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不能用‘达赖’这个简称称呼法王，这很不礼貌，也很伤害我们藏人的感情。”前往达兰萨拉之前，我与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见面，想问问他达兰萨拉的现况，提到藏人的精神领袖，他很郑重提醒我。
札西慈仁，第二代流亡藏人，1998年来台，直到2004年才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目前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许多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是，每年3月10日都要在西藏抗暴纪念游行中呼吁台湾社会关注西藏议题，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到日本时，高喊“Free Tibet”冲进圣火传递队中被日本警方逮补。
“为什么呢？”我问。
“主要是中共每次提到法王，都要说‘分裂份子达赖’、‘达赖集团’，这很不尊重，我们很不喜欢。”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呢？”
“妳要说‘达赖喇嘛’，如果妳能称呼法王‘达赖喇嘛尊者’就更好了。”
在关于称呼的简短谈话里，我发现，藏人们普遍用“法王”或“尊者”来称呼他们敬爱的达赖喇嘛，用“中共”来称呼中国，表示他们的排斥与不认同。
几次与在台藏人接触，无论他们的性格或腼腆或外放，普遍都有着一种安适，没有印象中流亡民族具有的深刻悲情。
“我认识的藏人好像都满乐天的，是我的样本数太少吗？”在与一位到台湾学习中文的年轻藏人访谈中，我提出这个疑问。
“反正，我们都已经流亡啦，还有什么可以害怕或可以失去的呢？再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达赖喇嘛。”这样的回答，充分反映了乐天精神与对达赖喇嘛的依赖。
“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在藏人社会中的深刻影响力是无庸置疑的。然而，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推崇他？带着这个疑问，我到了达兰萨拉。
先从几张照片，看看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曲札嘉措来自青海，年少时与同伴翻过喜马拉雅山辗转到了达兰萨拉，目前是民间组织「国际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组织”副会长。
“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1974年提出的主张，主要精神是，藏中和谈时不追求政治独立，而是争取名符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
先不谈“中间道路」的内容以及藏人社会的反应，让我讶异的是，偶然中看到曲札嘉措的手机桌布是达赖喇嘛的法相。是的，在藏人社会中，提到达赖喇嘛的照片，都以法相来尊称。
“你的手机桌布居然是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就是我们的全部。”曲扎嘉措温和的语气中，有种丝毫没有迟疑的肯定。
“我想问一个有点不礼貌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尊者不在了呢？”我迟疑地问出这个在藏人社会里有些不敬的问题。
过去，“达赖喇嘛离世”这个问题，在藏人社会中几乎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讨论的问题，但随着尊者年纪渐长，已经逐渐无法回避。不过在与藏人讨论这个问题时，最好还是先致个歉。
“如果尊者不在了，我就回青海去，回青海做西藏运动。”手机里存了各种尊者法相的曲扎嘉措说。
潘多丹增是我们这一次的翻译，打开她的钱包，里头放的照片是达赖喇嘛的法相。
潘多丹增曾经是中国重点栽培的藏人，她当年的同学，有许多都是目前中国藏区的干部。她在2013年出走中国，流亡印度。
“妳当初为何要离开中国？原本妳可以有大好前程。”我问。
“主要是2008年那一次的镇压，让我受不了，太野蛮了。”
2008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请愿活动最后演变为武力镇压，被逮捕、失踪的藏人不计其数，藏人社群里流传出各种受迫害的消息。
“我们老家那边有年轻人被抓走，放回来后，臀部的肉都被割下来了。”讲起这些讯息，潘多眼里泪光闪烁。
在那年，潘多有了出走的念头，也开始她这一生茹素的饮食。
“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只要尊者在达兰萨拉，我就会在达兰萨拉。”
在达兰萨拉，有“白色星期三”的活动，这一天，藏人们要穿藏服、吃藏菜、说藏语。这个活动由中国境内的藏地传出，是一个保存自己文化的不合作运动，到了达兰萨拉被正式且全面推行。
“为什么是星期三？”
“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出生那天是星期三。”藏人说。
“有些藏人甚至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在金猪年出生。」藏人说。
达赖喇嘛在藏人生活中无所不在，这些景象，在在证明达赖喇嘛在藏人社会中的地位，然而却无法解答我「为何藏人如此尊崇达赖喇嘛？”的疑问。
“在西藏，活佛很多，到处都是活佛，可是不见得每一个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活佛这一世在这世间的修为，他做了什么。”在一次闲聊中，潘多告诉我关于西藏活佛的事情。
“那达赖喇嘛呢？尊者做了什么？”
“尊者很伟大的。妳看，他十几岁就亲政了，当时西藏内外情势很糟，可是他十几岁这么年轻就扛下西藏的责任，甚至在流亡期间带领藏人，给我们希望，教导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糟糕的事情。”
我想起到达兰萨拉的第一天，一个印度妈妈(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带着稚龄的女儿(不确定是不是租的)，跟着我从街头走到街尾，一路说着“不用给钱，只要食物，宝宝饿了。”
其后，我在达兰萨拉街头，碰上不同的乞讨者，这些乞讨者，都是印度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向人乞讨，然而没有一个在别人土地上流亡的藏人，向人伸手。
“我们藏人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我们会想办法自力更生，如果我们有族人面临困难，我们也会帮助他，不让他向人伸手。”在访问当地一个民间组织时，受访的藏人回答我关于“藏人不向人乞讨”的疑问。
我想起所读的资料中，流亡之初，达赖喇嘛除了带领藏人建设公路、开垦荒地，更带领藏人设立学校。
“那是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虽然流亡印度，可是我们没有依赖别人，我们自己修路、垦地，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还帮印度政府打仗。”对于藏人在别人的土地上如何有尊严的生活，札西慈仁这么说。
“流亡政府最伟大的两个成就，一个是建立了民主的体制，一个是保存了西藏文化。”受访的学者这么评价。
1962年达赖喇嘛宣布第一部西藏民主宪法，奠定其后流亡政府民主基础。
藏人行政中央位于上达兰萨拉与下达兰萨拉之间，藏人们直接称呼政府，有最高司法机构、人民议会以及最高行政机构噶厦(内阁)，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体。议会的议员及最高行政首长，目前均由直接民选产生。
图书馆、藏医院、罗布林卡等机构除了保存大量西藏文物，更透过各种方式希望保存西藏的文化精神与传承。
而无论是民主体制的确立或是西藏文化的保存，都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其间推动的身影。
“不见得每一个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活佛这一世在这世间的修为，他做了什么。”
如果藏人是如此看待活佛，带领一个流亡的民族，在别人的土地上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即使辛苦依然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让国际社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个流亡民族。这些作为，如何不令人心服。
信仰也许无法被理性归因，然而我在藏人社会以及生活中，看到达赖喇嘛做了什么。
对于“为何藏人如此尊崇达赖喇嘛？”潘多解答了我的疑问，我也终于承认，因为有达赖喇嘛，藏人真是一个幸运的民族。
2019年4月10日
（来源：《独立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