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中下旬，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蒙古共和国。尊者在蒙古访问佛教寺院，为佛教信众讲经弘法，还和科学家举行了公开对话。这样一次民间的佛教弘法之旅，仍然遭到了中国政府的竭力阻止和干扰。在2002年和2006年达赖喇嘛两次访问蒙古期间，中国政府甚至关闭了两国边境铁路对蒙古政府施压。今年的访问，据流亡藏人方面的消息，几年前就开始计划准备。中国外交部向蒙古政府发出措辞强烈的抗议，但是蒙古总统和蒙古最大佛教寺院甘丹大乘寺顶住了压力，使得达赖喇嘛尊者蒙古弘法之旅顺利成行。达赖喇嘛在蒙古弘法，其意义要从蒙藏之间悠久的佛教历史说起。
蒙古佛教证明了佛教慈悲心的伟大力量
蒙藏两大民族居住地相邻，但是高原地域辽阔，环境严酷。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派多达那布率军入藏，火烧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热振寺的五百名僧侣。那时，蒙古骑兵信奉武力，以残暴的杀戮在欧亚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们的马蹄。然而，1244年，阔端却遣使前往西藏，迎请萨迦班智达，要向他请教佛法。这是人类历史上野蛮民族的武力向另一个文明民族的精神力量俯首的又一个实例。当时阔端住在凉州，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年已六十多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小侄子，即八思巴和恰那，前往凉州，于1247年与阔端会晤。萨迦班智达为阔端讲授佛法，使得这位蒙古王子皈依佛教，从此，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
1253年，忽必烈会晤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萨迦五祖八思巴。八思巴本名罗卓坚赞，《元史·释老传》说他“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并简略记载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岁癸丑，（八思巴）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将佛教定为国教，并且免除喇嘛服兵役，赋税和驿马的义务。八思巴授忽必烈密教金刚灌顶，并为忽必烈创造蒙文新字。藏传佛教由此在蒙古广为传播，蒙古人成为藏人之外另一个广泛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
元灭后，蒙古佛教一度衰落，直到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佛教再度复兴。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见时任哲蚌寺寺主的索南嘉措，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简称“达赖喇嘛”。可见达赖喇嘛这个尊号始于蒙古人。索南嘉措则赠俺答汗“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 索南嘉措追封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自己则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建立了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索南嘉措之后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蒙古人，也是格鲁派世系上唯一的一位非藏人达赖喇嘛。
蒙古人引入藏传佛教以后，渐渐地成为一个全民族信仰佛教的民族，大乘佛教中显密双修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在藏人、蒙古人以及和蒙古人有渊源关系的布里亚特人中间流传，明显区别于其他佛教流派。蒙藏之间几百年的交流，使得两个民族在精神信仰、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方面有很多相似性，藏民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成为蒙古民族十分尊崇的导师和精神领袖。
二十世纪的佛教灾难
佛教是反对杀生，主张和平的宗教，却在二十世纪遭遇了几近毁灭的灾难，特别是流行藏传佛教的蒙藏，先后遭到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潮和外族政权的残酷镇压。
二十世纪上半叶，蒙古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政治上受斯大林控制。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苏联的指令下，蒙古政府没收寺院财产，关闭寺院，驱逐和处决佛教僧侣。僧侣们被迫反抗这一系列毁寺灭佛运动，遭到了更为血腥的镇压。1924年，蒙古有二千五百多座寺院，僧侣十一万多人，到1939年，蒙古境内僧侣减少至一万三千六百多人。两万多名僧侣被处决，其余的不是被逮捕，死于反抗运动，就是被迫还俗。很多僧侣死于狱中。1940年代，整个蒙古只剩下不到五百名僧侣，全国的寺院几乎全部关闭，蒙古佛教几近全毁，名存实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蒙古佛教开始在废墟中复苏的时候，蒙古约有一千名僧侣，只有境内最大的寺院甘丹寺对外开放。
在苏联和东欧集团濒临崩溃的八十年代末，蒙古佛教开始复苏。1988年2月，蒙古人民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决议，为过去遭受迫害的僧侣和信徒平反，部分寺院重新开放。1992年新宪法重申国家尊重宗教。这时候蒙古的藏传佛教处于十分凋零的状态，新一代的僧侣和信徒不得不远涉前往台湾和印度等地的佛教寺院学习佛教经典和仪轨。最近一些年，每年都有蒙古的僧侣和信徒组团前往达兰萨拉请法。
由于历史的渊源，现在蒙古三百多万人口中约有一半人信仰藏传佛教，绝大多数为格鲁派，尊奉达赖喇嘛为根本上师。达赖喇嘛在1979年首次访问蒙古，以后多次访问，讲经弘法。
藏传佛教在蒙古的遭遇，也发生在藏地。1958年，同样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四省藏区展开了以毁寺灭佛为主要内容，以促使佛教消亡为目标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寺院财产被没收，佛像文物等被盗运至内地，高僧大德被批斗，遭逮捕，有些当场死于斗争虐待，有些死于劳改和长期监禁，大批僧尼被迫还俗。这一毁寺灭佛的运动后来延伸到西藏中心地区，拉萨最为神圣的大昭寺、小昭寺和规模宏大的三大寺都未能幸免。这是佛教在二十世纪遭受的最大灾难，文革中这一灾难达到顶峰的时候，藏地的几千所佛教寺院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寥寥几座。
蒙藏的佛教复兴
就在蒙藏境内佛教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藏传佛教的一脉生命线却得以保存和延续了下来，这就是达赖喇嘛为首流亡藏人社会的佛教。1959年三月，达赖喇嘛尊者遵照乃琼护法神的神谕建议，秘密出走，安全到达印度，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流亡。十几万藏人僧俗追随他，形成了遍布全世界的藏人流亡社区。他们在匆忙离开家园的时候，带走了他们视之为最宝贵的佛像和经书。他们在异国他乡重建了寺院，培养了一代一代僧侣，完整地保存了藏民族的宗教、文字、艺术和文化。
藏传佛教四大派的法王，都出走境外流亡，大多数高僧大德都随之流亡，即使是在中国政府的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高僧，在活着出狱后，也尽一切努力出走。藏传佛教遭受的苦难，使得各派团结起来，公认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的共同领袖。藏传佛教在流亡之地迎来了一个兴旺昌盛时期，流亡中的各大寺院和家乡的寺院，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所以，流亡社会佛教的兴盛，是蒙藏佛教劫后重生的保证。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达赖喇嘛展开了他的蒙古弘法之旅。
《动向》2016年12月
（来源：李江琳博客：西藏：另一种真实）