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以及在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等省份中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管中国的西藏政策。正如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一样，汉族共产党员占据了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区党政军和警察中压倒性多数的高层领导职务。掌握最高权力的机构是北京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由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中都没有藏族成员。
文职官员通常能够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包括失踪、当局的酷刑、对包括政治犯在内的人任意拘留、政府剥夺言论、宗教、结社、集会和迁徙等自由。
青藏高原各地的很多社区仍有大量的人民武装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队驻扎，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藏区，压制在全年都很严重，但在敏感的政治及宗教纪念日和活动前后更加突出。据报道，在一些藏族地区，藏人在抗议政府或企业行动或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后被当局拘押。政府严格管控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之外某些重要藏区的信息。中国政府骚扰或拘留了那些与外国记者交谈、试图向国外人士提供信息或通过手机、电子邮件、互联网传播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或表达不满的藏人，并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当局内部的纪律处罚程序缺乏透明度。对于根据中国法律和法规，行为被界定为滥用职权的安全人员或其他当局人员，没有公开信息表明高层官员是否惩处了这些人。
没有关于中国政府或其工作人员任意或法外杀人的报道，没有关于官方对之前发生的杀戮事件的责任者进行调查或惩处的报道。
失踪
当局在西藏地区继续对藏人实施任意的无限期拘押。
藏传佛教格鲁派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人物——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仍然不明。他和他的父母在1995年被中国当局带走，当年他仅仅6岁，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酷刑以及其他残酷、野蛮和有辱人格的遭遇和处罚
据可靠消息来源，警察和监狱当局对一些在押者和囚犯使用了酷刑和侮辱性手段。本年度有报道指出，一些藏人在他们被监禁或以其他方式关押期间遭受中国官员毒打。过去，这种殴打曾经致人死亡。
1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2016年12月，警方拘留了甘肃省赣南藏区玛曲县的藏族医生洛桑克珠。警方怀疑他将藏人扎西热丹的自焚照片和视频剪辑发送给国际媒体。该报道指出，警方在洛桑克珠被拘留期间对他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审讯、酷刑、殴打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3月22日，西藏评论网站报道，公安人员和地方警察殴打和折磨了约10名藏族农民自玛坚赞（又称沛杰）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的亲属，他们在自玛坚赞3月18日自焚之后查询他的情况。警方在殴打了这10名亲属后，强迫他们整夜站立，导致他们的腿和脊椎剧烈疼痛。他们所在乡镇的官员不得不写信担保他们今后会有良好的表现，当局才将他们释放。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由于遭受身体虐待且卫生条件和医疗保健不足，导致监狱和拘押中心条件恶劣，可能会危及囚禁者的生命。
有报道说，近期获释的一些人员由于在押期间受到严酷虐待而导致终身残疾或健康状况极差（见以下分节“政治犯和被拘押者”）。一些已出狱的人员报告说，他们曾被单独关押在狭小的单人牢房达数月之久，缺乏睡眠和阳光，也没有充足的食物。据在本年内刑满释放的人员称，除非在押人员生了重病，否则他们很少得到医治。许多被拘留者和被监禁者被拒绝探望。根据当地提供的信息，当局在2008年拘捕了哲蚌寺著名的经师贡觉尼玛，因为他是拉萨地区抗议活动的“罪魁祸首”和主要发起人。据报道，贡觉尼玛被判处20年徒刑，但政府不允许他的家人去监狱探望他。他的下落仍然不明。
任意逮捕或拘押
任意逮捕和拘押是一大问题。法律要求公安机关在将人员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家属或雇主，但当藏人或其他人因政治原因被拘留时，公安机关很少这样做。在中国，警方如持有拘留证，可在未将当事人正式逮捕或提出起诉的情况下合法拘押最多37天。37天后，警方必须要么正式逮捕在押者，要么将其释放。警方常常违反这些法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藏人被关押在不受司法审查的各类拘押设施中。
据位于印度的《国际西藏邮报》报道，1月，中国安保人员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藏族青年索南扎西，因他公开主张西藏自由、呼吁达赖喇嘛尊者重返西藏。索南扎西被捕后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依然不明。
3月21日，故乡网站（Phayul.com）报道，来自阿坝州甲洛乡的一位两个孩子的藏族母亲杜贝因高喊“达赖喇嘛万岁”和“西藏自由”等口号而被捕。她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依然不明。
拒绝给予公正、公开的审判
