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加强对该国630万藏族人口的监视和限制，儘管相关行动尚没有达到在新疆那样的程度，但藏语和藏族文化正在被边缘化。
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场同化运动正悄无声息地铺开，这一次的目标是藏族——该国知名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
在位于青海省的小型藏传佛教寺院喇日寺，信徒们在监控摄像头下转动著转经筒，他们一抬头便能看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大幅画像。
往北，是有著127年历史的新寺，寺里的僧人说，对年轻人参与宗教活动的新限制令该寺难以招收新人。在整个地区，诸多学校正大幅减少聘用以藏语授课的教师，并用中国领导人的海报取代牆上的传统艺术品。
习近平以团结之名，把塑造单一民族身份作为全国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样一个单一民族身份以在中国人口中佔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中心，并忠于中国共产党。西方对中国政府此类运动的了解，主要源于其同化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以穆斯林为主少数民族的行动。但该国630万藏族人口已然成为了又一个主要目标。
北京方面对藏区的宗教、教育和语言施加了新的限制，同时加强了持续监控个人的能力。虽然手段不那麽严厉，但这些策略借鉴了之前在新疆採取的行动；在新疆，少数民族受到大规模的数字监控，多达100万人被送入庞大的拘留营系统中。政府部门将这些拘留营描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认为，随著经济发展，少数民族自然会融入主流社会。习近平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强硬的路线，让政府在塑造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的流亡僧人 Kanyag Tsering 说，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如今“更像是博物馆，而不是学校”。他说，其他藏区的寺院也面临相似的命运。
负责民族事务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政府採购文件，西藏自治区负责治安的部门效仿新疆的做法，寻求採用先进的技术升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以预报“重点人员”的活动。
文件中提到的承包商以前曾销售过类似的系统，能够筛选包括来自银行账户、社交媒体和手机的数据，勾勒出目标人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画像。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官员没有回覆置评请求。
根据对政府採购合同的分析，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藏区寺院的控制，花费了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来加强对僧尼的监视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藏族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在西藏自治区，310万人藏族人是当地的主要民族。而藏族文化名满天下，吸引了从北京富裕家庭的主妇到好莱坞明星的各色人等。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现代藏学研究项目创始人巴内特（Robert Barnett）称，藏族文化在中国国内颇具吸引力，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对西藏做法比对新疆更微妙的原因所在。他说，中国执政党还认为新疆更为暴力，部分原因是新疆地区曾经零星发生过反政府袭击事件。
藏区运动“留下的明显创伤较少，明显的残暴迹象也较少，”巴内特称，尽管相关行动“旨在通过极端力量达到与其在新疆的做法相类似的目的。”巴内特认为，中国政府在藏区的运动就像一台“蒸汽压路机在缓慢开动”。
长期以来，藏人一直受到中国政府零散的限制措施制约。多年来，中国政府已拘留了一些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并对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实施控制，比如限制18岁以下者参加宗教学习。
1951年，中共控制了西藏自治区，此举现被中国政府称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八年后，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Dalai Lama Tenzin Gyatso）在一次起义失败后逃到了印度。
中国政府认为这位现年86岁的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后者继续主张西藏地区实行自治。一旦他去世，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料将围绕他的继任者爆发一场衝突，中国领导人担心此事可能引发动乱。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没有回覆记者的置评请求。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媒体和政府声明重申政府有权指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去年8月，在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高层会议上，习近平要求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强调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人员和海外藏人表示，在习近平指示下，拘留范围已扩大到信奉藏民族身份认同和藏语的知识分子。
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在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之初，他们对这位新领导人持乐观态度，因为曾担任中国副总理的习近平的父亲曾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而现在，西藏流亡政府怀著“不安和忧虑”看待这位中国领导人的。
