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14年认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先生。当年香港朋友举办系列关于西藏问题的讲座，刘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讲者，但因为参加的是不同的讲座，彼此未见面，但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在该年4月写了一封信给我，与我讨论西藏问题，信寄到了湾仔的开放杂志社地址，但我已有两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杂志社，直到该年12月，开放杂志停刊，办公室要腾空退租，我回杂志社收拾东西，才发现刘教授的来信，而这时退休的刘教授在7月与太太已离开香港定居美国。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国的电话，我们才开始电邮联络。
他告诉我，他个人独自研究西藏历史已好多年，很希望与同道的朋友磋商讨论。并随电邮寄来他的一些研究论文。说实话，我对西藏历史认识非常肤浅，完全不是刘教授的讨论对手，于是将他的论文转寄给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刘汉城教授本身的学术专业是管理科学，退休前为城市大学管理科学讲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刘教授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兴趣，闲暇空余时间就埋首于中国浩瀚史料读得不亦乐乎。而刘教授会关注到西藏历史，据他自己说，源于20多年前一次与一个英国人争论西藏问题。刘教授是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当时他同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从小被灌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扭曲历史观，并对此深信不疑。当时他无法说服这个英国人，于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证据。结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觉得所谓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之说根本就是一套谎言。2012年退休后，他开始一心一意皓首穷经于中国庞大的史料中，查询西藏历史真相，并决心将他的研究公诸于世。
2016年4月我和刘汉城教授均受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汉藏友好会议。刘教授在会上做了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专题报导。这一演讲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他对中国元明清时代有关西藏历史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史料证据如此之雄辩无碍，我犹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献学课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引用中国史料所作的论述，有些连这些藏人也是闻所未闻的。
在刘教授的专题演讲中，刘教授尖锐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无稽谬说。他指出，中共最先称，西藏成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说太过荒诞，中共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后来不得不将这个“自古”的时间点修正到元朝。他说，其实自元到民国，西藏从来未被中国真正统治过，但基于时间所限，在这次演讲中，他主要谈明朝时期。
刘教授首先批评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明朝地图将西藏纳入明朝版图毫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作依据，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现实来改写历史真实的恶劣例子。他说，明朝时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书《敕修大明一统志》，明英宗作序，声称是要宣示“我国家一统之盛”，但却没有把西藏纳入其统辖之中，而是将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夷名单，附于《大明一统志》的明帝国版图《大明一统之图》也显示，西藏的标注是在明帝国大一统的版图之外，刘教授在会议上出示了这份地图。刘教授问道，如果连明朝皇帝本人都没有将西藏视为自己统治之地，后人又如何能够将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图之中？
在刘教授对明史文献的广征博引中，还提到了明朝时期的一些称之为类书的民间通俗百科全书类的书籍，其记录的明朝行政区，全部都没有包括西藏在内，他特别以类书《万用正宗不求人》为例。会后我们聊天，刘教授还谈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签认证，以及清朝驻藏大臣等历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驳倒中国官方及其御用学者的说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刘汉城教授对西藏和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记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访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诉我说，他们不追求西藏独立，但他们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样的中共历史观，因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不能因为迁就现实而扭曲真相。
但要说明真相就需史料来证明。有关历史真相的论述，中共和藏人现是各说各话。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传统更多专注于精神和心灵层面，历史记载比较薄弱，相比于最重视历史，有两千多年写史传统，史书史料数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汉民族，无疑是比较吃亏的。再加上语言的隔阂，藏人要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驳中共之论述，难度也很大。而在中国境内，有关西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无法突破的禁区，有实力的西藏历史研究者却被绑手绑脚，无法讲出真相，敢于讲出真相的会受到打压和迫害。中国著名的藏人学者降边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赵紫阳执政时候）曾写了一本十世班禅喇嘛的传记，因为披露了中共占领西藏后的一些历史真相，此书在六四之后随即被禁。
当然西方藏学家没有这样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艰涩的古代中文史料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很大的难关。
但所有以上的困难，对于刘汉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精通中英文，还懂德语，并熟悉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学术自由，而且敢于面对真相，不受大中华意识形态束缚。以上种种，让他在西藏历史研究中能脱颖而出，开拓出一片新的空间。而他的研究特点是用中国自己的史料来反驳中国政府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伪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刘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写成一本800页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是分析明清两朝史料。而他对唐、元两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研究，将会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于众。
