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18日报道）1995年，达赖喇嘛认定的11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被中国当局带走，一直再没有露面。中国政府挑选出另一个男孩出任班禅喇嘛，此后，流亡的达赖喇嘛因其魅力使全球数十年持续关注西藏人权议题。外界关注北京会不会再如法炮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5月18日)要求中国立即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25年前，6岁的班禅喇嘛被中国政府抓补，他是藏传佛教最大的派别中继达赖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藏传佛教徒，就像所有信仰团体的成员一样，必须能够根据他们的传统，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选择、培育和崇拜他们的宗教领袖。”

他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并维护自己的宪法和国际承诺，促进所有人的宗教自由。

中国其后任命了自己的班禅喇嘛，尽管许多藏人不承认他，但他还是多次在官方安排下公开露面。

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 (Sam Brownback)上周警告，北京不应把班禅喇嘛事件视为未来处理达赖喇嘛转世的方式。

中国无神论的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可能会为84岁的达赖喇嘛提名一位继任者。

十一世班禅喇嘛被消失25年

西藏流亡政府要求中国政府透露由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下落。自从他25年前被中国当局带走后，就从未再出现过。

人权组织称，根敦确吉尼玛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

1995年5月24日，达赖喇嘛认定一位名叫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的男孩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精神领袖。当时这位男孩6岁。中国当局三天后请他去接受询问，从此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

位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山麓的西藏流亡议会发表声明指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失踪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不公，也是对六百万藏人及其宗教自由权利的不公。”

国际社会一直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透露有关这位男孩的消息。美国方面周四再次致电要求中国公开班禅喇嘛的下落。

中国宣称西藏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当地数十年来发生了许多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国当局在西藏持续实施着严格的安保措施。

自诩无神论者的中国政府任命了另外一个名为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的男孩出任班禅喇嘛。2015年，新华社援引一位西藏的官员报道称，班禅喇嘛身体很健康，正在接受教育，也不想被打扰。

根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习俗，被认定为班禅喇嘛的人必须是其前任的转世。第十世班禅喇嘛被中国囚禁，死因蹊跷。

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1959年起一直在印度流亡。今年2月22日是他举行坐床典礼，升座成为达赖喇嘛的80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可能会自行指定达赖喇嘛的继任者。

（来源：德国之声）

（自由亚洲电台5月8日报道）中国当局现在对西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信息控制，并严格禁止防范外国媒体采访西藏。有鉴于采访受阻、驱逐关押的可能性，导致西藏新闻报道锐减。2020年1月11日中共当局通过一项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同时还宣布该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促使藏族文化中国化，让有识之士为之忧心不已。除此以外，中共当局也积极推广藏汉通婚，称为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据人权组织和其他专家称，中国西藏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信息流通的控制，去年逮捕了藏人，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和观点，并与流亡的亲人联系。 审查官员和警察的具体目标是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手机上分享的图像，并呼吁保留藏语，现在受到政府命令警示要建立中文作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威胁。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局局长 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尼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已经受到中共严格限制的中国藏区的言论自由“由于检察机关的建立和审查而没有得到改善。” 他表示：“对于藏人来说，调查和走私西藏以外的信息仍然极为困难和危险，”他并补充说，北京拒绝让外国记者自由进入西藏，这使得外界更难评估那里的情况。 在五月初的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驻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中将中国排名第177。

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莎拉·库克说：“对西藏人来说，与外国记者或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海外媒体交流，要比对其他中国人更加危险”。库克说：“那里的人受到的报复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大。”

国际新闻自由团体强调，今年五月三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前，中国对全国各地媒体工作者的限制日益严格。去年，在西藏地区被判处长期徒刑的那些人试图提请注意腐败官员或环境问题，而其他人只是表达了对使用藏语的支持或分享了达赖喇嘛的图像，中国领导人即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

2019年12月6日，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甘德县的居民，因在网上投诉腐败官员，非法采矿以及非法狩猎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而遭以扰乱社会秩序被逮捕，他被判了七年监禁。

与此同时，现年22岁的藏传佛教僧侣索南巴丹于2019年9月1日在网上批评北京政府对该地区的政策，评论发表后于9月19日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被捕。去年10月，一名36岁的藏族男子拉达尔被拘留在西藏那曲县，其后继续被关押。一名当地消息人士在一份较早的报道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极有可能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这位消息人士引用了一项指控，通常被用来阻止抗议北京当局统治西藏地区的抗议新闻或其他政治上敏感信息的传播。此外在2019年2月20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的45岁居民慈仁多杰与他的流亡兄弟谈了几小时后被拘留，而他们的话题只是谈论教导孩子们讲藏语的重要性。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国际关系部秘书噶玛琼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自由世界中，人们每天都在例行的交流信息。他说：“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类型的对话表示怀疑。”