无论就条文或执行而言，被拘押或监禁的藏人均无法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 中国的囚犯有权要求与政府指定的律师会面，但实际上很多藏族被告，特别是因政治原因被起诉的被告，仍无法获得法律代理服务。在当局声称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分裂主义”的案件中，审判程序往往是草率和不公开的。当地信息来源指出，审判绝大多数以汉语进行，政府译员为不会讲汉语的藏族被告提供语言服务。但法院裁决、公告和其他司法文件通常不会以藏文发表。
审判程序
西藏自治区最高人民法院在年度工作报告中称，其最高政治任务是通过对煽动抗议、宣扬分裂和支持“境外敌对势力”的人判罪等方式来严厉打击分裂主义和制裁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的追随者，维护社会稳定。报告还指出，法院优先考虑“政治方向”，包括对核心政党领导层的绝对忠诚。
今年5月，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宣布决定聘请自治区外的中国司法人员，对新入职人员的要求包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打击该地区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项常规，安全部队要求那些被称为“特别在押犯罪人员”的政治囚犯和被拘押者参加“政治再教育”学习班。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数量不详的藏人因其政治或宗教活动而被拘押、逮捕和判刑。当局将很多犯人关押在司法程序之外的拘押设施，从不允许他们公开出庭。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政治犯数据库的信息显示，截至10月1日，共有507名藏人因政治原因在狱中服刑或被关押，其中多数人关押在藏区。观察人士认为，藏人政治犯和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实际人数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但由于无法接触政治犯和监狱系统以及缺乏可靠的官方统计，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数目不详的人仍被关押在拘留所中，而不是监狱。在143宗已知的案件判决中，犯人的刑期从2年到无期徒刑不等，在这143名已知刑期的人中有68人是僧侣、尼姑或藏传佛教的转世经师。
西藏流亡者和其他观察家相信，中国当局释放了一些健康状况欠佳的西藏政治犯以避免他们在监禁中死亡。5月1日，当局释放了甘肃省藏族地区马丘县的一名西藏男子江白，他已经服刑8年。2008年，江白因在政府机关前带头抗议而被判刑13年。许多人猜测，当局提前释放江白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堪忧。据报，他在监狱中饱受酷刑，头部和腿部受伤，这导致他无法正常行走。
据当地多位人士透露，甘肃省拉卜楞寺的僧人久美嘉措由于健康状况堪忧而于2016年10月被当局从监狱释放。据报道，他获准在中国境内自由出行以便接受治疗，他在监禁期间遭受严重的虐待和殴打。
藏人自焚
据报道本年度共有五起藏人自焚，包括一名西藏僧人和三名非宗教人士。自2009年以来，已有145人自焚，自焚人数每年在减少，从2012年的83人降至2015年的7人，2016年则有3人。当地人士报告称，自焚数量下降的原因是当局加强了安全措施并对自焚者亲友施加连坐式惩罚，以及达赖喇嘛公开请求追随者们寻找其他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藏区的中国政府官员停止向自焚者的家人提供社会福利，并且命令朋友和寺庙人员不得参加自焚者的葬礼或追思活动。据自由亚洲电台4月15日的报道，安全官员至少拘捕了5名藏人，其中3人遭到毒打，因为他们获取了当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的藏人旺楚次丹的手机。
据报道，自焚者认为其行为是对政府的政治和宗教压迫的抗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2012年联合颁布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将涉及自焚的多种行为定为犯罪，包括“组织、策划、煽动、胁迫、引诱、教唆以及帮助他人自焚”，对其中任何一项行为均可以“故意杀人罪”提出指控。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局对一名5月2日在博拉乡抗议“北京在西藏地区的统治”而自焚的16岁学生恰多嘉的家庭强力施压，恰多嘉自焚时高呼“西藏自由”“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当局阻止恰多嘉的家人为他举行度亡活动，并阻止亲友来访。 据当地知情人报告，6月份，当局强令恰多嘉的家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并威胁如果违抗命令，将中止该家庭的社会福利待遇。
任意或非法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自201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加强了对追随达赖喇嘛、秘密持有宗教信仰、去印度朝圣以及把子女送出去跟随流亡藏人学习的中共党员的惩罚。当局继续监视私人通信，并搜查住宅和企业，以发现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在政治上被禁止的其他物品。警察还检查西藏自治区居民的手机，看是否有来自印度的“反动音乐”和达赖喇嘛的照片。当局还盘问和拘押了一些在互联网上传播文章和照片的个人。
自2016年11月以来，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开始严格实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实名认证体系，并且开展打击“藏独”反宣品专项清查行动，推进党媒入户，反对那些支持达赖喇嘛的人。
当局继续推行“网格化管理系统”（也称为“双链家庭管理系统”）的管控。网格化管理系统包括将家庭和机构分为网格单位，以便相互监视社会问题并向政府报告违规行为。虽然该系统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但它更便于打击那些“极端份子”和“分裂份子”。
位于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8月报道，来自西藏昌都市察雅县的强巴曲嘉被任意拘留、审讯，并遭受殴打，因为他用手机与在印度的亲戚联系。