在这部巨著中，刘教授广征博引，几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权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档案、士大夫学者的历史地理著作、民间通俗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以及西方的有关史料等。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之广泛，如明清两朝的历史地理、典章官职制度、行政体制、人口统计、土地和户口政策、学政科举、税赋、法制、对外关系、朝贡制度等。而他由这些广泛资料的分析所得结论只有一个：西藏并非明清两朝的领土。
有关明朝部分，刘教授所引述的文献有明代出版的14种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过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统志》，我在这里再简单转述刘教授提到的其中几例资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后的嘉靖年间，明状元罗洪先所著的地图集《广舆图》，受到后世很高评价，但这部被现代学者誉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明代地图集所称的明帝国版图只“西至嘉峪”，即是说，明帝国西部国界到今天的甘肃嘉峪关即止，而嘉峪关离西藏东部边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朝，进士陈组绶所著《皇明职方地图》，西藏仍未在明帝国版图中。
甚至明之后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间地理舆志之类，也没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如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图》和《肇域记》所记载明代地理，国内领土并无西藏。而刘教授查阅了明代流行的十几本通俗类书，均未将西藏列入国内行政区，而是将西藏或列入与日本、高丽、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国家相类的外国、外夷或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刘教授通过这些历史地理史料，以及有关明朝的封赠、朝贡、户口记录、征税和执法等历史记载，得出的结论是，明帝国不止是对西藏没有主权，而且也毫无主权要求的野心。所谓明帝国的在藏主权，是400年后的中共强行追加给明帝国的。可以说，即或原怀疑者，读了刘教授这本书，也会不得不承认明代时西藏不属中国可说是定论。
但刘教授说，清朝比较复杂，因为清帝国有一些人在某段时间曾宣示西藏属于清朝或说过想把西藏纳入清朝的话，即清朝有明朝没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历史文献中，有把西藏纳入清帝国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记载并未能真实反映清藏之间的关系，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刘教授认为，所谓对西藏的主权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但此时清廷对西藏还无领土野心。其野心是始于乾隆皇帝，这位痴迷于对外武力扩张，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对西藏的野心扩张经过瞻对战事的闹剧般的失败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惨胜而仅止于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区，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划到清帝国版图的文献是在清嘉庆朝钦定官修的《大清会典？嘉庆》中的《皇舆全图》，而这时已是清朝中叶，离满洲人入关，建立中原政权已160年有余。
刘教授列表以出版时间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种权威典籍中，在《嘉庆会典》之前的10种清朝典籍，包括《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大清一统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对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庆会典》虽然把西藏划入大清版图，但对西藏主权的归属界定仍然很模糊，该典籍在有关入贡互市的外国记述中，又把西藏列入与西天（今印度）、暹罗（今泰国）、苏禄（在今菲律宾）并列的“外夷各国”。而且《嘉庆会典》有关清帝国的户口和赋税记录，也没有西藏的资料。刘教授认为，其实西藏对于清政府就是外国，大笔一挥把西藏划入清帝国版图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还蒙在鼓中。但这幅地图就成了中共主张清一朝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铁证之一，谭其骧的历史地图集的清朝版图即声明以此图为据。但讽刺的是，随后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圣武记》又把西藏归类到蒙古、俄国、尼泊尔、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后光绪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为“朝贡诸国”，将西藏、与苏禄、荷兰、缅甸、葡萄牙、义大利、英国等归入同一类。甚至民国时清朝遗老、大清主义者赵尔巽的《清史稿》对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确认知，有时归类为中国各省范围，有时又列入藩部，甚至还有“西藏盖为中英两属国”之记述。刘教授认为，这些记述的内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国自嘉庆开始声称对西藏的主权实际只是自说自话。
中共及其御用学者说，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贡，所以是臣属于清帝国。刘教授指出，清廷记载的朝贡国非常之广泛。在清廷的历史记载中，几乎任何国家来使，都说成是来向清廷朝贡。《嘉庆会典》中提到的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荷兰、西洋诸国（包括葡萄牙、义大利）。再如英使马噶尔尼于乾隆58年访华，民国成书的《清史稿》仍然说是“英吉利贡船”，“英吉利贡使”。
至于中共御用文人以驻藏大臣作为清廷在藏主权的证明，刘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驳。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开始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刘教授指出，驻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总督，而是派到西藏这个外国的外交使节，与清廷派往国外的“驻英大臣”、“驻美大臣”，或外国的“驻华大臣”类似。甚至清廷文书有时也会称驻藏大臣是“藏使”。刘教授还指出清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体制，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部门。但不论中国如何解释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质，但清朝政府未能实际拥有西藏主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刘教授在他这本著作中，探讨了清代在人口统计、户籍制度、邮政、货币发行、赋税、科举、衣冠发饰，以及国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国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实际执行的情况，其结论都是否定的，均证明清廷未能对西藏实行其任何一项国家职能。比如，据清末光绪颁布的《大清会典》，清廷对全国实行的税赋有地赋、丁赋和杂赋三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则以贡代赋，如贵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区，但无论是赋还是贡，都没有西藏噶厦政府的记录。再如学政体系，作为清帝国臣民的权利之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除汉地和八旗，云南、贵州等边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参加科举的学额，也独缺少了西藏。
