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推出的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生效仅几周后，中国便针对即将在加德满都举行的国际藏学研讨会，公然向尼泊尔施压。
这一迹象表明北京正将其跨国镇压行动扩展至学术话语领域，旨在将藏学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服务于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同化政策，同时压制那些挑战中共官方叙事的学术研究。
据媒体报道，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决定不以官方身份派遣研究人员参加定于8月23日至29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第17届国际藏学研究协会，此举旨在避免危及会议的顺利举行，并缓解中国对尼泊尔施加的压力。藏人行政中央最初计划派遣其智库西藏政策研究所的代表参会，但后来，得知中国官员向尼泊尔政府表达的关切后，做出了取消正式派代表参会的决定。
就国际藏学研究会，北京对加德满都施加压力
7月21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在会见尼泊尔外交秘书阿姆里特·巴哈杜尔·拉伊（Amrit Bahadur Rai）时，就涉嫌批评中国的言论，表达了中方的关切。《加德满都邮报》7月22日援引尼泊尔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称中国大使提出关切，指出“可能有人发表反华及支持西藏的言论”，并敦促尼方官员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尽管中方未提出正式外交抗议或书面取消要求，但这一交涉促使藏人行政中央研究人员取消了参会计划。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丹曲嘉措表示：“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超单一学术会议的范畴。北京方面正在建立一种机制，使外交手段、在境外实施的压制性国内法规以及由国家主导的学术研究相互强化。” 她还说：“新推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以及中国将藏学研究重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体的举措，旨在促进对藏人的强制同化的同时，重塑国际社会对西藏的认知。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必须认识到，这是北京旨在消除藏人的身份认同并扩大其跨国镇压行动的更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并且大家应该呼吁废除这项压制性法律。”
尼泊尔在西藏问题上的平衡之举
尼泊尔境内有规模可观的西藏难民社区，但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生活在该国北部与西藏接壤地区的尼泊尔公民与西藏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信仰是这些尼泊尔公民生活的核心。
与此同时，北京一直向尼泊尔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制止任何它认为和定性为“亲西藏”的活动，包括西藏文化和宗教仪式，甚至有了将剥夺信奉藏传佛教的尼泊尔公民的权利的势头。
因此，尽管这是一个独立学术会议，并且中国也要派代表参加，但北京对国际藏学研讨会的最新干预符合中国对尼泊尔施压以及企图控制所有有关西藏问题的国际讨论的更广泛模式。
在尼泊尔举行首次国际藏学会议
国际藏学研究协会（IATS）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学术协会，于1977年6月在苏黎世大学民族志博物馆举办第一届研讨会后，于1979年在牛津大学正式成立。该协会致力于促进西藏历史、宗教、语言学和艺术的研究。其研讨会一般每三年举办一次，被广泛认为是全球领先的藏学论坛。
2026年的研讨会将首次在尼泊尔举行，由加德满都大学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中心和该校然炯益西学院的佛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据《今日印度》报道，预计将有来自约39个国家的700多名学者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第17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约100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其成员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会议开幕式定在加德满都大学杜利克尔（Dhulikhel）校区举行，主要专题讨论会则将在加德满都的索尔蒂酒店（Hotel Soaltee）进行。
有报道说，中共指派统战部旗下的“藏学研究中心”参加这样的独立学术论坛，引法了各方的严重关切，因为该中心是奉中共之命，负责推动其强制同化议程的叙事。
这与北京方面的做法相一致，即利用藏学研究作为一种工具，来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增强政治合法性，并塑造有关西藏的全球叙事。
中国操纵藏学的试图
这种转变在上个月尤为明显：6月3日，中共高层官员和政府御用的藏学学者在北京纪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在此期间，他们将国家主导的研究定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工具。
发言者反复强调需要“影响涉藏事务”并提升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这凸显了藏学正被定位为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工具，而非独立学术研究的领域。
在座谈会上，统战部官员与体制内学者强调，藏学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肩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使命，这也是中国新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任务。这部于7月1日生效的新法规要求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企业及全社会共同促进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尽管此次周年纪念活动被标榜为学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它也凸显出，中国目前的涉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服务于强化官方叙事，并收紧中共政府对西藏形象呈现的管控。
北京举行的藏学研讨会反映了中共官方的论述框架
2023年8月14日举行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其主题为“藏学的繁荣发展与开放的西藏”，也体现了同样的趋势，这反映出中国利用学术平台为中共在西藏的施政方针寻求合法性。
“第七届北京藏学国际研讨会” 是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中共统战部旗下的机构联合主办的，表面上学术交流活动，但实际上其借学术探讨之名，掩盖了推动以党和国家为中心的叙事的真实意图。在开幕式上，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总干事陈宗荣的讲话称，他要求海内外藏学研究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学术平台，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这些措辞与中国共产党核心外交政策的宣传口径如出一辙。
在同一活动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阐述了国家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立场，指出认定达赖喇嘛是属于中国政府的权力，而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权力；他强调，宗教事务属于国家事务，其管理必须遵循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
因此，中国就 国际藏学会议向尼泊尔施加的压力，其意义已超出了针对潜在批评所表达的外交异议。
这体现了三股平行发展趋势的交汇：北京日益倾向于在海外针对任何涉藏议题施加影响力；藏学研究转变为党政意识形态的工具；以及通过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习近平的民族政策制度化。
鉴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63条针对被认定“破坏民族团结”的中国境外个人主张管辖权，且由中共政府主导的藏学研究日益肩负起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重任，北京正试图将其国内治理框架延伸至国际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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