据报道，四川省甘孜自治州石渠县的一名西藏男子更敦因在其微信账号中存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和已被当局取缔的西藏国旗而遭到拘捕和严厉殴打。
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
表达自由：与外国人或外国记者交谈、试图向境外人士提供信息或通过手机、电子邮件或互联网传播有关抗议的信息或表达其他不满的藏人都会以“破坏社会稳定和制造分裂罪”受到骚扰或拘禁。本年度，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区当局试图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媒体的控制，处罚那些“制造和散布谣言”的人，这是一个定义模糊的罪名。
扎西文色在2016年被指控为“煽动分裂主义”后，未经审判仍被继续关押。如果被判有罪，他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出版和媒体自由：外国记者只有从政府获得特别旅行许可后才能前往西藏自治区，而且许可证申请很少获得批准。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年度报告称，“对外国记者来说从西藏进行报道仍然是被禁止的”。同一份报告还指出，许多外国记者被告知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进行报道也是“受限制或被禁止的”。
政府对供职于国内媒体的记者严加控制，并可根据其政治可靠程度的评估而聘用或解雇他们。5月，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发布了一份招聘通知，其中一项入职要求是“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共宣传机关仍然负责西藏自治区地方记者的资格认证，并要求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记者表现出“对党和祖国的忠诚”。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在西藏自治区记者协会中兼任重要职务，记者协会是一个国家控制的专业协会，地方记者都必须参加。
暴力与骚扰：中国政府以“煽动分裂”罪名逮捕了许多西藏作家、知识分子和歌手并将他们判刑。许多著名的政治作家，包括尕让云巴、格桑辛巴、布旦、扎西热丹、阿里克•卓玛嘉和岗吉•志巴加都报告说，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即他们从监狱被释放后，安全官员密切地监视他们。此外，他们被禁止出版作品，不能获得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如公共服务工作、银行贷款、护照和正式组织的会员资格。
审查与内容限制：中国国内记者不得对藏区的镇压事件进行报道。当局会迅速删除在网络上通过博客发布的此类信息，作者有时会受到处罚。
自从2014年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建立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信息办公室进一步收紧了对各类媒体平台的控制。多个信息来源说，安全官员经常关闭传播“敏感信息”（比如讨论藏语教育）的微信账户，并盘问账户持有人。许多信息来源还说，在西藏自治区几乎不可能注册一个推广藏族文化和语言的网站。
中国政府继续在一些藏族地区干扰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和汉语广播以及设在挪威的独立电台西藏之声。
据多个信息来源报告，青海省和四川省当局在许多藏区没收或销毁了“非法”卫星接收天线。除了保持对藏区出版和网上内容的严格审查，中国当局还试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查禁关于西藏的观点表达或信息传播。3月，居住在荷兰的西藏画家扎西罗布被强迫取消了原定在澳门画廊的一项绘画表演活动。北京当局威胁说，如果他试图进入中国管辖的地区，他们就会逮捕并驱逐他。此前，扎西罗布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一个画展中展出过他以达赖喇嘛为主题的作品。据罗布说，画廊负责人告诉他，一名中国高级军官说他已被列入黑名单并被禁止进入澳门，并建议罗布为了自己的安全离开香港。
互联网自由
与上一年一样，中国当局在动荡时期和政治敏感时期都会限制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手机和互联网服务，有时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例如3月的1959年和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周年纪念、“农奴解放日”、以及7月份达赖喇嘛的生日前后。此外，当地观察人士报告说，当局在发生自焚的地区中断了互联网服务，他们还说，当局威胁这些地区的居民，那些把自焚的照片、视频发送到藏区以外的人将被判处最高15年的徒刑。当网络服务恢复后，当局会密切监视使用情况。有大量报告称，当局搜查他们怀疑存有可疑内容的手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有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在用手机交换政府认为敏感的信息后即收到正式警告并遭到短暂的拘留和审讯。7月，西藏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得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立项批准，以完成名为“达赖集团网络反宣渗透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的重大研究项目。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部网络安全法，进一步加强了安全部门监督和控制网上内容的法律机制。一些观察者指出，该法律的规定，例如第12条，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藏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第12条把使用互联网从事的许多行为定为犯罪，这些罪行都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定义不清，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极端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公众利益”等等。该法律还规定为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可对互联网进行大范围关闭。藏区的公安部门已经多年采取这种措施 ，不过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月8日，西藏自治区报告说，新成立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西藏网络信息办公室一直在积极参与中国境内外的“西藏网络战役”。
