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盲人学者萨布利亚·坦贝肯（Sabriye Tenberken）创办了中国境内最成功的盲童学校，在西藏施教多年，也曾被中国授予“国家友谊奖”。如今，她和伴侣多年的努力正面对功亏一篑的危险。针对这些问题，她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
德国之声：20年前，您前往西藏，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盲童学校。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
坦贝肯：我曾在（波恩大学）亚洲研究专业主修藏学。大学期间，我创立了一种藏语盲文。我在1997年前往西藏，为了向当地政府和盲人们介绍这种盲文，同时也为了解当地情况。
我发现西藏有很多盲人–成年人和儿童，这和当地的高海拔、强日照不无关系……。当时，西藏还鲜有盲教活动，我开始为组织、进行盲教努力。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这些盲童可以在开始常规学校教育前先做准备，因此，我本来没有想建立自己的盲童学校，而是建立一种”学前班”。
那之后，我遇到了保罗（Paul Kronenberg，坦贝肯的工作与生活伴侣），保罗是荷兰人，他的业务背景与我很不同……。他对于我的倡议很感兴趣，我们一起在西藏成立了盲教中心。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让盲童获得自己解决问题、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让他们对比其他学生，在一些领域早一点”起跑”。
80名盲童在我们这里学习后进入了中国常规学校教育系统–小学、中学和大学。从全中国范围内看，和其他省份相比，我们在让盲童们融入社会、成功地融入社会方面做得最成功。……很多我们的学员获得了奖项，一些甚至能择校上大学，因为他们在高考中的分数够高。这是巨大的成功，如今这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对此我们非常不解。
德国之声：我们听说，您不得不离开中国，您创办的盲教中心也面临被关闭。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吗？
坦贝肯：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进入西藏，以便联络安排盲教中心的交接工作。而在（之前的）合同要到期3周前，我们得到了入藏证（前往西藏的旅行许可）。在西藏，官方不愿意接待我们，但我们坚持要和地方合作伙伴会面。……我们当时不理解当局的这种踌躇，并且一直感觉，他们在回避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非常享受与同事、学员和前学员们的合作。特别是那些我们曾经自己教授的学员们，他们如今都已经30来岁，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职业。电影《盲视》中的男孩Dachung–当时他只有14岁，是（电影里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如今经营着一家有近15名盲人员工的企业、三家按摩所、一个每天登台表演的乐队和一个盲文车间。
一切都显示，无论有没有我们的参与，为了西藏的盲人，这个项目都应该继续下去。然而当我们拿到要签署的合同时，我们惊呆了。这里面不是之前说好的政府财政支持，而是要废止合同。
其中写道：各类项目都将结束；我们的西藏合作伙伴将决定如何处理盲校不动产以及家具、车辆等；盲校学员将被分到相关残疾人中心；我们要放弃对于我们图片和书籍的版权；我们不能向公众提及我们在过去19年里所从事的工作。
这对于我们而言非常令人震惊，因为我们在上份合同中明确地加入这样的条款：如果”盲文无国界”和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停止合作，一切活动将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按照现状和现在的师资力量继续进行。由于西藏没有第二家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盲校，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为了盲人的利益，一切都将继续保持下去。
然而，我们没有预计到当地政府的虚弱无力，没有预计到他们并不真正支持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格言”让盲人变成残疾人前，让他们变得强大起来”(Empower the blind before they become disabled) 没有被作为要求接受。恰恰相反，现在他们要关闭一切，让盲童去那些阻碍他们可以真正融入社会的残疾机构。
我们一直以为，盲教中心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也将继续运转下去。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留不留在中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事的盲教活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培训的师资可以继续在那里施教。因为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
德国之声：在过去数年里 ，您的盲校曾在中国多次获奖。为何当局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您或者盲校曾经受到过来自当局的警告吗？
坦贝肯：没有，我们从没收到过警告。我们也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曾经受到过如此多褒奖的项目，为什么会被终止。
针对这个问题，存在几个猜测：
其一是，中国残疾人组织从北京方面得到很多资金支持，他们用这些钱建立了一些无人问津的残疾人机构，这些机构没有相应的师资，将盲人、聋哑人聚集在一切，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这些机构也没有为孩子未来融入学校教育、社会、职场做准备，孩子们就在那里呆上10年，没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机构一直空着，当局可能想通过我们中心的学员去填补这些机构。
其二是有关我们中心的楼房。我们在近20年前买下了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该楼。可以想象，这样的房地产在19年里大幅升值。……有一些当地商人猜测，这里可能涉及一起肮脏的地产丑闻。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要自己处理盲校不动产的条款耐人寻味。
其三是所谓的”西方教学方法”。但事实是我们的教学方法是有效的，那这种教学方法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更何况，这种教学方法是我们在西藏和这里的人员一起摸索出来的，西方根本就没有，因此对我们”过于西化”的指责非常值得质疑。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一直非常支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直认为该联合会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中国残联创始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现在的残联主席（张海迪）自己也坐轮椅，也是支持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怎么会让盲人去那些妨碍他们独立生活、融入社会的机构呢？
德国之声：近来，中国政府对NGO（非政府组织）的态度有所变化。您认为，发生在您和盲校的情况是否也与中国收紧对NGO的管控有关？
坦贝肯：确实，很多NGO面临麻烦，中国当局不希望其继续留在中国。然而这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盲文无国界”）本来也是要离开中国的，本来也是想要把项目交给当地人员、中方合作伙伴的。因此，这个新的NGO法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德国之声：对于拉萨盲校的孩子们，这些变动意味着什么呢？
坦贝肯：对于他们的未来，我比较悲观。这些变动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常规的教育系统，无法上大学，无法学习英语等……，而他们都是很有天赋，很愿意进入学校学习的孩子。
此外，由于我们的职业培训农场将被关闭，这让孩子们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选择变得更少。我认为，所有盲人都要学习按摩的说法非常错误，毫无道理。也有盲童希望当记者、当面包师、自己做项目等等。我认为，关闭这样一个为盲童提供很多职业培训机会的农场，是不负责任的。
德国之声：迄今为止，您得到柏林政府的支持或者打算支持的信号了吗？
坦贝肯：没有，毕竟这起事件还没有最终决定。……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涉及的不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关于中国的西藏政策，而是一个关于盲人的问题。
此外，很多德国外交官、欧盟外交官，也包括荷兰驻华大使，积极为这个项目奔走，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个项目在中国、世界都具有榜样作用，希望不要结束这个项目。这当然是好事，因此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
还有，我不也认为，这个决定（结束项目）是来自北京的。恰恰相反，我们得到北京向我们表达支持的信号。我认为，这是一起地方事件。……当地的残联此前根本就 没有注意到关闭项目带来的危险，现在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反对力量。这很好，应该让他们继续听到这种反对声音。
德国之声：您现在的个人打算是什么呢？如果项目保留，您还打算回到中国工作吗？
坦贝肯：当然，如果我们（萨布利亚和保罗）再次接到邀请，我们还会再到中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项目邀请，而这个不容易。
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西藏持续生活了12年，西藏是我们的一个故乡，就这样剥夺我们继续在那里生活的权利，不是友谊的体现。在中国，经常会提到”友谊”，我们也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此的对待，真的是友谊吗？ 我们等入藏证等了半年，到了西藏也一直不被接待，直到入藏证马上就要过期了，在最后12个小时里才能进行对话。新西藏残联主席上台后发生的这些和之前的良好合作形成鲜明对比，也完全不是友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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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