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自由表达研究与政策主任詹姆斯·泰格说，中国对言论自由和在西藏分享信息的限制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

泰格说：“我们应该记得，中国自己的宪法制度保障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宪法和《区域民族自治法》都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权利进行了重要保护。”

他说：“因此，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包括那些以藏语发言，写作或报道以及涉及藏人关切事务的人，我们没有提出激进的要求，”他说。“相反，我们坚持中国政府所说的话。”

除此之外，中国新近实施的《民族团结法》被视为努力使藏族文化中国化。

五月一日，一项在西藏地区和社会机构中强制实行的“民族团结”的中国法律，引起了藏人和外界观察家的关注，他们说，新法律将进一步破坏藏族身份，因为数十年来大量的汉族移民，在该地区已经削弱了藏族身份。

这项新法律标题为“关于建立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的规定”，要求非藏族在政府单位，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的平等对待。

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在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律的新规定“明显偏离了对西藏人的“优待”原则，该原则本应保证藏人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方式。

“通过宣称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以使藏族人民中国化，这些规定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例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

该组织副总裁布昌次仁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尽管中国的新法律规定应保留部分西藏文化遗产，但需对其长期，实际影响进行严格监控。

他说：“如果北京真的希望保护和促进藏族文化认同，那么应该像以前那样保护藏族文化价值。”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区主任苏菲•理查森称，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自己的宪法和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产生紧张关系。”

理查森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您不能要求民族团结。” “这是一种歧视形式，已经被法律粉饰，但这并没有使其合法” 。理查森说，藏人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践行自己的文化”。

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考文在5月1日的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控制藏族文化和宗教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而且这些新规定似乎旨在进一步歧视和镇压，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

麦高文说：“随着这些’民族团结’法规的生效，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制止破坏藏族身份或压制藏族人民的努力。

除了《民族团结法》，中国当局也在加强促进汉藏通婚。

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举行的公开会议上，中国官员正在促进藏人与汉人之间的婚姻，因为新的“民族团结”法开始生效。藏人说这是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另一次攻击，由于数十年来汉人移民到藏区，已经削弱了该地区的藏族传统文化认同。

1月1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与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该条例于5月1日生效。

它要求非藏族各族群在各级政府以及学校，私人企业，宗教中心和军队中平等参与，这一要求被人权团体描述为旨在使西藏人民“中国化”的举措。

如今，当地政府还敦促藏人和汉人通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如果藏人和中国人在日喀则结婚，他们将被作为模范的’民族团结’家庭，这样的模范家庭将被授予奖品。”

消息人士说，中国官员还命令与会人员研究习近平主席的著作和政治思想，概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 不过这项努力不太可能成功 ，日喀则流亡藏人说，在西藏促进种族间通婚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效。 日喀则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的家人永远不会跟中国人结婚，因为藏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我们的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相距甚远。我们甚至很难相信中国人制造的任何东西。”

消息人士继续说：“目前，日喀则市的藏人和华人之间的民族间婚姻很少。”“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们的父母经常建议并鼓励我们在自己的族裔中结婚，自我们年轻以来，我们在本族裔中就拥有共同的语言。” 与此同时，人权活动家和西藏支持者抨击中国的新民族统一法规，称他们是企图吸收藏族人民进入中国的主导文化。

(来源：RFA 中文网)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于北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4月初，中国四川省藏族占多数的阿坝州在新冠病毒疫情后重新复学。但这个好消息带著令人忧虑的发展：藏语教学将于下学期即9月起废止。

上个月，人权观察详细报告了中国藏区小学面临的威胁：藏语教学将逐步被“国语”取代。我们注意到这项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域区别，包括2018年9月阿坝州人民代表大会曾通过再次确认小学教育使用藏语文的提案。然而，这种区别现已证实是过分乐观。

对此，西藏网民不顾警方严密监视并可能遭受报复，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疑虑和愤怒。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都是当地小学校友），许多人在微信上贴出长文，严厉批驳官方说法，例如藏语不适用于科学课题，藏文学校毕业生的考试成绩不如人云云。

这些老师们说，当局刻意忽略藏语教学的优点：藏语学校的学生，高考成绩高于平均分数且学习动机较强，而当地汉语学校的学生连升上中学的都不多。“这个决定…只会把藏族学生都变成汉文能力平平的愚夫愚妇，”一人说。

 “这样会让藏族学生变成学舌鹦鹉，而非双语流利，”另一人说。“县级以上官员[与藏族文化疏离]不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学校[因为他们更向往内地都会区的名校]，”他接著说，“如今他们却要求农村的藏人必须念这种学校。”

当中国政府日益严厉镇压，并且打算在原本应享“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同化政策之际，这样的变化足以点燃藏人心底深处的恐惧，那就是失去他们身份认同的最后屏障──藏语和藏文。

（来源：人权观察网）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来源：RFA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