在过去一年里，当局阻挡中国网民进入国外有关西藏的、批评中国政府藏区政策的网站。来自中国的有严密组织的黑客袭击骚扰了中国境外的藏族活动人士和组织。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近年来，许多藏族地区当局要求高等院校师生定期参加政治学习，特别是在政治敏感的月份，以防止校园出现“分裂主义”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当局经常鼓励藏族学者参加政府宣传活动，例如发表公开讲话支持政府政策。拒绝配合此类活动的学者难以获得晋升和研究经费。
在中国，公开批评中共西藏政策的学者会遭到官方报复。政府控制课程设置、教科书、其他教学材料以及具有历史和政治敏感性的学术书籍的出版。当局常常拒绝批准藏族学者出国开会和参加学术或文化交流。藏区政府经常禁止销售和传播他们认为有政治敏感内容的音乐。
5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高层领导鼓励学者保持“正确的政治和学术方向”，并举办了在习近平思想指导下“改善学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打击分裂主义分子”的会议。
按计划实施的城市经济增长、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非藏人涌入传统藏人地区、扩大国内旅游产业、强制重新安置藏族牧民和农民并使他们城镇化，以及削弱公立学校中的藏语教育和寺院中的宗教教育等多项政策继续破坏藏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并加快了强制同化的速度。
藏语和汉语均为西藏自治区官方语言。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共和商业标识使用两种文字。在官方和商业建筑内，包括银行、邮局和医院等，常常缺少藏语标识。很多情况下只有中文表格和文件。大多数官方发布的信息使用汉语，很多藏区公立学校的授课语言也主要是汉语。成都的私营印刷企业需要得到政府特别批准才能印刷藏文，但通常很难获得批准。
在西藏自治区少数几所公立小学继续用藏语教授数学，但自从2016年6月，观察者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官员已经把所有地区学校中的藏语数学课本换成汉语版本。观察者们还说，在西藏自治区内讨论这个议题的微信用户经常被安全官员光顾，并以散布谣言为理由而受到惩罚。
据多个信息来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传佛教寺院原来为当地儿童开办有20所藏语学校或学习班。在2015年出台《甘孜藏族自治州寺院儿童迁移规定》之后，当局强行关闭了其中16所学校，将学生转入政府办的学校。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文盲率（超过百分之30）最高，而全国的文盲率是百分之4到百分之5。尽管存在文盲问题，中央政府还是在2016年下令拆毁了喇荣五明佛学院（Larung Gar）的大部分。这所佛学院是藏传佛教最大的教育中心，是推广藏语和汉语文学的重要机构。据报道，中央政府还下令摧毁了同时讲授汉语和藏语的亚青寺，这是位于甘孜的另一个藏传佛教教育中心 。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尽管有文化和语言权利保证，许多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仅享有有限的、官方正式批准的藏语教学和课本，特别是在现代教育领域。
尽管在少数几所大学中开设有藏语课程，但中国的顶尖大学不用藏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少数民族学生和有兴趣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汉族学生设立的“民族”院校只在藏族语言和文化课程中使用藏语授课。在有技术和资格要求的、以就业为目的的课程中使用汉语授课。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即使在官方指定的“自治”地区，藏民通常也无权组织保护其文化遗产和独特自然环境的活动或在此类活动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藏民如果抗议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策或做法，常常会受到恐吓和逮捕。2015年，青海省安多藏区的热贡县当局下达了一个非法活动清单，其中包括“以藏族语言、环境和教育的名义成立的非法团体”。与上一年的情况一样，该地区的信息来源说，这个清单仍然有效，自清单发布之后没有成立任何新的团体。
据当地消息来源报告，7月，四川省和青海省西藏地区的许多寺庙和村庄接到官方警告，不准组织集会，包括不准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这些人士称，许多就读于各类民族大学的西藏学生接到指示，不准在3月（西藏起义日）和7月（尊者达赖喇嘛的生日）组织集会和派对。
在2015年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下令采取大规模行动驱逐学员并拆除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宿舍。这次驱逐和拆除行动始于2016年。据当地报道，截至8月份，当局将常住人口减少到5000人，并拆除了3000多所住房。在这次行动开始前，估计喇荣五明佛学院的人口高达三万人。自从2016年7月以来，当局已禁止外国游客访问该地区。8月，政府任命了一名该州公安局的现任领导担任喇荣五明佛学院的院长。