刘教授指，清廷未能统治西藏，但在其文献和公文中有时却将西藏视为其属地，实际西藏只不过是清帝国想染指但却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绪32年（1906年）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张荫棠于次年上奏给朝廷的电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为殖民地，电文说“藏属地广民稀，矿产丰富，他日当可资为殖民地。”“中国之治西藏，当如英之治印度。”
有关乾隆朝于1793年规定的选择达赖喇嘛灵童的金瓶掣签制度，刘教授引用大量资料证实，这只是清廷伪造对西藏有主权的自我欺骗手法。1793年后西藏一共产生了6位达赖喇嘛，但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完全配合遵守过清廷的掣签要求和仪礼，有好几位甚至完全未经过掣签，对此清廷并没有要求严格执行的权力。相反，驻藏大臣还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于掣签，显然是无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场免于掣签的假戏。基本上，唯一可证实的是清廷送了个金瓶到西藏，至于是否以此金瓶来掣签以认证达赖喇嘛，清廷对此可以说是悉听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刘教授还以资料为证，揭露其中两全，即两平廓尔喀（尼泊尔）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伪造清军参战并获胜利的假消息，而且作伪内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尔入侵西藏，参战的只有尼泊尔和西藏两方，最后藏人不敌，答应巨额赔款后，获胜的尼泊尔军队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参战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几位藏使却报告朝廷说尼泊尔是因为被清军击败而退军，还称尼泊尔向清廷入贡和接受清廷的册封，并伪造尼泊尔降书。乾隆即以此作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馆”编撰《钦定巴勒布纪略》，还称巴勒布（即廓尔喀）为清番属。直到22年后尼泊尔大军第二次来犯，这个骗局才被揭破，当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闻讯后跳水自杀。但因事过年久，乾隆这个第9大武功记录并未被消掉，仍然留载史册，欺骗后人。
刘教授书中还提到了乾隆时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区新龙县的瞻对藏人部落发动战争，清军将领因打不赢，假造战果欺骗朝廷，但因为骗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对瞻对的战争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终清一朝始终无法征服这个地区。
走笔至此，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个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发现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两大武功，即所谓两次平定（实际应该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战也完全是吹牛皮，夸大战功。地处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大小金川，当时人口仅4万，兵力仅几千，大清帝国两次征伐，共出动大军30万，征用民夫47万，耗资1亿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3年的国库收入），耗时近10年，竟损兵折将，死伤数万，结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惨胜。典型的胜之不武，乾隆以此夸耀为不世武功，简直是恬不知耻。
乾隆平定金川之艰难，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与川藏地理环境十分险要有关。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气稀薄，崇山峻岭，激流峡谷，道道山口都高达4000公尺以上。当时清军要进军金川，比走李白所谓“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难上加难，而且除了地理天险，八旗清军和汉人绿营军还需面临高原反应的生理天险。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主要是两个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万年历史的藏人（科学家在西藏高原发现1万年前的人类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生态的生理机能是不同的，甚至刚刚相反。
BBC一篇报导说，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满了红细胞和能够输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当空气变得稀薄，人的血液就会变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够向身体各处细胞运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学家发现藏人的血红蛋白则低到惊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会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学家认为这会减少血管受损和心脏的负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会患一种慢性高山病，这是一种因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损和心脏负荷过重所致的一种疾病，但藏人不会。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适合高海拔生活的人类。我们汉人上到高原，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应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会增加，以适应高海拔。这即是说，我们汉人到高海拔地区，即使一时没有很强的高原反应，但生活久了，也会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医学发达之前的前现代时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无法征服，也无法统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两战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后历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头，但他们对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签，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游戏来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时候的清藏关系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档案记录中摘取清廷自称对西藏有主权的记述，而应该像刘教授那样对历史资料作全面认真的考证分析，这样才能釐清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刘教授这部著作还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学者是如何明目张胆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强行将《西藏志》、《圣武记》中记载无误的“百姓”一词篡改成“农奴”一词，以此来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农奴制度伪史。
我期待刘教授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
（来源：越界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