西藏流亡政府说，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期间，藏区已变得“极端安全化”，对流亡藏人“更加排斥和隔绝”。
海外藏人说，微信上的审查制度也阻碍了他们与国内藏人的沟通。
十多年前，青海地区族群领导发起要求用藏语讲授数学、科学等更多科目的主张取得成功。青海是达赖喇嘛的出生地。根据明尼苏达州的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收集的先前未报告的政府数据，先前的成功使得藏语授课教师的聘用人数不断增加，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但从那时起，对藏语授课教师的招聘几乎戛然而止。
根据他提供的数据，去年青海藏区发布了14个中小学藏语授课教师的职位空缺，相比五年前的516个急剧下降。
郑国恩说，以前藏语是藏区的主要教学语言，汉语是被作为一门外语教授的。他整理了12年的政府招聘广告。他表示，现在汉语是藏区的主要语言。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对藏传佛教施加影响，对其进行中国化，或确保藏传佛教遵守共产党的规则和理念。
一份2019年的文件详细说明了政府对佛教进行中国化的五年计划，其中要求加强对宗教活动的审查，引入国旗升旗仪式，并对宗教信徒进行有关社会主义、中国法律、宪法和习近平思想的教育。习近平思想是习近平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总结。
统战部负责拨付此类举措的大部分支出。根据政府合同，在四川省，统战部官员委託无人机调查和绘制寺院地图，并将居住在寺院的人员编入电子数据库，用三角形、星星和圆圈等图示来标注“爱国爱教人士”、“特别关注人员”或“一般关注人员”。
一些文件显示，四川的七个藏传佛教寺庙安装了180多个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系统。一个县城去年11月的一次招标描述了让僧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参加中国法律学习班的计划。这个县城一直被视作藏族激进主义的温床，发生过抗议学校普通话政策的事件。
对年轻人入寺的限制正在扩大。流亡僧侣和活动人士称，这些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在西藏自治区实施。
在青海藏族聚居的玉树地区，去年在网上公布的教育条例规定，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参加讲经班、学经班培养为宗教教职人员是违法行为。在中国，一些家庭将年龄低至六岁的孩子送去培养成为僧侣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共和县新寺，僧人们表示，由于这项政策，该寺200名虔诚的宗教人员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18岁及以下，这让他们对这间寺院的未来感到担忧。2019年，即政策实施的那一年，共和县政府的一条公告称，官员们“成功劝返”247名年轻僧人回到公立学校校园。
本月，人权倡导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报告称，去年秋季，西藏自治区四名僧侣因向尼泊尔一座寺院发去资讯和资金而受到秘密审判，并被判刑，刑期最长的达20年。
在藏区的行动尚没有达到在新疆那样的程度。在新疆，政府已经摧毁了数千座清真寺，藏区的寺院和庙宇继续吸引著信徒。3月下旬，中国游客在青海塔尔寺拍照留念，讲藏语的信徒们在三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跪拜鞠躬。
学校已成为习近平的一个中心战场，他敦促在教育活动中“要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中国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然而在今年1月，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指出，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自己的语言教学的地方立法与中国的宪法“不一致”；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中国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修建双语幼儿园，作为其在西藏自治区更广泛扶贫工作的一部分。一些藏民表示，尽管这些广泛努力已经令居民受益，但他们担心强调双语教育可能会使藏语边缘化；在以普通话为主导的经济中，藏语正丧失其吸引力。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中国研究员 Tashi Nyima 说：“西藏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Nyima 在2019年时曾採访过在拉萨市幼儿园上学的孩子的家长。
独立研究人员桑德斯（Kate Saunders）称，藏民经常反对中共为限制其文化所做的努力；她曾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倡导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工作过。
去年4月份，当四川省阿坝州的地方教育部门尝试在所有中学推行强制普通话教学时，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纷纷请愿反对这一政策，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一份政府规划文件显示，阿坝州教育局之前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90%的农村学校用普通话教学。知情人士说, 阿坝州的地方教育部门在抗议活动之后取消了中学推行强制普通话教学的要求。四川省政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Jia Luo 是今年年初离开中国、目前在加拿大的藏族学者，据 Jia Luo 援引自己以前学生的说法，自2017年以来，四川、甘肃、青海和西藏自治区的藏区教育局命令小学张贴中国领导人的海报，而不是藏族人物或文化画作。Jia Luo 之前的一些学生目前在这些地区担任校长。
流亡的西藏电影制片人和活动人士 Golog Jigme 称，政府也在寻求通过公立学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他表示，一个亲戚的孩子在吃学前班提供的水果和牛奶之前，被要求感谢共产党。
他说，政府削弱藏语教学的努力，是对“西藏文化和佛教的核心与灵魂”的攻击。
英文原文：China Targets Another Region in Ethnic Assimilation Campaign: Tibet
(原刊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