宗教自由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出行自由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境内出行、出国旅行、移居国外和返国的自由，但事实上政府严格限制藏人，尤其是藏族僧尼的旅行和迁徙自由。
国内出行：在整个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省份的藏区，所有藏人的出行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藏族僧尼。武警和地方公安人员在主要道路、城市、城郊以及寺院周围设置路障和哨卡，这种情况在敏感时期尤甚。身着僧侣服装的藏人在路边哨卡和机场会受到格外严格的盘查。
当局有时禁止藏人尤其是僧尼离开或进入西藏自治区，除非他们事先从多个政府部门获得特别许可。许多藏人报告说很难获得所要求的许可。这项规定不仅使外地藏人无法进入西藏自治区的宗教圣地朝觐，同时也阻碍了从陆地经尼泊尔进入印度的旅行。从西藏自治区境外前往拉萨的藏民也报告说，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交出全国身份证，并把他们的计划每天通知当局。这些要求并不适用于前往西藏自治区的汉人。
即使在西藏自治区之外，也有很多藏族僧尼报告说仍然很难获准前往其他寺庙接受宗教和传统的藏族教育，政府人员常常拒绝批准游访的僧侣在别的寺庙停留和修行。这项限制在西藏自治区实施得尤为严格，它限制了西藏佛教徒前往散布在西藏高原各处的重要寺院接受高僧指导的传统学习方式。
境外旅行：很多藏人继续报告说，获得新护照或者为现有护照延期非常困难。信息来源说，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士在申请中国护照时必须提供比其他中国人多得多的文件。藏人申请护照的过程可以长达数年，而且结果常常是被拒绝。一些藏人报告说，他们只有通过数额不菲的行贿才能拿到护照。藏人在出于宗教、教育和其他目的出访印度时仍然面临很大的障碍。
2016年，中国官员在青海、四川和甘肃的康区和安多藏区到持有护照的藏人家中没收了他们的证件。官方声称收集这些护照的目的是在上面加盖新的印章，但藏人怀疑在这个时机收集他们的护照是为了使他们不能参加一个的重要宗教仪式，即达赖喇嘛计划于1月在印度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2016年的其他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旅行社得到当局通知取消同期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行程。该旅行禁令据报被扩大到汉族的旅行者。已经旅行至尼泊尔并计划继续前往印度的藏人报告称，中国官员到他们的家中威胁他们的亲属，逼迫他们立即返回。消息来源说，明确的惩罚措施包括将家庭成员列入黑名单，这会导致他们失去政府工作或很难找到工作；将孩子从公立学校系统中开除；以及吊销全国身份证，使他们无法获得其他社会服务，例如医疗服务和政府补助。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大约7000名已经合法到达印度的藏人不得不返回中国而错过了2017年的时轮金刚法会，否则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9月份的新闻报道推测，为筹备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政府禁止外国人于10月18日至10月28日进入西藏边界；已经在该地区旅行的外国人则必须在此期间离开。
严密的边境控制大大限制了跨越国境进入尼泊尔和印度的人数。1月到10月，有41名藏族难民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加德满都设立的藏人接待中心经由尼泊尔转往印度定居。这一数字比前几年有所减少，2016年有120名难民在接待中心登记，2015年有89名，2014年是80名。
政府在敏感纪念日或敏感事件前后会对藏人出行进行限制，并加强边境控制。1月有报道说，成都、西宁和昆明的旅行社被禁止向藏人出售3月和7月出国旅游的套票，这两个月是西藏起义日（3月10日）和达赖喇嘛生日（7月6日）所在的月份。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进入西藏旅游实施控制，该限制并不适用于中国任何其他省级行政区。根据一项1989年出台的规定，外国游客在进藏前必须获得西藏自治区颁发的一份证明信。大多数游客是在通过正式注册的旅行社预订行程时获取这份文件。在西藏自治区内，外国游客必须由一名政府指派的导游全程陪同。外国人很少被批准由公路进入西藏。每年3月里的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前后，当局会禁止许多外国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这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外国游客前往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有时也会面临限制。
外国官员只有在获得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前往西藏旅行，他们的行程也只能由西藏外事办公室安排并有人全程陪同。除了少数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的旅行外，当局一再拒绝批准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申请（参见“表达自由”部分）。
自由参政的权利
按照法律，藏人和其他中国公民在某些地方选举中有选举权。但实际上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其公民参与任何有意义的选举。
自201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加强执行了村委会管理规定，要求参加任何地方选举的首要条件是“愿意坚决与分裂主义作斗争”，在一些情况下，这个条件被解释成要求候选人谴责达赖喇嘛。多个消息来源报道，尽管缺乏村民选举，但新任命的共产党干部还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取代了百分之90以上西藏自治区及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传统村落领导人。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度
