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之前，还有西藏。 2012年至2016年在那里测试过的镇压政策，随后被用到了中国西北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身上：整个城市被监控摄像头覆盖，社区派出所密布，要求居民互相举报。
现在，这个过程也在反过来进行。新疆的强制劳动计划——包括在集中性职业设施里对农牧民进行强制性培训，并把他们分配到国家指定的工作岗位上，其中有些非常遥远——正在西藏实施。 （但没有拘禁营。）
你可以称之为强制同化的反馈循环。这无疑是北京压制文化和民族差异的大规模残酷运动的证据——不仅仅是在西藏和新疆发生。
为了本周发表的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我分析了100多份西藏当局的政策文件记录和官方媒体的报导。照片里，藏人身着迷彩服接受培训。官方文件概述了北京如何在那里推出类似新疆的军事化劳动计划：西藏的农牧民被集中起来，接受军事化课程，并被教授工作纪律，要「感恩」中国共产党，以及学习汉语技能。
官方文件显示，今年前7个月里，有超过50万劳工在这项政策下接受了培训。
路透社证实了这些发现，并披露了更多相关文件。 （中国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包括在西藏招募强迫劳工。）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当局面临的一个特殊挑战。该地区距离北京遥远，因与印度共享漫长边界，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文化也截然不同，许多藏人忠于达赖喇嘛，后者同时象征着宗教和政治权力——在印度有一个流亡政府——这在中共看来构成了双重威胁。
中国政府称之为西藏自治区的人民——约有350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农牧民，分布在广阔的喜马拉雅高原上——数十年来一直在抵抗侵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多年来对文化和宗教自由的严格限制，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前几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暴乱。
据报导，自2011年以来，发生了超过150起自焚抗议活动。 （在西藏巡逻的中国军队都会携带灭火器，作为防暴装备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现年85岁，北京的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影响他的继任者，例如，坚持佛教转世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这是北京对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加强实施国家控制的诸多方式之一。
与新疆一样，西藏名义上是自治区，但在2019年，西藏政府要求所有牧民和农民接受某些政府文件所谓的“军旅式”职业技能培训，然后被分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例如制造业或服务业。
我看过的一些报告，包括西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都声称藏族宗教培养了“落后思想”。昌都市声称已经“开展了农牧区的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克服藏人所谓的“组织纪律性不强”的问题。
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2019-20年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行动方案》，军事演习式的技能培训，加上政府所谓的「思想教育」，据信将迫使藏人自愿参加国家规定的扶贫工作。
截至今年，西藏的就业计划已明确包括将西藏劳动力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并为各地设定了目标任务。未能达成的地方官员将受到处罚。
该行动方案还指出，应「鼓励」藏人将土地和畜群移交给大型国有合作组织，成为他们的合伙人。一家官方媒体在7月下旬报导了扶贫工作的进展，称该计划旨在让藏人「放下鞭子、走出牧场、进入市场」。
成为雇佣劳力，意味着藏人要放弃放牧和耕种，脱离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神圣的土地。而这就是政策的目的所在。
该计划的许多主要特点和目标与新疆的方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他旨在将西藏文化边缘化的措施也很类似。
例如，北京近年来大幅加快了减少藏语教学的努力，包括在西藏以外的地区。
2015年底，来自青海省偏远游牧地区玉树的藏族人扎西文色试图起诉当地政府削减藏语教育。 2018年，他因“煽动分裂国家”被判处5年徒刑。
我查看了玉树官方招聘教师岗位的通知，发现2014年至2019年，藏语和藏语教学科目的岗位招聘广告数量下降了90%。
2010年至2018年，青海其他藏区招收的藏语教学科目的教师数量与汉语教学科目教师数量相同。但在2019年和今年至今，这些地区招聘的汉语教学岗位是藏语教学岗位的三倍多。中国其他藏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如四川省的阿坝州。
藏传佛教也受到打击。 2019年春，拉萨市长声称，前一年“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天数和参加活动的人数都减少到10%以下”。去年秋天，北京开始禁止前政府官员在圣地进行转经的宗教活动。
西藏昌都地区政府2017年宣布计划在主要佛教寺庙建立影片监控系统，又斥资2.75亿元（超过4000万美元） 购买了一套云计算系统，主要是实现他们所谓的“智能化寺庙管理”——这是全面数字监控的委婉说法。
这种策略由来已久。
早在1989年，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就撰文指出，经过长期的“大混杂、大融合”，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终会融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中华民族。在费孝通看来，汉族是这场融合的中心，因为他们是优势文化，而所谓落后的少数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被其同化。
中国政府采纳了费孝通的看法，并一度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启动西部大开发，为中国西部地区带去了基础设施和大量汉人。当地少数民族只要愿意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就能从新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中获益。
这遭到了很多抵制。少数民族身份的地方表达形式蓬勃发展。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蜂拥到学校，学习自己的语言，保持本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
在2019年秋天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了费孝通的民族融合愿景。但北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已经改变。
忘掉由经济激励促成的有机、自愿的同化吧；如今，少数民族，尤其是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正被迫服从国家的干预性微观管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拥有精良的监控系统、详细的数据库和严密的社会控制形式。
如今，作为习近平的重点项目，「扶贫」成了一种掩护，不仅能够重塑人们的生计，还在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文化和家庭。
在新疆和西藏，政府官员正在深入民宅。他们与住户结成对子，被分配到住户家中，与他们一同工作、吃饭、睡觉。
每个藏人都有一份详细的档案，显示他们的收入、就业状况，以及经国家批准的针对性解决方案。被送到工作场所劳动的藏人往往远离自己的家庭和宗教场所，更容易控制。他们留下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长大。
这些政策的目的很明确，利害关系也很明确，目标群体正试图反击。中央政府最近在内蒙古用汉语取代蒙语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在当地引发了强烈抗议。
在费孝通看来，民族融合将会缓慢而自然地发生。这已经失败了。在习近平看来，少数民族的同化必须由国家强制推行。这也将会失败。
2020年9月25日
作者/郑国恩(Adrian Zenz)是华盛顿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來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