959年拉萨抗暴日）等敏感纪念日或中国重要政治活动（如中共各项例行会议）之前，警方执行相关维安任务时采取威吓和随机搜查手机的情形日益频繁。警方搜查民众手机的方式包括使用手机扫描装置（名为通用取证设备）从手机内提取数据，或强迫民众自行解锁手机。警方在拉萨和其他城市的检查站都采用这些方式。

2021年年中，西藏流亡媒体首次报导中国警察在西藏农村地区实施大规模人工手机搜查。据报导，四川省西北部石渠县有117名藏人于2021年被警方逮捕，当局指控他们在手机保存“违禁内容”，未经司法审判即对他们实施长达数周的“政治教育”。此后又传出多起针对藏人向海外传送新闻而以人工搜查手机的报导：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当局在居民反对下拆除巨型佛像后，警方于2022年2月大规模搜查手机，试图抓出网上报导该事件的民众。

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居民抗议水电站工程引起国际关注后，当局于2024年2月切断互联网服务并执行大规模逮捕，警方检查居民微信和抖音帐号，试图抓出上网发布相关事件报导的藏人。

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达仓拉穆寺藏族僧人于2024年10月向外传讯，揭发该寺附设学校遭中国当局强行关闭，当局随即检查全寺僧人手机，并将部分手机没收。

经人权观察独立核实的报导称，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的农村地区，当地警察全面检查居民手机，搜索不限与特定事件有关的违禁文字或图片。2021年11月，一位那曲市农村居民告诉人权观察，村委会领导下令所有村民到村中心集合，由镇上警察执行手机扫描，特别针对可能藏有“非法”宗教符号、内容或歌曲的年轻人。

警方表示，若查获前述物件不但“罪行重于杀人”，还会连累全家。该居民说，这并非新措施，而是早已行之有年，过去就有些年轻人因为手机里存有这些东西而被拘留。

强制下载官方“反诈”应用程式

根据各藏区媒体报导，警方利用安检站以及打著“反诈教育”名义强制出席的集会，强迫藏人集体在手机中下载一种官方手机应用程式。官方报导也提到当局动员藏区警察和党员分头拜访民宅、企业和商铺，“宣传”、“指”」并“协助”安装一款2021年由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反诈应用程式。

研究网络绿松石屋顶（Turquoise Roof）对这款应用程式进行技术分析发现，在表面上打击网络诈骗和举报疑似诈骗行为的功能之外，这款应用程式还“允许操作员提取敏感资讯或控制关键装置功能，从而进行高度侵入式监控。”据分析，它被下载到智慧型手机以后可以——在未经用户同意和知情之下——读取用户数据，包括敏感个人资讯、活动日志、私人讯息、通联纪录（包含时间戳记和联络人资料）以及浏览纪录。

这款应用程式要求用户必须扫描脸部和身分证件才能启用，它可以利用脸部验证技术进行影像比对，捕捉生物特征数据，进而连结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的大型政府资料库及其中各种资料来源，以全区人口规模对民众进行追蹤和监控。

强制下载这款“反诈”应用程式的措施，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报导。有些中共干部公开抱怨，他们必须达成每月新安装应用程式的任务指标以免影响绩效考核。由于所有藏区均处于极端高压统治之下，藏人更难抗拒警方要求。

网上宗教内容日益受限

2022年3月，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实施新的网络管理规定，禁止一切未经政府批准的网上宗教内容。只有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的宗教导师才有机会获准。许多普通藏人，不分僧俗，都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宗教课程和教材，尤其是在实体宗教活动面临政府严密管制的情况下。

尽管全国各地也都实施类似法规以消灭未经国家许可的宗教言论，但在藏区，由于藏传佛教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直接威胁，相关法规的执行尤其严格。

据流亡媒体报导，警方经常审问、拘留和刑事起诉上网传播宗教教义的在家信众。四川省石渠县有两名平时热衷当地法会和社会服务活动而闻名的妇女，据报于2023年12月遭警方强迫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同月，拉萨市当雄县年轻女性森吉卓玛（Semkyi Drolma）以“泄露国家秘密”被法院判处18个月徒刑。消息来源指出，她的涉案行为不过是加入一些宗教性质的微信群组。

前述西藏自治区退休官员于2019年12月告诉人权观察，当局加强监控僧尼上网已行之有年：

政府监视僧人的微信和社交媒体活动，比一般人更严密。我听说，互联网监控单位会读取和监听每一位比丘或比丘尼的微信，除了寺内宗教仪式或问候亲属外，严禁拍摄或传送寺院警务站、工作组人员和政治教育活动的照片。

国际法与国内法

中国于1998年签署但迄今尚未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含对隐私权以及言论、结社、和平集会与宗教自由权的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明文规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以及“对于此种侵扰或破坏，人人有受法律保护之权利。”对隐私权的任何侵扰，包括收集、留存和使用一个人的个人资料，须为追求合法目的而有必要且相称，并依据明确、公开的法律规定。

互联网导入中国三十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多项法律法规，全面查禁国内互联网上的广泛内容，例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分裂国家”的资讯——被认为促进西藏独立者也不例外。这些过度宽泛的法律条文均违背国际人权保障。

中国现行国内法并未达到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隐私权保障。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已发展出日益精密的数据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接著又通过多部法律法规，包括2021年6月的《数据安全法》和2021年8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个不断演进的制度带有多种目的，既包括监管企业收集消费者数据，也藉口“维护国家安全”（实即任何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利其独揽政权之事）收紧政府对资讯的控制，但缺乏足以排除政府非法或滥权监控的保护机制。

（来源：人权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