法律规定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刑事处罚，但政府没有在藏区有效地实施法律。官员常常从事腐败活动但逍遥法外。年内有大量关于藏区政府腐败的报道，一些低级别的官员受到了惩治。
歧视、社会虐待和人口贩运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本年度没有经过证实的关于强奸或家庭暴力事件的信息。
强制人口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藏族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人比汉族人生育更多的子女。孕产妇死亡率和避孕普及率的估测可参见：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monitoring/maternal-mortality-2015/en/
歧视：对妇女参政没有正式的限制，很多基层政府职务都由女性担任。但在省、州级政府工作岗位中，妇女缺乏足够的代表。
儿童
藏区很多农村地区都实施了中国在全国实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很多村办学校和寺院学校关闭，包括小学生在内的很多学生被转入城镇或城市的寄宿学校。有报告显示，很多寄宿学校未能妥善照管年幼的学生。由于儿童离开了使用藏语的家庭和社区，这项政策也减少了学习藏族语言文化的机会。
据观察人士称，到11月，政府已经取代了拉萨“盲文无国界”的欧洲创始人，并接管了他们创立的盲人学生预备学校及与其相关职业培训农场。观察人士推测，这一变化是中国取缔外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广泛措施的一部分。
人口贩运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www.state.gov/j/tip/rls/tiprpt/.
民族、种族、少数民族
尽管2010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数字显示藏人在自治区登记的常住人口中占百分之90.5，但大量在西藏长期、中期或短期居住的汉族人口没有包括在官方数据中，如干部、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军队和武警人员及其家属等。据官方人口普查数字，藏人在登记的农村地区常住人口中继续占将近百分之98。
西藏自治区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移民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政府对经济开发的补贴政策往往使汉族居民获益多于藏人。在青藏高原上很多以藏人为主的城市中，很多小企业、餐馆以及零售商店都是由外来的汉族或回族移民拥有或经营。
观察人士继续对开发项目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侧重于使非藏人受益而表示关切，此类政策导致许多汉人和回民进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青藏高原各处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都是由其他省的大型国有企业设计和建造，这些项目都是聘用来自外省的专业人员和低薪临时务工人员，而不是招聘当地居民。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斥是各阶层藏人群体产生不满的主要根源。仍有藏人报告在就业过程中遭遇歧视。一些藏人报告说，和汉人相比，有意创业的藏人更难获得贷款和许可。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退伍军人被鼓励迁移到西藏。本年度，当局更多地限制接受外国资助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和为藏族社区提供帮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导致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中有益的非政府组织项目减少。
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将游牧藏人安置在城镇地区和新建农村社区的政策。帮助藏族贫困人口改善住房条件、医疗和教育是官方声明的安置项目的目标之一，然而牧民常被安置在乡镇和公路附近，远离寺庙，而寺庙是传统上的社区和社会服务提供者。政府还要求牧民自己承担很大一部分安置费用，这常常导致他们陷入负债。
尽管2015年的一份媒体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到了70%，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仍然由汉人担任，自治区内绝大多数县的党委书记也由汉人担任。在自治区内，安全、军事、财政、经济、法律、司法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最高职务仍然不成比例地由汉族干部担任。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9个藏族自治州中，有8个州的党委书记是由汉人担任。青海省有一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由藏人担任。当局经常禁止担任党政职务的藏人在寺庙公开敬拜或以其他方式公开从事宗教活动。
政府有关“亲藏独势力”的宣传加重了中国社会对普通藏人的歧视。很多藏族僧尼在寺外活动或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选择穿着非宗教服装，以免遭到骚扰。一些藏人报告说，全国各地都有出租车司机拒载他们，有的旅馆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方网站：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china-includes-tibet-hong-kong-and-macau-2017-human-rights-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